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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题材的写作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古今中外莫不如是。 今天这个培训班，都是申报了要写扶贫攻坚题材的本省作家。扶贫攻坚是当下中国现实中最重要的一种现实。今天至少有两个促使中国可能发生根本变化的现实。一个面向农村就是精准扶贫。面向工业，就是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如果这两个目标得以顺利地如期实现，那中国势必会变得更加强大，中国社会也会更加公平。今年3月，习总书记参加了十二届全国人大四川代表团的审议，讲到四川扶贫攻坚的一些情况时说了一句话，那就是要用“绣花”的功夫。我们的文学要反映这样一种现实，更要下大力气，花大功夫。 我们四川作协推进“万千百十”工程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这一年多时间当中大家陆续创作出一些作品，还有人正在创作一些作品，取得了一点成绩。但要实事求是的地讲，这些作品与我们对这种题材创作的期待还有很大差距。现实非常复杂，非常广阔，也非常生动，但是我们的作品无论是在广度、深度、复杂性、丰富性这些方面都不够。这既是某一类题材创作的普遍情况，同时也是我们四川文学或者中国文学的普遍状况。就是不管我们写什么，尤其面对特别可能写出伟大作品的题材，一旦到了我们手里就会变得简单，变得肤浅，变得不够丰富。这就是总不能达到那种期待中的高度的重要原因。 我自己也在反复思考，我们的写作问题出在哪儿？ 我想这首先是一个认识问题。对文学来讲，到底什么是现实？大家平常是不是会略微地在文学理论上花点时间来厘清一下自己的认识？ 一般来说，对文学来讲，现实有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生活原本的样子。我们始终有一个错误的，不好的观念，就是我们觉得现实就在那儿，我们随便一眼就能看见，而且我们还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现实当中，所以——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地讲过——千万不要因此就认为我们对现实天然地就会有一个明晰的理解，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生活在某一种现实当中，就会对这种现实自然产生真实而深刻的体悟，或者是全面的观察与认知。 更何况，对于文学创作来讲，仅有第一个层面还不够，在文学中，这种现实，或者现实感是经过集中的，加工的，提炼的，也就是所谓典型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还需要一些美学上的准备，思想上的深化。但就我们现在的情形来讲，照实书写而不产生偏颇，不挂一漏万已属不易，而在艺术层面上如何使文体焕发出美学的思想的光芒，基本上还是力有未逮。 那就从第一个层面讲起吧。 首先，今天中国的农业已经不是传统一家一户的自给自足的农业。 今天的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土地流转后农村的生产关系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农业在国际上没有竞争力，就是因为它不是集约化的。过去我们人民公社也尝试过集约化生产，只是过去不叫集约化，叫集体化。但那种体制不是以商品化为最大考量，没有发挥出集约化应有的效率，所以农村重新又回到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但这个小农经济到了今天就面临着一个问题，这就是全球性的经济问题。宋代和清代早期的小农经济没有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全世界有那么多国家，我们没有参与全球性的经济大循环，农民生产的东西，除了皇粮国税，主要是自己使用，如果自己使用有余，在小范围内，乡上镇上赶个集，北方人叫赶集，广东人叫赶墟，四川人叫赶场，去做个小交换，这个交换范围很小。而且是自己确定价格，我带了一点儿白菜，你带了一点儿菜籽油，我们做一个交换，议价权也是在当时当地。但今天不行了，现代农业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定价权不在当地农民那里，甚至不在中国人手里。现在的玉米，大豆，小麦，这些主要大宗农产品谁在定价？美国的农产品市场在定价。 这就导致连丰收的概念都变化了，过去丰收就是今年老天爷帮忙，风调雨顺，没下冰雹，没有提前霜冻，没有旱没有涝，每亩地多打了二百斤粮食，这叫丰收年。但今天恐怕不是这样，因为今天我们参加了全球经济大循环，你多打了二百斤麦子，但在你这个麦子还没有上市之前，美国小麦期货市场就已经确定，今年小麦价格下降三毛钱，那你多打两百斤有什么用？多打两百斤麦子但是价格降低了，就不是丰收年了。也有可能今年少打了两百斤麦子，但是正好全球都少收了麦子，麦子价格一斤上涨了三毛，歉收年就变成了丰收年。今天我们常看到大量的农产品滞销，卖不出去，各种农作物烂在地里，农民都不收，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八十年代以前我们学经济学，批判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说市场经济是万恶的，他们宁愿把过剩的牛奶都倒进海里，也不低价卖给穷人，现在中国也发生了这种情况。今天的农村处在这种全球化经济的背景下，过去我们普遍观察农村的那种方式经验就不够了，不够了就要做学问，要懂经济学。但是，现在从我们四川作家写农村的作品中，很少看到这样的迹象和境况。 而且今天的农业也不光是农村和农民本身的问题，还有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过去农村电力不稳定，如果只点个电灯照个亮电力不稳定也没关系。但今天村里建了一个有十万只鸡的养鸡场，停两个小时电，那大热天里，养鸡场里十万只鸡就报销了，所以需要很好的基础设施。不光要有电，还必须是非常可靠的国家电网，那这种电网的建设，还有道路以及通讯情况的改善，算不算扶贫攻坚呢？过去农村有个小水电，电力不稳定，高兴了发一下电照个亮，不高兴了我们就回去点个油灯，没有关系。但现在我们要在乡村发展工业，旅游业，没有可靠的电力供应怎么行呢？没有畅通的交通与通讯怎么行?今天在农村，国家对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投入，尤其是在偏远山区，交通、通讯、电力供应的情况有了极大的改善。 所以今天我们面对这样的现实的时候，麻烦就在于，当我们总是自认为了解现实，每个人都以为我生活在某种现实当中，每个人都认为我对现实生活再熟悉不过，其实我们还依靠过去的经验在认识农村。今天的农业已经不是昨天的农业，不是在我们的文字里刚出现“田”，出现“麦”和“菽”这些字眼时的农业了。过于基本固化的乡村书写经验在中国大部分地方已经成为一种过时的审美经验。在我们作协扶贫的大田村，脱贫的最主要途径是改善水果种植业。四川盆土的农民栽培柑橘这种水果有多少年了?但现在的农民发现他们不会种柑橘了。为什么，市场上用传统方式生产的同质产品太多，这样的产品或者卖不出去，卖出去了也是很低的价格。这其中出现了两个现在单家独户的农民应付不了，应付不来的新的因素。一个是产品包含的技术因素增加了。要高产，要有新口味，要少用化肥农药的情形下又少受病虫害，这些都要有科技进步作支撑，以前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哪里顾得上这个？再一个，今天的产品营销也有一整套东西，品牌的建立，营销网络的建立，这也是小农经济无法达成的目标。所以，流转土地，引进公司来进行运作。运作好了，还产生另一个效益，即基于乡村优质的有机产品种养殖业基础上的观光农业的产生与发展。 这样的现实要求我们，要学会用另外的方式来观察生活，观察现实。而这种观察的方式是需要运用学术工具的。比如我刚才说现在乡村的变化这个问题，就涉及到经济学的问题，那么我们懂多少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到社会学的问题，就是社会的组织形态正在发生变化，社会自组织的形态，被组织的形态都在发生变化，而我们有没有学习和研究过这样的变化？被组织是什么呢？就是政府规定的，从上到下，县、镇、村、村民小组，一级一级。另外还一个自组织，也就是新的各种各样的产业合作社，各种各样的相同门类的技术协会，比如粮食作物、花木栽培等等。他们成立一个互相交流的社团，背后还有各种金融平台与技术平台助力，因为农民需要大量资金，也需要大量的技术咨询。我们今天的社会越来越组织化，越来越跟整个国际运作有关系，全球化不是一个骗人的话。就像刚才我说的农产品的定价权，四川种了那么多柑橘，今天柑橘什么时候是由中国人定价的呢？柑橘也是由美国人定价的，四川种了那么多苹果，苹果谁在定价呢？也是美国人，因为他们是大农场生产，产量高，品质稳定。他能左右中国这个最大市场。今天我们家里炒菜要吃点菜籽油，谁定的价？也是美国人定的价。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弄懂今天的农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景下运作、循环，那对不起，你看到的那个现实是不可靠的，你看到的是一个五十年前的现实，用五十年前的经验写今天的农村肯定不行。 所以今天中国为什么要做精准扶贫？当然这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与担当，要体现社会主义度的优越性，要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而不是一部份享受社会进步的成果。 但我们也要知道，助弱济贫，同时也是一种国际性的责任。在我们还没有进行精准扶贫之前，全世界已经有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机构，在世界不同的角落，在世界最贫困的地方，援助最贫困的人。援助又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道德理由？仅仅是一种宗教式的道德观吗？中国人对这种事理解得非常肤浅，把这看成一种佛教式的施与报的关系，什么人到农村捐点东西，就要把人组织起来唱感恩的心。要知道联合国对此早有规定，说之所以要由先进来援助落后，要由富裕的一方援助贫穷的一方，健康的一方援助的不健康的一方，这样的援助行为，是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中有两个巨大的考量，第一个考量是社会安全，一帮人很有钱，一帮人没有钱，一帮人过很好的生活，一帮人过不好的生活，这就会在两个不同的群体之间，不同的地方之间，造成歧视或者仇恨。我们不是要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吗？一旦歧视和仇恨发生就会造成社会不安全和不安定的因素，所以这是为了建构我们社会的共同安全。扶贫攻坚其实也是某种援助，国家的援助，社会团体的援助，个人的援助，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美好社会，符合现代文明的社会，那么这个社会有一个要求就是，公平公正。当一部分人享受很好的生活，一部分人还在过着刀耕火种，食不果腹的生活，那这个社会也不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这是一个社会伦理学的问题。 但今天我们大部分人没有这样的认识，如果我们还在带着一种施舍与拯救的观念去书写脱贫攻坚，那我们首先就失去了认知的高度。这个高度不是我们发明出来的，而是国际化的共同认知，联合国早就形成共识。联合国有难民署，还有世界开发银行，这样的机构的基本职责就是提供援助。所以今天我们写扶贫攻坚就两个套路，一个是遇到了多么大公无私勤勤恳恳的党员干部，奋不顾身，有没有这样的人？累死的人都有，当然有。但是只写这个远远不够？要么就是励志，这个人曾经多么穷，多么懒，后来经过扶贫干部的教育，很快脱贫致富。现在我们一到各地，地方政府就给我们提供这种材料，严格说来，这不是文学表达的真正对象，这是记者要写的东西。文学一定要有更深一步的发现，但这更深一步的发现，其实很难。一个最大的原因，“现实”两个字在这儿产生某种遮蔽。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理直气壮，我们就在现实当中，我们都在基层，我们周围都是老百姓，对不起，你这个观念错了。因为当今天的生活变得如此复杂的时候，一个非常偏远的山村里的几棵柑橘树上的果子能不能卖掉，能卖几个钱，这几棵柑橘树作为一个脱贫措施你把它栽种下去会不会真正帮他脱贫，其实不在于付出了多少辛劳，首先在于你懂不懂全球化时代的经济运行方式。 我们看到很多这种例子，某个地方种什么作物发了财，大家都跟风，都去种这种作物。很多时候农民种这种作物还是乡镇干部苦口婆心动员他们种的，因为听说这个东西市场好。但是什么东西一多市场就不好了，但是他们又不懂或不顾这个基本的规律。今天在扶贫攻坚过程中老是在做这种事情，我们也大量在书写这种事情，然后我们又在电视里看到农民砍桃树了，又开始栽另外一种树，树又不是今天早上栽了今天中午就可以结果，一栽几年。当然追究干部责任的时候我们说这叫决策错误，决策就是拍脑袋嘛，实际上就是知识储备不够，不懂现代经济学。我现在最怕看到乡镇的干部说我们又到哪个地方去取经，他们什么种植搞得好。种植搞得好是因为少才好，都去学，学了回来都种这个东西就不好了，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经济学道理他们不懂。 当然有的人会说，有些地方的农产品会出口到国外，比如安岳的柠檬就到了俄罗斯，但我们这个地方不行，我们这个地方的米就是我们当地自己吃。但重要的不是出口不出口，而是农产品的定价权，定价权不在我们这儿。我们虽然种得少，但美国今年玉米大丰收，那么中国种玉米的老百姓就糟糕了，美国今年大豆大丰收，那么中国种大豆的老百姓也糟糕了，美国今年的柑橘大丰收……甚至我们高端一点的市场就不卖当地的柑橘，而卖进口的美国柑橘，我们在超市里可以买到各个国家的水果，因为它的品质可能比我们本地的更好，因为他们用一种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大农场的生产方式。而我们这一家人五棵柑橘树，那一家人二十棵柑橘树，标准还不一样，口味、大小、色泽等感觉都不一样。人家一拿上市，整整齐齐漂漂亮亮，同一标准的产品，而我们是没有标准的产品，小农经济不可能有标准，也就不可能有市场竞争力。所以今天我们一个村上小小一颗果树，小小一棵农作物，已经不是一个单独的存在了。过去我们说农民有点懒，那我们扶贫干部让他改掉这个懒惰的习惯，不要让树旁多长一棵草，每泡尿都撒到果树下面，不要到街上乱撒，这就对了吧？肥水不流外人田，不行。因为背后有一条更大的经济规律在决定今天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这个三农问题，这是农村的第一个现实。 第二，今天的农村没有文化。 民国以前的传统农村有个好处，就是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从农村产生的，我们叫做耕读传家。那时候城里人都是小贩，开个旅店，搞个小铺面，绝大部分有钱人都住在乡下。民国时期大家挣了钱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买地，成为地主，置几千亩地，一万亩地。我们四川古代出了多少人才，都是地主家出身。家里没有几千亩地出不了这样的人才。苏东坡一家子怎么出来的，大家到眉山去做个调查；杨慎那一家子，他父亲当宰相，自己当状元，当时的新都杨家是什么状况？大家到新都去做个调查。都是大地主阶级，乡绅阶级，都是耕读传家，然后参加国家的科举考试。我们翻一翻中国历朝历代的文化名人，白居易、王维、李白……看一看有没有几个是出生在城里的？几乎没有，都是乡下的地主家庭，地主家才自己办私塾，办学校。所以过去的农村跟今天的农村不一样，中国的传统文化都集中在那里。 但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所有资源都往城市转移，资本、教育、人才……所以农村的文化，本在该急遽上升的时候却急遽下降，农村变成了一个没有文化的地方，不光是经济上的贫穷，文化上也更加贫穷，文化一旦贫穷，那么乡村就不光是经济上的贫困问题，也带来一种道德上的、伦理上的贫困，也就是道德水准严重下降。过去我们骂谁水平不高，文化水准低、道德水准低、算计，都骂的是城里人，说这帮人是最不行的，文化不高又自私自利，是小市民。但今天我们骂人就骂他是农民，过去可不敢骂人农民，但现在确实发生这种情况。所以今天乡村的贫困是双重的，经济的贫困是一重，还有一重是文化的贫困。 文化的贫困从费孝通先生等人开始写乡村经济，也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发生了。过去我们有些知识分子意识到乡村正在发生这样一个不好的变化时，就曾经试图想改变这种状况。比如梁漱溟先生，三十年代他们就曾在山东的一个叫邹平县做“新乡村建设”。“新乡村建设”就是，那个旧的乡村快不行了，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除了经济贫困之外还会变成一片文化荒漠，那怎么办呢？于是这些知识分子重新回到乡村，准备把乡村建成他们理想中的样子。可刚刚去干了一年多，抗日战争就爆发了，那个地方被日本人占领了，他们呆不下去了，所以这件事情也就无疾而终。后来我们四川还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晏阳初先生，巴中人，抗战回到四川也搞“新乡村建设”，他发现乡村的问题很多，贫、愚、弱、私，不健康，不卫生，一旦没有文化就连卫生都不讲了。所以他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这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当时不光中国人在进行“新乡村建设”，甚至连外国人也参与其中。有一个叫路易·艾黎的新西兰人在中国西北农村开展“工合”运动，“工合”也就是“中国工业合作社”，他当时担任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的委员。这个组织有点像今天的产业合作社，也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各种工业合作技术班，或者生产小组。比如大家都是铁匠，那么就不要一家一户单干，而是把周围的铁匠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合作社，共同提升技术，销售产品，但同时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学会组织，学会互相帮助。现在中国人有一点小技术就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拍个玉米粑粑都叫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不对。而这个合作社更重要的是要交流技术，五个不同的铁匠在一起你把你们每一个人的秘诀都说出来，我们把技术提高，提高技术后我们改进工具，因为技术会对工具提出要求，两三年后这个合作社里铁匠的技术就比周边的铁匠技术高多了，他们的产品就会有更好的销量，这些铁匠就发了财，然后又鼓励他们不要把钱存起来，用来买地，买机器，慢慢往机械化发展，工业就是这么来的。 我不知道大家研究过这些问题没有？知不知道这些事情？我想很多人不知道。这不是看不起大家。我着急的是，今天要写中国全面扶贫攻坚这样巨大的世界性的伟大工程，可以说这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旷世举措。但我们还是眼下这样一种精神状态，这样一种认知水平，怎么写出这样一个伟大的壮举？“巷有千家月，人无万里心。”这是唐诗中的一句诗。一个诗人到了古凉州，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但是，这个诗人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已经晚唐时代。那时，丝绸之路随着唐朝的衰弱事实上已经封闭。那时的人不再像盛唐时代的人那样雄心万丈了。不是“醉听古来横吹曲，一片雄心在西凉”了。今天我们很多弄文学的人，就是这么一个没有万里心的精神状态。以一个狭窄的萎靡之心，如何能写出一个伟大的时代？ 人类扶贫攻坚的历史其实也很漫长，只是那个时候不叫扶贫攻坚而已。不是举国行动而已。刚才说到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是来中国支援抗战的，当然他参加抗战的方式不是像白求恩那样当医生，而是在甘肃省这样的后方把中国农民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生产技术水平。凉山彝族的同志可能知道有个俄国人，叫顾彼得。顾彼得也在抗战时期参加过“中国工业合作社”，跟路易·艾黎等人做的事情一样，而且他更多时候是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先后在康定、凉山这些地方游历多。他还在凉山写过一本书《彝人首领》。后来，他到丽江组织各种合作社。他把纳西族的妇女组织起来纺织，十几户人一起成立了一个合作社，改变她们一家一户相互竞争的模式，互相把技术提高，攒到钱了买机器，用机器纺织的效率更高。还组织铁匠合作社。脱贫有两个目的，不光要挣到钱，还要让他们学会自我组织，自我提升，要学会跟他人配合、协调，要跟他人分享生产中的心得。顾彼得在凉山、康定、丽江一呆就呆了十几年，其中在丽江一呆就是七八年。他写了两本书，现在流传了下来。但他并没有写合作社，一本是写凉山的，前面说过，是土司传记《彝人首领》，这个土司叫岭光电，上过黄埔军校，很开明。还有一本是写丽江的，《被遗忘的王国》，丽江街头都有卖。 顾彼得除了做这种合作社的组建工作之外，他也研究当地文化，他为什么要研究当地文化呢？因为如果他不研究当地文化他就做不好合作社的工作。这个民族有什么信仰？他们为什么是这样一种性格？ 这就是我们观察现实需要进入的第三个层面，文化层面。 文化不光是唱歌跳舞，文化是民族心性、民族性格、地域特色，这才是真正的文化。为什么这个地方的人跟那个地方的人在精神气质，价值取向，行为习惯等方面都不一样？这才是文化。现在每到一个地方谈文化，我就开玩笑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干部讲文化，尤其怕旅游局的干部讲文化。旅游局的干部一讲文化就会烧一堆篝火叫几个帅哥靓女穿上民族服装跳舞，彝族就叫几个毕摩来表演油里头捞东西，藏族就叫几个喇嘛来吹号……而像顾彼得这样的人，他并不想当作家，他是帮当地人办合作社去的，但他觉得要把合作社办好，就必须把后面的文化问题研究清楚，因此才留下了传世的著作。迄今为止，中国多少人唧唧歪歪跑到丽江去，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写了多少关于丽江的文字，至今没有一个超过顾彼得，而顾彼得他不是一个作家。 今天我们这些专门从事文学写作的人，当我们的题材关涉到这些重要问题的时候，我们认真地想过这些问题没有？我们经常弄不清楚，为什么人家写的就好，你写的就不好？我们就从人情世故上去瞎琢磨，而不是从自已身上找原因。 原因在哪儿？原因就在这里：现实很复杂，而且会越来越复杂。就像我刚才说的全球化经济背景，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也就是现实有很多层面，如果我们学不会用越来越多的层面来审视我们的表现对象，审视我们文学面临的真正困难，如果我们认为只要写了某种题材就有某种正当性，只要写扶贫攻坚就很伟大，人家就会对我们青眼相加，或者人家就会像照顾贫困户一样，对我们写脱贫攻坚的人给予某种照顾，那当然就写不出好的作品。 当然对于这种题材的写作，政策上的照顾也是有一点的，也有应该的。但是我们要写出真正好的作品光靠这个肯定是不够的，而且我们四川有过教训。我记得5·12地震刚发生的时候，所有人都真诚无比，心潮澎湃，眼含热泪，冲动得不行，都要写地震，我们当时写了多少地震？有多少人想要写地震?当时在省作协八楼开会，大家对我有些意见，因为我说我觉得大家有灾民心态，觉得地震房塌人死，只要我去帮忙，只要我写了地震，我就是四川人，我就是地震灾区的人，我们就是灾民。当时大家都有一个下意识的心态，觉得只要写了地震，肯定所有刊物和出版社都会对自己敞开大门，说你写地震了，太伟大了，我们帮你。但后来，大家写了多少我不知道，也许最后出版的只是很少一部分，而且出版了的那些书，大家读过没有？有没有觉得好一点的？还有说了要得罪人，要让人不高兴的话，但还是要说，几乎没有。也有几部作品给我留下印象，一个是王国平他们编的《现在的我们》，但这个没有创作，是地震幸存者的口述实录，没有太多的加工，当然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加工。还有一个是东汽的工人自己写的，还写了两本，一本是受灾的，一本是救灾的，这个也有某种真实性跟史料价值。而那些试图把地震写成一部小说的作品，就让人完全招架不住，一个催泪弹加两个催泪弹，再加三个催泪弹，最后我们没有一滴眼泪。因为两三百个遇难者的遗体全都堆在坑里，就地掩埋发臭这种最悲惨的情景我们都见过了，还怕你的催泪弹？所以，并不是我们写了某种重要题材就必然能获得成功。写抗震救灾如此，写扶贫攻坚也是如此。 我们现在从政府到民间都非常重视扶贫攻坚，我们这些写作者，也跃跃欲试，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问题是，我们真的作好准备了吗？前几天我去了九寨沟，那里一个乡的土地几乎都流转到了一个公司手里，而且是跟农产品种植、酿酒和观光农业几项结合在一起打造，如果我们要写这样一种新现实，怎么写？它牵涉的面很广，牵涉到旅游业、制造业，当然它也保存了传统农业种养殖的一些基本方式，但每一种所包含的技术含量和以往的传统种植相比，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你怎么写这个现实？还有公司的组织，你知不知道一个公司是怎么组织的，有没有看过一个对公司这种社会组织的法律规定，它怎么组织，怎么运行，怎么监督，承担什么责任和不承担什么责任，这都是由法律所规定的，你读过一部相关的公司法律文本没有？这个公司要运用那么多新的种养植技术，你是不是试图对其有所了解？公司进行大规模生产后，产品的营销与品牌的建立就成了当务之急，你了解了深入了这个过程吗？如果我们只是基于一种原始的经验，原初的经验，生活当中给我们那种张家长李家短的经验去书写当今的乡土，那肯定是不够格的。 我们很多作者，说在农村吧，也并不真在农村，卡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地方，写作就被悬置，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虽然现在认识到这些问题可能有点晚，但是该补的学问，该补的意识，我们得补一补，怎么补啊？一个当然是我们真正地深入基层，不是想象，不是道听途说。我们去看看，去听听，去了解，去参与，去体验。而且生活有多个层面，也不老是贫困户，不老是几个乡镇干部，还有各种各样的人，社会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里不贫困的人又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那些基于商业利益投入到新农村改造当中去的人，他们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很多时候产业化的实现是靠这些人，是靠商业机构的介入。比如我认识的朋友当中，就有人在凉山种土豆，我们吃的豪吉鸡精，就是凉山土豆生产的，他们在凉山有工厂。我还认识一个企业家，办药厂的，也是在凉山种附子，就是乌头，专治跌打损伤的药材，几个村的人有了他这个企业的运作就活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这些企业的产品就能够永远行销于世吗？如果没有了以后，是否农村又返贫了，还是农民通过这个方式已经学会了开发出新的产品去主动跟工商业结合?这都是很复杂的，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所以今天的农村早不是那么单一的农村了，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作品写出来一看，哇，这是五十年代，刚刚农业合作化时候的农村，梁生宝进城那个时候的农村，柳青时代的农村，但现在早就已经不是这样了。 现实书写还有第二个问题。 文学中的现实就直接等同于生活中的那个现实吗？我们经常听见文学理论界在争论：“这个小说是不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真实？”米兰昆德拉就曾经说，小说至少有三个层面，一个是现实的，正在发生的层面，第二我们要把这个现实上升到两个更高的层面去交付审判，第一，要交给历史去审判，中国人更喜欢说我们交给时间去考验。那么我们今天写的很多小说很奇怪，当时还好，过一阵子就不能看了，我们在写作的时候能不能想到一个时间观念就是这个小说十年以后还可以看看？所以我们很多毕生在写作的人最后他没有书留下来，因为他每写一本书那本书在第一次印刷以后就消失了。要写得太好不容易，但每本书都写成只印一次就消失，要写到这么坏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大家不要嫌我说的话刻薄，文学本身就是很残酷的，怎么它就不在了呢，不是写了现实吗？所以米兰昆德拉这句话对我们有启发——历史的审判。 第二个层面是道德的审判，道德是最高的，刚才我讲的联合国关于援助的定义，也是出于一种道德。美国批评家布鲁姆说，好的文学要符合三条标准，其中一条叫“认知的力量”。一本写完就被忘记的书首先就是因为缺乏认知的力量。认知，一靠知识，二靠思想。知识就是文学本身的知识，关于我们所书写的对象的知识。思想只能从知识中产生，从对象的体验与认知中产生，不然就是网络语言说的那个YY了。 而且，文学光有这两个层面的审判还不够，还有第三个方面，美学的标准。还是那个美国批评家布鲁姆，他把这个叫做“审美的光芒”。因为文学之所以称为文学，有个最根本前提，就是一切都是从语言美形式美开始的，不管什么内容，必须从美好的形式开始，美好的情感开始。中文是这么富于表现力的一种语言，在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当中，它是最富有诗意，最具有多义性，也是象征、隐喻最丰富的一种语言，为什么呢？因为中文这种语言是从诗歌和散文发展起来的，在中国文学史中，小说出现得很晚，《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宋明之前几乎没有小说。而且当时也不叫小说，叫话本，也就是茶馆里讲评书的脚本，所以叫回不叫章。而且我们的四大名著中，某种程度上除了《红楼梦》好一点以外，其他小说里传达的观念也是很不好，比如《水浒传》，讲义气，救宋江。这个小说很多外国人不理解，说你们梁山泊的兄弟讲义气救宋江，但凭什么李逵从外面冲进去，一路砍杀围观群众，一路砍进去，背上宋江后又一路乱砍吃瓜群众？中国的老百姓就不该这么好奇，爱看杀人，这是中国老百姓的悲哀，但是可以被英雄好汉随便砍，这是中国老百姓更大的悲哀。外国人一看，这不符合人道主义啊。美国电影里不管真假，大兵看见小孩或女人就不会开枪，甚至宁愿丢掉自己的性命，在关键时候主角的内心会产生纠结。而我们的梁山好汉可一点儿不纠结，为什么？没有人道，没有人性，反人道，反人性。所以我们中国现在已经不止一个教授提出，不要给我们的小孩看四大名著，因为全是讲人性阴暗的东西，没有美好的东西。 我觉得他们说得非常对，老子道德经里有句话，“道失而求诸德”，为什么要讲德呢？讲道就很好嘛，很自然，很丰盈，但是我们人守不住，自己贱。德是什么呢？就是有人来定规矩，不要偷东西，不要杀人，不要无缘无故地羡慕别人，诸如此类，这叫德。道是一种非常自然美好健康的状态，守不住我们就来个德，规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但德还是守不住，所以“德失而求诸法”，也就是都告诉你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但你守不住，不干好事，偏要干坏事，那怎么办呢？只有用法律，用国家机器来约束，偷东西砍手，谋财害命就砍脑袋。法就是靠国家来运行，但法也有守不住的时候，就有不怕死的人，还是要犯罪，你说别人的钱不能拿，我偏要拿，不能买官我偏要买，那怎么办呢？那就办他，问题是执法的人也是人，执法的人也会被拉下水，给你一些别人的钱，干不干？你现在是监狱长，这次帮我们把这个兄弟捞出来下次你就当公安局副局长，干不干？干。一个是老百姓不守法，一个是执法的人也不守法，国家体制就崩溃了，国家体制崩溃了，那靠什么？靠义气，“法失而求诸义”，中国人最讲义气，但义气很糟糕，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一结义就只有他们三个是哥们儿，别人都不是哥们儿，只要我们三个不互相伤害，伤害别人没有问题。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在宋公明领导下聚义，我们一百零八个人不互相杀，讲义气，都是兄弟，过命的交情，但是一百零八个人以外随便杀。金庸的小说也讲这个，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也是一个反金庸的人，因为当一个文化只讲义气的时候，那这个文化就是土匪文化，弱肉强食的文化。扶贫攻坚是要全体好，而不只是少数人好，所以反的也是这个文化。在世界上你找到一个兄弟就宣布了另外几十亿人不是你的兄弟，在世界上你认为这个人是你的朋友的时候，同时就等于说另外几十亿人不是你的朋友。寻找朋友，寻找同类的过程也是寻找敌人的过程。美国有个批评家说，世界上的人有几种分类，穷人跟富人是一种分类，男人跟女人是一种分类，剩下的分类都很危险，信这种教的人，是这个族与不是这个族的人……有是，就有不是，有信，就有不信，是这个族是这个国，同时就不是这个族不是这个国。但是文学要获得一种普遍性，而普遍性就是要对所有这些东西有所认知有所超越。但我们确实很少在我们作家的作品当中看见这样的东西，或许我们压根就没有想过这种东西。大家喝了酒以后就喜欢说我们哥们儿要讲义气，我一听谁要跟我讲义气我就害怕，因为我估计有一天他就会拉我去杀人，杀别的不跟我们一起讲义气的人，而且一点心理障碍都没有。我对这样的事情是有警惕的。但今天很多所谓的专家讲老子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不讲老子对人性的深刻洞见和批评。老子也说过不正确的话，比如他说“吾有三宝”，说我们道家有三个宝，哪三个宝？“一曰勤”，当然很多中国人总是很勤劳，像蚂蚁一样勤快，这话没什么问题。“二曰俭”，说要节约，今天俭都有点不对了，因为消费社会你不消费，工厂的东西就卖不掉，手机老不换代怎么行呢？衣服老打补丁怎么行呢？老在家里做饭，一次饭馆都不去，你是不是想摧毁我们的服务业？这会导致社会整体经济的停顿，所以俭也有问题了。更恐怖的是他说了第三个，我们有些国学家还讲得津津有味，“不敢为天下先”，事事不出头，不革新，不发明，不创造，那怎么行？那些国学家总说国学好啊，好得很呀。国学有好的，刚才我说的最深刻的那种：“道失而求诸德，德失而求诸法，法失而求诸义”，这就是人的悲剧性。当然求诸义就完了，国家崩溃了大家都上梁山了，占山为王。四大名著里就有两本书都讲的是义气，《水浒传》，梁山好汉，其实都是土匪嘛。《三国演义》，另立中央嘛，都想当中央，乱打一气嘛…… 话题延伸得有点远了，再回到我们文学本身。刚才说我们要看清现实，光看清现实还不够，文学当中的现实还要服从另外的东西，尤其要服从美学原则，服从道德原则，服从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所说的历史意志？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历史意志是什么？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文明，共同进步。如果文学只需反映现实生活，如果就照生活原本的样子把它搬到小说里就行了。那还不简单吗？那你到一个贫困村去，住在贫困户家里，也不需要虚构，也不需要提炼，每天照实把发生的事情记日记一样记下来不就完了？每天住在一个村里就写日记就完了？我就记十个人，写村长，写贫困户，写第一书记，再写乡长，每天把他们的言行都记下来，再写县委书记打电话来询问情况，够了吧？然后还从新闻联播里头看到习总书记，还在关心大家，这是不是一种现实？很现实。但它能是文学吗？或者你直接拿个摄像机，或者就像警察布控的天眼一样，装上五十个摄像头，村口有，地里有，床上有，锅灶前也有，然后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都剪在一起，够现实了吧？还不走样，凡写都会走样。那它会不会是一部好的现实主义作品呢？大家肯定会说不是，那什么又是呢？ 从现实到文学中间确实需要完成一个巨大的跨越，就是真正的现实到文学的现实，也就是从一般的真实，生活的真实到艺术的真实，这之间会发生什么变化？那么我想，最重要就是昆德拉讲过的三个标准。所以你写的这个东西，第一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第二我们要用道德的眼光来看。道德就是我们要用比“义”高一点的标准来衡量，如果现在中国社会还是一个讲义气的社会就不是一个法治社会，至少我们的期待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比“道”和“德”低一点，但是比“义”要高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要讲老子。刚才我还讲了联合国对援助的定义，如果联合国的工作人员来，我们还把村里小学校的学生赶到操场上给他唱感恩的心，还配上哑语手势，那么这个官员可能会不自在。但我们中国人很坦然，他觉得他就是来送温暖的，这就是道德感不够，或者说没有道德感。有道德感的人会认为，扶贫济弱从来都是一种社会义务。但今天我们还在把这些人当作救星在写，这就是问题，而且是非常大的问题。 那么怎么办？那我们就要放开眼界看一看，中国以外，国际上也有很多写农村的作品。我们自己称我们的国家叫发展中国家，而国际上有另外一个定义，叫后发展社会。后发展社会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相比英法德美等发达国家来说，我们发展的进程是后来才有的。 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工业发展初期阶段，农村比较贫困，然后慢慢建立城乡的平衡机制，来改变农村的贫困面貌。达成这种平衡，他们也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如果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那么这个过程已经有三百多年了，而我们才刚刚开始。那么在这三百多年的进程当中，西方文学史里其实就有很多书写城市化进程对农村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当然他们不叫扶贫攻坚。那么大家有没有读过类似的作品？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就麻烦了。因为人类现在在共享社会的共同进程，共同构建社会进步与公平的经验，他们在书写这些经验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成功了，有些地方也失败了。成功的东西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英国就有两个作家，书写英国从工业化导致农村破产，以及城镇化的进程。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其实就是写一个农村姑娘进城当保姆，遇到主人不够好，但为什么这样一个小说会成为经典？还有一些外国作家，作品中也表现过这个进程。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的弗拉迪斯拉夫·莱蒙特，写过一个四卷本的小说，标题就叫《农民》。美国的斯坦贝克，是个战地记者出身，后来他写了一部反映美国中西部农业的作品《愤怒的葡萄》，也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在现代经济农场运作的情况下，如果回头去读中国小说，那就有周立波的小说《山乡巨变》，柳青的小说《创业史》，一直到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艳阳天》《金光大道》被证明是失败的，写了一个错误的方向，但失败也可以给我们教训。要保证你书写的现实是真正的中国故事，中国经验，同时也是整个人类进步的历程。 我们身边有两本大书，一本是现实的大书，一本是文学的大书。只有这两方面的功夫都做够了，我们才能写出一部好的作品，不然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也殚精竭虑，也白发搔更短，但写出来的东西跟我们的期待有距离。还有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大地》，写的是中国农村，当然是写中国破产的农村，但为什么传统农村会破产，研究一下也很好啊，这也是一部得了诺奖的作品。大家如果有兴趣还可以跟费孝通先生的人类学著作《江村经济》对照起来看，那是一个理论性的东西，可能更有意思，因为其中写到那个时代的农村传统手工业面临工业时代机器化生产的挑战，如何自发地转型求生。所以我们如果只是觉得题材正确，而无须多下功夫，就能写出一部优秀的作品那我是不相信的。 我经常接到各种各样的信，有一种信很有意思，有一个人说，哎呀，你来采访我嘛，我的生活经历太丰富了，如果你按照我的生活经历来写，你一定能再写一本好小说。然后他就写了一个大致的情况，我看了觉得这个生活经历很平淡，因为他整天生活自己的世界里头，不知道别人还有更复杂的经历，他谈了三次恋爱，他不知道人家都谈了三十多次了。最多就是楼上一个瓦片掉在面前，他就觉得他经历了巨大的生死考验。文学也同样需要更宽阔的视野，没有比较，就觉得自己写得好得不得了。文学是一个知识谱系，有了谱系就能进行比较，跟谁比较呢？跟一本一本的书比较，跟一个又一个的世界进行比较。我们一旦进入了文学这个场域，其实就是参与了一个全球的文学对话。今天的农民种一棵柑橘都要受到全球市场的影响，何况是文学。早在几百年前，歌德就预言过世界文学的来临。歌德的意思是说，在他那个时代，人们还可以分别地讲德国的文学，法国的文学，可以不知道遥远的印度的文学是什么模样，也不知道遥远的中国文学是什么模样，但因为世界在前进，有一天世界文学的时代一定会到来，他就此命名了世界文学。今天我们经常讲世界文学，第一次提出“世界文学”概念的人就是歌德。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文学的时代也真的到来了。 今天我们发表作品不光要在当地比一比，在四川比一比，中国比一比，还要在世界上比一比，我们进入任何一个领域都是如此。我们中国农村的问题，早就有人在写，如果我们不向外国文学学习，中国文学还真没有这个经验。关于农村与农业现代化的经验，社会转型的经验。城镇化时代、工业化时代、全球化时代的农村，正在发生巨大变革，人口在迁移，产业形态在发生巨大变化的农村。但是这样的农村，英国从工业革命开始就出现了，大家学过历史都知道，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纺织业刚刚兴起就出现“羊吃人”运动。因为英国气候不好，它的纺织材料是羊毛，资本家发现羊毛值钱的时候就在乡下买土地，把耕地变成牧场，放羊，所以农民大量失去土地。农民失去土地怎么办？资本家说那你到我的纺织厂来打工嘛。英国大量的土地变成牧场，是为了配合它的纺织业兴起，这是第一波工业占用农业土地的运动，英国人发明了一个词叫“羊吃人”，“羊吃人”运动就这样开始了，然后乡村的规模不断缩小。 但更重要的经验是拉美作家带来的，一提到拉美作家，很多人就知道个《百年孤独》，其实拉美有很多作家。拉美经历工业革命时代比我们早，当我们还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搞政治运动的时候，拉丁美洲很多国家GDP的平均收入水准大概就达到或接近我们今天这个水准了，比如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因为他们资源丰富，但是他们后来很快就跌入现在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再往上就很难了，今天中国要克服的，也是这个困难，今天中国做扶贫攻坚其实就跟这个也有关系。拉美没有像欧洲一样成功使农村转型，以至于墨西哥和哥伦比亚这些地方前些年农村还有反政府的游击队，就是因为工业把农民的土地剥夺了，但后来工业又不景气，又没有给农村转移的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岗位，使他们陷入了比过去更严重的贫困。有一个伟大的拉美作家，胡安·鲁尔福写的《燃烧的原野》，就写的这个事情。我们是后发展社会，我们不但比欧美后发展，在某些社会阶段，因为我们中国走了弯路，甚至比南美很多国家都要后发展。阿根廷、墨西哥、巴西等国家，虽然他们没有成功，但至少他们经历过这个阶段，他们在大概70年代的时候就达到了我们十来年前的发展水平，只是他们后来长期停滞不前，而中国还没有达到过，所以中国人不要太骄傲。我去墨西哥考察的时候，发现墨西哥从小学开始到读完本科不要一分钱。我在墨西哥超市买东西，发现有几个价钱，他们就说因为你是外国人，就要出全价。一瓶水两块钱，当地有人就亮一个证，三毛钱，有人亮个证，八毛钱，就是一些生活必需品，都会根据不同的收入来规定不同的价格，差额部分国家买单，他就不用出那么多钱，他们国家的社会保障比我们完备多了吧？但是现在要在中国人面前说墨西哥，很多人就很不屑，我们连美国都不在话下嘛。不是这样的，一定要放开眼睛看世界。 推心置腹地跟大家讲了那么多，总之现在我们的情况并不是那么乐观。 尤其写扶贫攻坚就跟当年要写地震一样，好像具有一种道德优势，题材优势，觉得天然地会引起某种重视，这种情况在文学规律当中并不存在。我们之前那么多人要写地震，但我们期待的所有人都对我们敞开怀抱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更何况地震还只是在你这儿有，别人那儿没有。扶贫攻坚现在是全国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国际组织还有那么多人在非洲，在阿拉伯地区也都在做类似的援助，甚至还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出生入死，只是他们不叫扶贫攻坚而已。这是一个全球化的，追求社会公平的行为。我们每年办的培训班也都在讲这个问题，去年我们“万千百十”签约作家培训班还选了个很好的节点，十九大开幕。但在我个人的想法当中，并不是想跟政治保持一个密切的互动，而是想让大家确实觉得现在的小事情都是大事情，现在任何一个局部发生的事情，是跟全国的、全球的局势紧密相关的，不但是与现实紧密相关，也与文学紧密相关。 今天，世界文学已经成为一个现实，如果我们要进入文学书写，在我们前面的目标当中，就已经包含了世界文学最成功的那些作品，我们要写扶贫攻坚，写新的农村的社会矛盾，或者社会矛盾的解决方法等等，在中国文学当中就少有经验可以借鉴。要我们自己学习，要我们自己具有创新精神，要有雄心写出从前没有作品。为了达成这样一个目标，深入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学习也是非常重要的，二者缺一不可。扶贫攻坚是一个划时代的壮举，小里小气的人写不出这种伟大。深入生活是向具体的实践学习，文学的借鉴是向人类共有的经验学习。如果不是这样，我们靠什么来完成我们的书写呢？当然，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悟性，像达摩面壁一样，自己坐在那儿，使劲儿想想想，就能想出一个东西来，这个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很小。我们现在是一个知识共享、经验共享的时代，我们需要回溯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比我们先经历了这样的社会变化的这些国家的人，他们是怎么对待和书写当时的那种现实的，当然他们也不总是获得成功，但他们在什么地方是成功的，什么地方是失败的，我们都可以总结。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味膜拜，我从来都没有这样的读书心态。我最怕别人问我你最崇拜我哪个作家。我说我要有一个一直崇拜的作家那我就不写了，那就找一个人崇拜就行了。正是我对很多作家也喜欢，但是不够崇拜，我觉得我还可以在他们上面增加一点什么，这才使我的写作产生意义。都崇拜那他就成神啦，你烧香磕头就完啦。文学是要把我们解放出来，要把创造能力与探索能力创新能力都最大限度释放出来。 这个班一结束，各位就要回到自己的工作中去，回到自己生活的地方去。 新的现实已然展开，巨变的中国的现实已然走在我们的前面，照理说，作家的思想应该在现实的前面一点，有点超前，有点预见。但如果以前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至少，向生活学习，深入巨变中的现实与人，这是我们写作扶贫攻坚题材一个必须夯实的基础。如果我们不能做一个预言家，那也应该是一个巨变时代合格的观察者，合格的记录者。早在十九世纪，西方的文学理论家就指出，现实主义文学首先要“研究现实”，同时提倡“现实主义的文学的任务在于创造为人民的文学”。 扶贫攻坚正是一种“为人民”的伟大现实，那我们提倡的“为人民的文学”就更应该树立起一个更大更高的目标。我们要力争创造出与这个伟大时代，与扶贫攻坚这个伟大现实相匹配的伟大的文学。 祝大家创作顺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