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顶一片天》，王可心著，文汇出版社2017年5月第一版，35.00元
    在描写小人物的欲望时，小说家的笔调节制而不加粉饰，这种笔法让我想到了福楼拜，也想到美国的女性小说家奥康纳。
    读王可心的这本小说集，让我想到前几年看过的一部阿根廷电影《荒蛮故事》——六个小故事，六种人生绝境，串连起一幕世间辛酸又粗粝的风景。
    《头顶一片天》里的五个中篇小说也是一片荒蛮意味，由卖肾到护子而杀人的父亲，替人顶罪入狱终至无家可归的长兄，与青春期女儿死都无法和解的母亲，深陷婚外情欲泥沼、或长期忍受歧视与家暴的人妻。这些普普通通而又活得惊心动魄的人物，在作者笔下构成了这个社会某一部分的日常，或许我们很难看见这种日常的“受难”，或者身处于其中而并不自察，甚至察觉了也并不朝那暗黑之处多看，然而他们和她们到底存在。
    这些存在者有一个大致相同的命运谱系，他们不如意，挣扎而毁灭，仔细来看，他们处于大致相同的社会层级之中。他们的“受难”有命运的偶然性，但更多地映照出他们所处的环境如同荒漠般让人难以忍受，同时也激发人的“原始”之强力。这些人物无一不作出了大胆的决定，同时为这些决定承担代价。
    一个问题是，为何在这个日趋富足和稳定的世界里，还有这样的荒蛮故事存在？它们是怎么起因，又该如何收场？无论如何，这些故事唤起了我们的同情。那么，一定是我们身处的世界还存在着边缘地带，难以言说，而其中的人们想要改变命运，唯有铤而走险。
    《头顶一片天》和《乐园东区十六栋303室》两篇小说中描写的“西山”就是这样一种边缘地带，西山是“吉林市最穷的地方”，被折叠到最底层的空间。杨八想让他的儿子考大学离开这里，陆大壮通过替人坐牢的方式，让家人得以离开。离开是唯一的出路，然而离开的过程异常艰难。像杨八夫妇、陆氏兄弟这样的人，除了提供廉价劳动力以外，仅有另外一种剩余价值，即身体——器官。杨八在电线杆上看到了求购肾脏的广告，从这一刻开始，他就落入了一个美梦与噩梦交织的陷阱。同样，陆大壮的顶班坐牢也是用身体去交换生存境遇的改变，但出狱之后，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却再度从这个交换的结果中被排除了，无家可归，最后还是这个地方接纳了他。小说结尾处，陆大壮独自躺在西山的岩石上，想起了童年，弟弟、暗恋的女孩以及母亲，这一场景让人想起哈代的《荒原》中那片高地，令人痛心。
    这两个男人都遭遇了悲剧，但在这样的悲剧中他们自身究竟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我很欣赏作者恰到好处的心理描写，在多数情况下采用了半限制性的视角，人物的内心活动处在一种半开放的状态之中，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由“主体”到“客体”的转变颇有意味，在故事中，杨八是个被侮辱与损害者，然而与小说集中的其他小人物一样，他们作为受害者，与施害者分享着同一个逻辑。杨八之所以要去卖肾，是因为在他的想象中，用自己的身体（低成本），可以换来某种高收益（十五万），这种自我商品化和投机的冲动，赋予了人物心理深度的可能，是交换与售卖的行为中的“自由选择”权构造出人的主观意欲与情境，当杨八反复考虑这一行为的起因与结果时，他就成为了现代文学中有深度的人物，他所面对的种种问题的复杂程度，与他的心理状态的细微程度是成正比的。而他唯一没有预计到的是，从自我商品化的逻辑中，能推导出一切方面的重新估值，他视之为“天”一般重要的儿子，竟然也落入到了这个逻辑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头顶一片天》的现实性和由此而来的感染力非常强，这可能就是它被改编成艺术电影并屡屡获奖的原因。实际上整部小说集里充满了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与人物，可以让我们重新感受到小说叙事所带来的冲击与感动。文学是需要想象力的，想象力取决于作家的再现能力，取决于对生活现实的理解和多层面的遴选，在这一点上，王可心是非常敏感而准确的。
    这个小说集里的另外三篇作品以已婚女性为主角。《亲亲，我的宝贝》描写一位精疲力尽的母亲丁大露，她的女儿任小米是“问题少女”，丁大露在女儿身上寄托了许多希望，然而女儿却一次次不合作。为了和女儿和解，母亲想尽了办法，不如意的生活最终吞噬了她的生命。另一个故事《春天里》，保险推销员何梅英，长期忍受着家庭暴力和歧视，一个偶然机会得到了叔嫂留下的孤儿，以及一份价值不菲的保险金，因为贫穷，她的生存欲望压倒了一切。她企图用一个骗局来换得生存的尊严，然而也许是母性拯救了何梅英，最终她失去了钱财，也放弃了出走，而选择了留在孤儿身边，发生了小说集中唯一亮色的逆转。
    纵使如此，仍然很难想象作者用这么“平淡而近自然”的笔调，来描写家庭中的暴力，仿佛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女主人公在暴力之中仍然继续工作。在这些涉及情感和日常生活处境的故事中，很少煽情。这三个女性，如果再加上《乐园东区十六栋303室》里的铃铛，可以构建出一种女性现实，即被贬斥了的女性现实。
    可以看到，这些小说中没有什么人的行为得到了重点渲染，在描写小人物的欲望时，小说家的笔调节制而不加粉饰，这种笔法让我想到了福楼拜，也想到美国的女性小说家奥康纳。
    出生于印度的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曾经提过一个重要的问题，底层能否言说？这里的底层并非仅仅指向经济学意义上的穷人，也指向在各种权力关系中的被剥夺者、被操控者和失语者。小说的一种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还原各种各样的言说视角、权利和后果，而一旦做到了这一点，你会发现它的力量，甚至让我们希望在这些沉甸甸的故事面前掉过头去，然而又忍不住要去一读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