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文学，我是想的时候多，写的时候少。每天写，日产几千字甚至上万字，对我而言，那是疯了。近年来我只写短篇，满负荷工作，一年最多四五个。大量的时间是读书，还有，乱想。 有一种迹象：为人不谈《红楼梦》，纵谈诗书也枉然。不谈《红楼梦》似乎已开不了口。好吧，我也来说几句。我奇怪的是，那么多人吃红楼饭，或者喝红楼茶，可为什么多考据，却绝少有人从写作学角度去研究红楼梦呢？谁写的，谁批的，谁续的，那是几百年前的事，大概永远也搞不清，是不是正因为有乐趣，无风险，才更令人趋之若鹜、乐此不疲？但我觉得，把红楼梦研究搞得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好玩是好玩的，但意义不那么大。一部伟大小说摆在面前，为什么不多研究它好在哪里，我们可以如何借鉴？作为一个写小说的，我更关心这个。 就说大观园吧。它是女儿国，是谈情说爱、拈酸吃醋之园，也是勾心斗角之地，但它不是空中楼阁，不是无所凭依的雾中楼台。元春是大观园建立的缘起，也是它上方的悬索，差不多就是命悬一线的那个索。大观园是相对独立的，但应该注意到，它同时却也通过几座“栈桥”，与外界相连。大观园富贵温柔，莺声燕语，但这几条与外界的通道，几次与外界的来往，却是大观园存在的社会基础和社会背景。袭人从大观园回家，她的平民之家与大观园形成了通连和对比；晴雯被驱逐出园，那一番惨景，与袭人的家境一起，构成了环绕大观园的市民社会。这是近景。刘姥姥的三进三出，出尽洋相，却巧妙地为大观园布设了当时农村生活的远景。 元妃省亲让大观园和天家相接，袭人晴雯连接了市民社会，刘姥姥通向了农民农村，傻大姐捡到的“妖精打架”则暗示了不明确的更多隐秘通道。所以大观园不是全封闭的，它是活的。作者开的这几个门，通天达地，大有深意，也极尽巧思。 所以可以浓缩和象征，可以建设缩微景观，但是，它得透气。有气才活。 小说要塑造人物。可我们为什么轻忽了外貌描写呢？你要表现性格，外貌难道不是性格之表？哪怕表里不一哩。我们希望人物立得起来，希望他走进人心，那给他个外貌，有的时候简直就是前提。姑娘小伙相亲，讲究眼缘，第一眼看的啥？还不就是外貌？生活逻辑也是小说逻辑。姑娘小伙很有道理。 “脸谱化”当然不好，但没有脸恐怕也不好。一个面目不清的人，在小说里晃荡，这是现代派的路数，我也干过，我的小说，有主人公通篇没有名字。但是对所谓现实主义的小说，外貌有大用。京剧的脸谱，忠奸善恶，阴鸷豪爽，虽说简单化了点，其实也便捷。 小说家需要有画静物的能力，但小说从整体上说并不是静物。小说要动，灵动；小说人物也要动。要写好人物的性格，让他遇到事件、经受考验是个好办法，有的时候还要对他施加压力。要写水面，可以扔个石头；写锣鼓，最好去敲几下，“偷来的锣鼓打不得”，但小说家要会敲锣打鼓，能敲出花式更好。人家搞古董的经常在电视上示范，看瓷器是否有裂，用指关节敲敲，这一招连假专家都会的。只会用眼扒着看，何其笨也。 一个人，面对饭桌：拿起一根筷子，用力拗断，筷子的结实度，人的力量，都出来了；拿起一双筷子，啪的拗断，这是情节，有意思了；抓起一把筷子，用力拗，双臂肌肉凸起，面红耳赤，但筷子不断，这里头有哲学了。 好小说大多有一点哲学。有的时候，素材中自带哲学，另一些时候，哲思早已在跑在前面，等着材料围拢过来。这都没关系。但形而上是重要的。 《七层宝塔》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这篇小说对我来说是个异数，它本不在我的计划之内。某一日，我们去参观“农民新村”，看到那些目前尚还是农民的“新城市人”，我突然心中一动，觉得可以写个东西了。我想了一年多，终于找到了小说的 “关节”——我称之为小说的“腰眼”；真正打字，也就半个月，很顺。事后回想，写出这个东西是有因缘的：我17岁之前生活在小镇，我熟悉那里的人和事；我大学学的是农田水利；我的妻子是水利专家，专业是城镇规划，她难免回家跟我叨叨……这些都是准备。一堆柴火，只需要一根火柴。 2018年8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