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文轩   《远去的灵魂》插图 张怀存 作  《远去的灵魂》插图 张怀存 作 我们谈论当下儿童文学，无疑要正视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冲击下的文化环境，成人社会充斥着利己主义的成功学气息。 儿童阅读的影像化和娱乐化倾向，浅阅读和应试阅读日益成为青少年文学阅读难以回避的问题。 儿童文学如何在新的社会语境中直面被功利主义和大众娱乐侵蚀的成长环境？儿童文学的成长叙事如何穿越新的媒介表达方式抵达文学性和审美性？儿童文学作家如何通过笔下的成长叙事对抗当前功利主义的浅薄和平庸，从真的必要性、善的滋养性和美的可能性等角度丰盈中国儿童的精神和情感世界？曹文轩儿童文学创作在美善的意义上为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建构性的品质。 长江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曹文轩朗读本”系列丛书，是曹文轩亲自选编的8本中短篇及长篇节选的优秀作品集，文笔纯美典雅，叙事饱满充沛，情感真实感人，配以著名播音员的精彩朗诵，分别从成长、精神、生命、哲理、情、趣、美、善等八个不同主题呈现了曹文轩丰富多彩的精神及文学世界。 谈论曹文轩这套朗读本，是多维度解读其儿童文学世界的一个契机。“听书”——“朗读本”是从作者众多的文本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作品，在文学性、艺术性和思想性等方面都充分体现了曹文轩儿童文学创作的特质。 李东华：“听书”这种形式近几年颇为流行。“曹文轩朗读本”每一篇作品前面都有一个二维码，这样的设计，使读者可听可看可读，为文学作品更广泛的传播探索了一种新的形式。我在这套书的发布会现场，聆听过央视著名主持人李潘女士朗诵的《草房子》里关于“秃鹤”的一段，那种用声音的低沉与高亢、甜美与冷峻，用节奏的强弱疾徐来诠释和呈现人物形象、故事和情节，有着不一样的魅力和感染力。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儿童文学的诸多体裁中，长篇相对最受市场青睐，短篇作品因为其篇幅短小，很难以单行本的形式独立出版，这对短篇作品的传播形成了很大制约。这些年，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一出手就写长篇，很少从短篇开始，应该说和传播受到制约这一点有着很大的关系。“朗读本”这种形式，可以把短篇的这个短板变为优势，因为对于功课繁重的孩子和忙碌的成年人来说，可以利用各种零碎的时间，听一个短小却完整的故事。回到这套书，回到曹文轩的创作本身，很多读者和专家会提到《草房子》等一系列长篇小说，但其实他还有100余篇的短篇小说，比如收录在这套“曹文轩朗读本”中的《沉默的田野》《远去的灵魂》《甜橙树》等众多佳作，在我看来，他所建构的文学大厦，其实是由上述诸多精粹的短篇，作为他坚实的文学基座的，甚至我觉得这些短篇比他的长篇更有力量。 郭 艳：“听书”是一种历久弥新的叙事方式，尤其在影像文化大行其道的语境中，“借古”也是一种创新。中国古代文化历来对听觉感知高度重视，用“听”来指涉更为精微的感知，比如“听戏”的说法就非常形象地表达了听觉在艺术欣赏中的地位。麦克卢汉曾认为中国人是“听觉人”，因此中国文化的精致和感知敏锐度是西方文化始终无法比拟的。在视觉文化大行其道的当下，正所谓“五色令人目盲”，儿童的听觉成长在某种程度上被电子影像、流行音乐和城市噪音所阻滞，“听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中国人的艺术思维和新的电子传媒结合起来，从而在新的媒介方式中延续“听觉人”敏锐的艺术感知力。这套“曹文轩朗读本”系列将作者短篇佳作和长篇的重要节选篇章以“听书”的形式呈现，让中国儿童从听觉艺术的角度体验文学，学会沉思默想中的倾听与凝望，重建儿童的听觉审美功能，这些无疑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文化意义。 这套丛书让儿童从听觉的角度体味汉语对于“苦难”与“纯美”的表达。这套书中《葵花田》等几个短篇都选自《青铜葵花》，《青铜葵花》后记曾用“苦难”来概括人类的基本处境，而苦难却是催生美好与高贵成长的要素。“美”和“苦难”就构成了“永恒”的一体两面，“美”和“苦难”永远在角力，并由此衍生出生生不息的故事。 苦难并非都伴随着罪恶，苦难也可以滋生崇高与尊严。当下，更多文学作品倾向于对于人的欲望化和世俗化叙事，从而将人的庸常生活当做人的生存经验加以摹写，写作行走在幽暗、晦涩甚至于丑陋的人性区域之中，或者徘徊在搞笑和娱乐的生活之流难以超越。这些尽管也是人类生存经验非常真实的存在，然而人类之所以从动物界中超脱出来，依然有着人之为人的品性。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当然会做出有别于生存和欲望本能的行为。人类在漫漫文明发展历史上所经历的饥荒、瘟疫、自然灾害、战争、暴政和杀戮等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苦难催生了当下现代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产生。由此，写“苦难”又能够从“苦难”中超越，恰恰是作家对于苦难有着更为深切的体认和表达。“苦难”不是用来赚取同情和眼泪的，而是用来淬炼和升华人性的。尤其在当下大众文化狂欢的文学语境中，“苦难”和“纯美”恰恰是对人性内涵中崇高性的回溯与召唤。在以“成长”为主题的《岩石上的王》这本书里，纸月在乡土社会中因其特殊的身份被有流氓习气的孩子欺凌，这种欺凌如果顺势发展下去，就会出现真正的恶行和伤害，然而，作者笔下的桑桑以少年的勇敢和友情阻止了这种趋向恶的行径，而文本中带着浓厚乡土人伦风俗的人情社会又给予了少女成长更多温暖与呵护。乡土少年杜小康聪明勤奋又好学上进，然而贫穷成为他最大的苦难，在贫穷面前，他被迫辍学，去放羊、养鸭，经历命运安排的磨难。经历“荒无人烟的世界。天空、芦荡、大水、狂风、暴雨、鸭子、孤独、忧伤、生命、寒冷、饥饿……”然而，正如作者所言，这些是困扰磨难，更是教养与启示。 李东华：苦难从何而来？它来自于贫困、身体的残疾、天灾人祸、生离死别、战争和人性深处的痼疾……它无处不在，如影随形，是人生命定的存在。在曹文轩的文本中，人的生存境遇是悲剧性的，他把这个看成是人的生存处境的一个“永恒”的方面。面对这样的困境，人又做出了哪些突围的努力？他通过对人性的细腻探察，又做出了另一个判断：人性中的“向善”和“向美”是一种类似本能式的存在，这也是人类能够绵延至今的根本性所在。所以，“美”和“善”也是“永恒”的。在曹文轩的笔下，“美”与“苦难”是伴生的——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以“美”为武器的抵抗。在《草房子》这本书里，每个人都面临着人生的不圆满。秃鹤从小头是秃的，常常因此招人嘲弄；纸月身世不明，母亲去世，父亲不知是谁；杜小康从看似完满的生活，被置于孤寂的处境，从其父亲撞船开始即陷入西西弗斯式的宿命之中；细马被放置到语言不通的陌生世界可以看作是人类被抛于世的隐喻。而白雀和蒋一轮，看似一个传统的令人叹息的爱情悲剧，表达的其实是命运的荒诞。阅读“曹文轩朗读本”中的《秃鹤》这个故事，感触会更直接。在勘探人类生存境遇时，曹文轩彰显了一种现代主义的犀利、深邃与冷静。但是，在寻找精神出路时，他认为还是古典主义更具有悲悯情怀，具有温馨温暖的庇护和慰藉人生的力量。因而，他重新激活了古典主义那些几乎被遗忘的但又依旧蓬勃的力量。 曹文轩儿童文学呈现出本土经验与先锋写作的融合。无论是古典主义传统，还是现代主义技巧，都是用来抵达“高贵、典雅、朴素、真挚”的儿童文学理想。人性的高贵、人心的良善和人情的和美是他文学世界最为重要的特质。 郭 艳：曹文轩的儿童文学创作中，存在着相当鲜明的中国本土人文意识，在诸多作品中摹写了中国乡土社会中令人缅怀的品质。在“大善”一集中，《青铜葵花》中那种基于内心淡然的田园生活，在各种灾难面前的从容坚韧，青铜和葵花两个孩子之间纯真朴素的情感与友情，小说散发着中国南方乡野特有的人情与人性之美。与此同时，乡村乡人之间的帮助与温情，也让文本在乡土经验的基础上，灌注了中国式的伦理之美。比如仗义而沉默的麻子爷爷和他的独角牛，基于传统伦理的善和善行闪耀着中国式的人文主义情怀。前现代乡土的中国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日渐富裕的现代民族国家，然而中国社会传统中的人性美和儒家风俗伦理依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濡染着中国的民间社会，尽管这种传统美善伦理价值观念受到消费文化和功利主义的冲击，然而中国大小传统中的真、善和美的价值观念一直以来以底线和扪心自问的方式存在于中国普通民众的意识或者潜意识中。 与此同时，曹文轩文学叙事方式则在很多维度上吸取了西方现代主义的技巧，《大王书》中的主人公茫带着少年特有的好奇、单纯和茫然追随着命运和奇遇，而其中隐含的是作者对于“大王书”赋予的深刻隐喻，并在类似于西方成长历险记的构架中完成少年对于自我和他者世界的体验和认知。同样《根鸟》的叙事也带着历险记和寻找的成长主题，但是呈现了更多诗化和中国式意境。 李东华：在长篇小说《红瓦》后记有关于“永远的古典”的论述，“当这个世界日甚一日地跌入所谓‘现代’时，它反而会更加重与迷恋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情感的慰藉，能在喧哗与骚动中创造一番宁静与肃穆的‘古典’”，“美感与思想具有同等的力量”。作为一个“在理性上是个现代主义者，而在情感与美学趣味上却是个古典主义者”的作家，曹文轩在文本世界中呈现的恰恰是二者融合之后的文学表达。 评论家雷达曾经说过：“一切伟大的作品其作者内心往往充满了矛盾，完全没有矛盾的作家不能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曹文轩作品呈现出静态与和谐的古典美感。与此同时，作者文本世界中的“纯美”叙事也表达出了多义性，甚至暗含了不同复调的冲突。 在《草房子》（又或《秃鹤》）里，曹文轩把这些人物放置在一个叫“油麻地”的风景如画的南方小村子里，村前有大河，有无边无垠的芦苇荡，有各色无名野花野草树木。 作者的镜头有时拉远，远远望上去，容易给人造成错觉，这些生活在山水之间的人过着田园牧歌一样的生活，有一种静谧、诗意、淳朴的如时间停止一般的美。所以作者经常把镜头拉近，让我们看到人的内心变幻。事实上，曹文轩笔下的美从来就不是静止不动的，它和丑恶之间从来就是一种瞬息万变的，甚至是相伴相生的关系。当桑桑给白雀和蒋一轮当爱情信使的时候，他的行为是美的。可当蒋一轮结婚后，和白雀之间还有书信和情感的往来，桑桑怀着矛盾的心情继续给他们传递信件的时候，对于蒋一轮的合法妻子来说，这也是一种伤害，蒋一轮瞬间从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而桑桑的行为也变得尴尬起来。就桑桑而言，他的性情的主色调当然是善良的，但是他也有嫉妒，有恶作剧，他因为嫉妒而砸向杜小康家红门上的砖头，他和别的同学一起对秃鹤的捉弄，都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没有水晶般纯粹的善与美，它总是掺杂着杂色，我们只有怀着慈悲之心，才能够把人性中的微小的善与美检拾出来。 让我们再来看《青铜葵花》（又或《纸月》里），如果我们说这是一部写人性之美、人情之美和自然之美的小说，相信读者不会有异议。但是，我们不能忽略《青铜葵花》的结尾。结尾处，葵花离开了对她恩重如山的青铜一家回到了城里，回到城里当然是大人们做主，并且葵花当时没有在场——显然作者也感受到了难度，为了不让葵花受到道德的质疑，在决定她的去留问题上，他只能请她缺席，否则，也许我们会发出这样的质问，既然青铜一家是如此情深义重，葵花为什么会同意离开？我们不能说这个结尾对前面形成了一种颠覆性的书写，但是它至少是一种制约，制约“葵花”这个女孩子的形象成为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使，从现实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美的花朵，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从来都需要接受现实生存的严酷的考验，葵花的离去并不会构成背叛，但她的情非得已让作者对美好人性的书写没有走向绝对化的神性，而是保留了一定的“现实感”。 郭 艳：曹文轩小说世界的复杂性不在于故事情节和人物的繁多和复杂，而在于作者对于芜杂世情和炎凉世态过滤之后的写作姿态。对于一个经历过苦难的写作者来说，如何消化苦难，让苦难升华为教养和品格，从而让自己的写作成为一个具有包容境界和宽厚存在的写作。曹文轩的写作在“纯美”和“善良”的背后其实都暗含着巨大的阴影，比如油麻地的贫困、根鸟的孤独、纸月的无助……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有一个叫做“命运”的东西在其中左右着。在命运的苦难面前，曹文轩攫取了那些即便被击倒、被伤害，但是依然保持人的善良与中国经验来叙事，而并没有将世态炎凉做一个全景式的呈现。这种对于现实的理解和映射，往往和一个人的经历有关。如果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遇到过极大的善意和善行，那么可能在他的世界里，他会沿着这种善意和善行的路径给予更多人同样的温暖和照亮。即便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善意和善行是匮乏的，我们依然愿意在文学世界里遭遇比现实更加美善的人和世界。文学的复杂性不仅仅在于暴露阴暗，而更在于对于暗黑世界的照亮。 改革开放40年之后，中国文学更需要建构性品格，需要从真的必要性、善的滋养性和美的可能性去建构中国人丰盈的精神情感世界。曹文轩少年人物形象与真、善和美之间建立了一种互文的关系，他笔下少男少女形象的中国元素、中国经验集中体现了中国少年向美向善的建构性品质。 近40年，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传统价值伦理观念日渐式微。然而，从世道人心的角度来讲，传统的人情美和人性美依然是中国人守望的精神家园。曹文轩一系列纯良少年和纯真少女形象，恰恰在真善美的维度上重新建构和平年代中国式少年男女的精神情感品格。尽管这些品格是前现代乡土社会的，似乎和现代文明所谓的精明、机巧乃至情商格格不入，然而，正是这些质朴的品质让中国文化中少年男女的成长有别于其他文化，从而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少男和中国少女。《甜橙树》中憨厚朴实的弯桥，以自己的善心和纯良建构了一个温情脉脉的乡土世界，贫穷往往并不能阻止童年快乐的产生，而快乐则会让苦难的童年拥有温馨的瞬间。 而弯桥一类少年对于他人的善意则让物质匮乏的乡土童年富于人性之美和良善之情。在《草房子》里，桑桑带着新鲜的属于知识和教养的气息，勇敢、率真而仁义，像一只可爱的羚羊一样奔跑在中国乡土的学校、村庄和田野里。桑桑的同学杜小康因为贫穷而辍学，为了生计去放鸭子，却几乎赤贫而归，当他拿着仅有的五只双黄蛋给桑桑的时候，我们也能看到人性深处那种让人肃然起敬的东西——历经磨难却坚韧守信。《青铜葵花》中的少年主人公青铜的体贴、善良和无私付出，在乡村社会的有限的可能性中，对抗苦难与不幸，同情呵护更加不幸的少女葵花。同样，那些精灵般乖巧可爱的乡村少女们都闪耀着诗性的光芒……曹文轩笔下的中国少年男女在乡土社会曾经真实地存在过，在狭小的生存空间中，他们承继着古老文明的善良和勇敢，同时对于苦难的命运和生存给予最大的善意和体谅。尽管现实的苦难和命运的不公从来没有放过他们，然而他们却以个体的纯真、善良和美好给予这个世界更多的诗意与光亮。如果说，描写阴影是为了凸显光亮，那么向光而生的明亮也可以反证暗黑的不公与残忍。 李东华：《草房子》在“虚”与“实”的处理关系上把握得最好，使得所有的善意都是从带着新鲜的乡土气息的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油麻地”有扎实的烟火气，而不是虚构的“桃花源”。在《青铜葵花》和《蜻蜓眼》里，葵花和阿梅这两个女孩子都很懂事、早熟，使她们在每一次厄运到来时，都有着成年人成熟的态度，相比较桑桑、秃鹤、细马等男孩懵懂、顽皮的孩子气来说，曹文轩笔下的女孩子“神性”更多一些。 曹文轩儿童文学超越儿童阅读边界，他文本世界所呈现出的美学追求和理想恰恰体现了中国式的审美意蕴：哀而不伤，温柔敦厚。 曹文轩的文学选择既是对某些创作倾向的反拨与抵抗，也是他自身一以贯之的美学追求必然的归宿。当曹文轩宣称自己是非典型性儿童文学作家时，我们不一定非得把这个看成他对自己的儿童文学作家身份的否定，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他也可以说自己是非典型性的成人文学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难以归类的身份，恰恰是他的文学处境的传神写照——他难以被归类到任何一个界线分明的文学阵营中去，有着自成一派的独创性以及难以避免的孤独。评论家朱向前早就指出，曹文轩的创作“上承废名、沈从文、汪曾祺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传统，从而‘在世纪末中国文学走向与世界接轨的艺术道路上，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插上了第三块路标，或者说提供了一种选择的可能性’。” 郭 艳：在这个维度上，理解曹文轩朗读本中的成长、精神、生命、哲理、情、趣、美、善等八个不同主题，及曹文轩笔下的苦难和苦难中的“纯美”，就能够在苦难叙事中发现中国人特有的坚韧与良善。 这种写作，的确是对于他的乡党汪曾祺小说创作的接续和回应。 曹文轩笔下的苦难与纯美，相互映照的叙事方式，在文学性的维度上体现了中国式的审美意蕴，因此，他的儿童文学创作在提供中国经验叙事的路径上，给当下写作提供了极为有价值的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