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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甫:修辞·一 兴起

http://www.newdu.com 2018-08-27 爱思想 周振甫 参加讨论

    
    
    
    司农又云:“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术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赋、比、兴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陈为正,故《诗经》多赋,在比兴之先。比之与兴,虽同是附托外物,比显而兴隐,当先显后隐,故比居兴先也。《毛传》特言兴也,为其理隐故也。(《毛诗·关雎传·正义》)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后凡言兴者,其文意皆放此云。(朱熹《诗经集传·关雎》)
    诗文弘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
    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义取其贞,无从于夷禽;德贵其别,不嫌于鸷鸟;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也。……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刘勰《文心雕龙·比兴》)
    《诗》之兴全无巴鼻,后人诗犹有此体。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又如:“高山有涯,林木有枝;忧来无端,人莫之知”;“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朱熹《朱子语类》卷八○)
    最早提出赋、比、兴的,是《周礼·春官·大师》,最早给予解释的是后汉的郑众,他做过大司农的官,因称他为司农。他注《周礼》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比是用物来打比方,兴就是用物来寄托。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比兴》篇,才对比兴作了专门研究。他先从六义讲起,六义就是风、雅、颂加赋、比、兴。风、雅、颂是三种音乐上的分别,赋、比、兴是三种写作手法。他指出“比显而兴隐”。像“芙蓉如面柳如眉”,“芙蓉”和“柳(叶)”是比喻的词,“面”和“眉”是被比的东西,所以比喻是很明显的。兴是暗比,像《关雎》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配偶)。”相传雎鸠这种鸟,有一定的配偶而不乱,用它来起兴,暗比淑女具有贞洁的品德。那只是暗比,隐而不显。又《鹊巢》;“雏雀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这女子出嫁),百两(百辆车)迎之。”相传鸠鸟也有一定配偶,用来暗比这位新嫁娘具有贞一的品德。这种暗比,不点明不容易清楚,所以要经过注释才知道。比是比附,取一物的某一点来打比方,如取柳叶的细长来比眉。兴是兴起,用一物来引起情思,这种比拟是隐微的。就“兴者起也”说,兴在前,所以《诗经》里讲的兴,在诗的开头。又说“兴则环譬以记讽”,“环譬”是围绕着一个主意用几个暗比来引起它,那样的兴,就不是用一物来引起另一物了。到孔颖达写《毛诗正义》,指出诗文中举出草木鸟兽来透露用意的,都是兴。这样看来,兴有两种:一种放在诗的开头,用来引起所兴的事物,像关雎和鸠就是。一种是引了好多鸟兽草木来显示用意的,像屈原的《离骚》“讽兼比兴”,就是篇中引用了不少的草木鸟兽,有比有兴,就不同于放在每篇开头的兴了。刘勰指出“兴”是“婉而成章”,因为它的含义比较隐,比较含蓄婉转,初看时不易体会,但体会到了以后,给人的印象比较深切。所以说“称名也小,取类也大”,用的像关雎、鸠,但所含的意义比较大;类就是义类,指含义说的。这是兴这种修词手法的作用。
    刘勰、孔颖达、朱熹,他们讲兴,都引了《关雎》,都把“淑女”说成后妃,即文王的妃太姒,把“君子”说成“文王”。这是三家都受传统说法的束缚,现在我们已经打破了这种传统,不讲“后妃之德”了。朱熹讲《关雎》,认为“雎鸠之情挚而有别”,“相与和鸣”,与淑女“幽闲贞静之德”与君子“相与和乐”。朱熹的解释同刘勰不一样。刘勰说:“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关雎有一定配偶不相乱的优点,所以用来比后妃的德行,“方”是比方,就是指出兴也是比方,不过是一种暗比。朱熹不讲关雎的挚而有别比淑女的德性,不讲“比显而兴隐”。那么朱熹对兴怎样看的呢?他说“《诗》之兴全无巴鼻”,就是兴所讲的事物,与下文全无关系,所以他不讲关雎是比淑女的,即关雎与淑女毫无关系。他又举出三个例子来说明兴和下文毫无关系。《古诗十九首》里说:“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文选》李善注:“言长存也”。下文“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李善注:“言异松石也。”朱熹认为松石和下文“人生”句毫无关系,但李善注认为不是毫无关系,是说人生的寿命不如松石那样长久,那末用松石的长存,来反衬人生的短促,是暗比中的一种反比。朱熹又举出“高山有涯,林木有枝”,认为山涯和树枝同下文“忧来无端,人莫之知”毫无关系。其实这也是反衬,用山的有涯,木的有枝,来反衬忧来无端,也是暗比中的反比。《文选·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李善注;“言良人行役,以春为期,期至不来,所以增思。”上句讲春天到了,下句讲思念远人,是有关系的,不是毫无关系。刘安《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春草生本是同怀念远人联系的,所以第三个例子只能证明兴同上文相关,不是无关。那末《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孔雀的徘徊是兴,它同刘兰芝的“十三能织素”又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兴的引起下文,有两种,一种是引起个别的人或物,如《关雎》的引起淑女;一种是引起全篇,像“孔雀东南飞”就是。从“孔雀东南飞”使人想起《双白鹄》:“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将五五,罗列行不齐。妻卒(猝)得疲病,不能飞相随。五里一返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乐者新相知,忧来生别离。躇踌顾群侣,泪落纵横随。’”另一首《艳歌何尝行》,上文大体相同,下文还有“‘念与君离别,气结不能言。各各重自爱,远道归还难。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孔雀是大鸟,白鹄也是大鸟。“西北来”同“东南飞”是一致的,“五里一徘徊”同“五里一返顾,六里一徘徊”也一致;下写夫妇的生离,跟兰芝和仲卿的情节也相应。像另一首提到“亡者会黄泉”,更提到死别。因此用“孔雀东南飞”来起兴,就不是同下文全无关系,是引起全篇的夫妇生离死别的悲剧。因此,这就不同于朱熹的讲法,同于刘勰的讲法,“称名也小,取类也大”。称名是提到孔雀,好像无关宏旨;取类是暗示夫妇的生离死别的悲剧,就意义重大。从这个起兴,联想到它的含义,就具有动人的艺术力量。这个起兴,不是游离于情节之外的形象,而是和下文密切相关的形象,这就成为作品中构成形象思维的一部分。要像朱熹说的,兴同下文“全无巴鼻”,那末兴就成了游离于情节之外的形象,是跟全篇的意义无关的形象,不属于全篇的形象思维的范围。但从朱熹所举的三个起兴的例子看,还不能说它们是脱离了作品的形象思维。
    有没有和下文全无关系的起兴呢?也可能有。那可能由于我们不了解它同下文的关系。比方《古诗源》里的《饭牛歌》:“南山矸(同岸,高大),白石烂。生不逢尧与舜禅。短布单衣适至骭(gàn干,小腿)。从昏饭牛薄衣半,长夜漫漫何时旦。”相传这是宁戚唱给齐桓公听的歌,开头“南山矸,白石烂”是起兴,它同下文有什么关系,看不出来。
    
    诗人皆以征古为用事,不必尽然也。今且于六义之中略论比兴。取隶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关雎即其义也。如陶公以孤云比贫士,鲍照以直比朱丝,以清比玉壶。时人呼比为用事,呼用事为比。如陆机《齐讴行》:“鄙者牛山叹,未及至人情。爽鸠苟已徂,吾子安得停。”此规谏之忠,是用事,非比也。如康乐公《还旧园作》:“偶与张邴合,久欲归东山。”此叙志之忠,是比非用事也。详味可知。(释皎然《诗式·用事》)
    于六义中,姑置风雅颂而言兴赋比,此三义者,今之村歌俚曲,无不暗合,矫语称诗者自失之耳。如“月子弯弯照九州”,兴也。“逢桥须下马,有路莫登舟”,赋也。“南山顶上一盆油”,比也。行之而不著者也。明人多赋,兴比则少,故论唐诗亦不中竅。如薛能云:“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见唐室之不可扶而悔入仕途,兴也;升庵误以为赋,谓其讥薄武侯。义山云:“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言云表露未能治病,何况神仙?托汉事以刺宪、武,比也。于鳞以为宫怨,评曰:“望幸之思怅然。”吕望何等人物?胡曾诗云:“当时未入非熊梦,几向斜阳叹白头。”非咏古人,乃自况耳。读唐诗须识活句,莫堕死句也。(吴乔《答万季野诗问》)
    比和兴原来是分得很清楚的,即“比显而兴隐”,比是明比,兴是暗比。但孔颖达《毛诗正义》说:“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像《离骚》里引了许多鸟兽草木都有用意,说都是兴。在这里,比和兴就容易混淆了。诗里引用的鸟兽草木,有的又像比,如《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用草木来比美人,用美人来比贤人,说是比,可以;但从《正义》说,用草木的零落来引起美人的迟暮,又像兴。因此,到了后来,比兴就有些混淆了。
    这里引的《诗式》,就有些混淆。《诗式》说:“取象曰比,取义曰兴”,认为比只就形象说,兴才就意义说。像柳叶比眉,那确是从形象说;像关雎暗比淑女的品德,那确是就意义说。但它下文说,谢灵运《还旧园作》:“辞满岂多秩,谢病不待年。偶与张邴合,久欲还东山。”他要辞官回家,是因病告退,同张良、邴汉辞官一样,也要像谢安那样归隐东山。这里借张良、邴汉、谢安三人的归隐来比自己想归隐,所以说是比,但这个比就不是光取形象,也有意义了。比有取象的,也有取义的,不能光说取象。用关雎来暗比淑女,不是取象,只是取义。但比也取义,那末比兴怎么分呢?这就造成混淆了,所以还是刘勰讲的“比显而兴隐”比较好。
    陶渊明《咏贫士》:“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这个孤云是比贫士,从题目里能看出来。鲍照《代白头吟》:“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这两个也是比喻。陆机的《齐讴行》“鄙哉牛山叹,未及至人情”,齐景公登上牛山,想到自己要死,就叹气。晏子批评他怕死,感情鄙陋,懂得真理的人不会这样的。“爽鸠苟已徂,吾子安得停。”齐国本来是爽鸠氏统治的地方,爽鸠氏早已过去了,您怎么能够长生不死呢?这里借故事来批评贪图长生的人,是说理,不是比喻。这里说明用故事有的是比,有的不是,这是对的。但他说的取象取义的分别是不对的。
    唐朝薛能《游嘉州后溪》:“山屐经过满径踪,隔溪遥见夕阳舂。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杨慎认为后两句是直说,没有寄托,是批评诸葛亮。那是借诗来论史。吴乔认为有寄托,说诸葛亮不该出来做官,只该隐居,不是批评诸葛亮,只是感叹自己不该出来做官,只该隐居。那是兴的另一种用法,像《楚辞》里讲鸟兽草木,都有寄托,是兴,即有寄托就是兴。和《诗经》中用一物来引起另一物叫“兴”的不同了。就薛能的诗看,杨慎说他批评诸葛亮是不对的。因为诸葛亮出来帮助刘备,建立蜀汉,做出一番事业,不能说他没有干事。吴乔的话是对的,薛能是借诸葛亮来感叹自己,说自己成不了什么事,还不如隐居。是有寄托的,是兴。李商隐《汉宫辞》:“青雀西飞竞未回,君王长在集灵台。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李攀龙拘泥于“宫词”,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里批道:“或谓天子求仙,宫闱必旷,故以‘宫词’名篇。以相如比宫女,穿凿可笑。”这诗是借批评汉武帝求仙无益,来讥讽唐宪宗、武宗的求仙。吴乔的解释是对的,这不是写宫怨。这诗也是有寄托的,有寄托的是兴,那末吴乔为什么又说它是比呢?认为是借汉比唐。总之,在《楚辞》里的鸟兽草木已经比兴不分,所以吴乔在这里忽以为兴,忽以为比,也是比兴不分的一例。唐朝胡曾《渭滨》:“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独垂钩。当时未入非熊梦,几向斜阳叹白头。”周文王出猎,占卜说,“所获非熊非罴”,能得到好的辅佐。周文王在渭水边看到姜尚在钓鱼,想到梦兆,就请姜尚回去。否则,姜尚只有叹息罢了。吴乔认为这是自叹不遇,不是在讲姜尚。吴乔的话大概是对的。周文王要把姜尚请回去,恐怕贵族反对,所以推说做了一个梦,梦里上帝赐给他一个好帮手,这样把姜尚请回来,贵族就不好说话了。所以这首诗说成有寄托,比较可信。
    从上引的三个例子看,都有寄托,吴乔忽说是比,忽说是兴,可见比兴在他的心目中已经合而为一了。
    于是更有比兴连称不加分别的,如陈沆的《诗比兴笺》,他把比兴作为一个概念。试举一例:韩愈《青青水中蒲》:“青青水中蒲,卞有一双鱼。君今上陇去,我在谁与居?”“青青水中蒲,长在水中居。寄语浮萍草,相随我不如。”“青青水中蒲,叶短不出水。妇人不下堂,行子在万里。”陈沆《诗比兴笺》:“首章,君,谓鱼也;我,蒲自谓也。次章,‘相随我不如’,言蒲不如浮萍之相随也。此公寄内而代为内人怀己之词。然前二章儿女离别之情,第三章丈夫四方之志。”这里陈沆把这首诗称为比兴,就是比兴合一。但也有分的,何焯的批韩诗,把首章的蒲鱼在一起,说:“此是反兴。”即蒲鱼是兴,引起君与我,但蒲鱼在一起,而君与我分离,所以是反兴。次章我不如浮萍,何焯批:“此是比。”即以我来比浮萍草,所以是比。三章叶短不出水,何焯批:“此是兴。”即以叶短不出水起兴,引起在封建社会里妇人不出门。这是说,对于比兴,有按照《诗经》的说法加以分别的,有按照《楚辞》的用法不加分别的。
    再有,最早的所谓兴,是借一物来引起他物,像借关雎来引起淑女,诗里先写关雎后写淑女,两者都写。到《离骚》里讲草木,如“朝饮木兰之坠露兮”,术兰坠露兴什么就没有说,像吴乔讲的,诸葛只合作卧龙,是兴,兴什么也没有讲。这是兴的变化。把一首诗的后两句说是兴,是兴的意义的扩大。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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