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将是儿童的世纪”，瑞典思想家爱伦·凯这一睿智的预言，到21世纪的今天，已被事实证实了它的正确性。社会能像今天这样尊重儿童的人格、开发儿童的智慧，使他们在各领域都得到全方位发展，确实是史无前例的。正由于儿童的社会地位的确立，儿童文学也随着人们儿童观的转变而日益受到重视。 译介西方文本 积蓄发展经验 中国儿童文学虽然起步较晚，但在20世纪初已处于觉醒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儿童文学是儿童成长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营养，是人生最早的生活教科书。从1909年孙毓修主编的《童话》丛刊第一本《无猫国》出版到今天，中国儿童文学已走过一百多年的风云历程，并迎来了日新月异的发展。检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史，不难发现异域文化资源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创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方儿童思想、儿童文学理论、儿童文学创作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的文化旅行，给中国儿童文学带来发生发展的外发动力，推动了一大批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实践，同时也驱动了中国本土儿童文学研究与创作的进一步发展。 在中外儿童文学的交流史中，周氏兄弟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在留日期间，鲁迅就非常关注国外的童话、民间故事以及有关童话的理论文章，其翻译日本作家上野阳一的《儿童之好奇心》是国内较早译介儿童理论的学术论文，开启了此后轰轰烈烈的“儿童本位”风潮的先声。周氏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中收录了周作人翻译的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此后，周作人还翻译了安徒生、梭罗古勃等人的儿童文学作品，并将这些外国儿童文学资源进行了有效的中国化处理，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此外，叶圣陶、郑振铎、赵景深、茅盾、郭沫若、张梓生、严既澄、夏丏尊、穆木天等人对外国儿童文学资源的传播与接受都汇聚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场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发生。 对于这种从中国之外索取资源的做法，中国儿童文学先驱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种焦虑：一方面不得不用他者的眼光来打量自己，接受他者优秀的儿童文学资源，另一方面又对他者资源保持着警惕，担心西方话语的强势渗透会颠覆本土民族文化的基石。基于此，中国儿童文学创生期的译介从一开始便不是全盘西化式的接受，而是带有立足本土文化考虑的、有选择的创造性接受。毋庸置疑，现代知识分子思想观念的拓展得益于空间视域的延伸，作为文化他者的外国儿童文学资源的介入有助于中国儿童文学在世界儿童文学平台上确认自我身份，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转型提供重要参照。换言之，中国儿童文学先驱对于西方资源的译介并非是其对于异域文明的钦羡，而是借助于西方他者的功能来检视本土文化的内在肌体，为开启中国儿童文学的新纪元积蓄经验和资源。 融通中西文化 驱动现代转型 中国儿童文学先驱之所以要将视野投诸外国异域，主要是中国古代的儿童观念、儿童教育、儿童读物在某种程度上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要培养和提升儿童的思维、人格需要有民主、科学等现代精神的烛照。于是，“别求新声于异邦”成了他们的共识和自觉的诉求。清末民初与“五四”之初兴起了两次翻译大潮，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由文学研究会发起的“儿童文学运动”，以翻译国外儿童文学名著、进行儿童文学创作为主要内容，旨在推动儿童本位思想的发展。国外儿童文学资源中对于“儿童”主体地位的肯定和礼赞契合了中国新文化的内在潮流，这也无形地推动了中外儿童文学的交流。立足于现代中国的动态语境，儿童文学先驱的翻译不可避免带有强烈的实用性，这种实用性的诉求表现为借助外国优秀的文化资源来驱动中国文化机体的现代变革。 然而，这种翻译的中国化并非容易的事情，周作人就曾指出中国翻译界的一个弊病是“有自己无别人”。言外之意，如果只有自己的文化诉求而不了解翻译文本原初的语境和内涵，其翻译势必会导向曲解和误读。显然，在自我和他者之间，文化间的理解必须在一个适当的张力结构中才能开展。按照“文化旅行”的图示，一种“源文化”在经历了文化间的旅行后必然会被创造性地改造。这意味着，中国儿童文学先驱的译介活动要将中西文化进行融通，使外国资源真正适应本国儿童及思想界的需要，这样才能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产生稳定的、持久的影响。在儿童文学创生时期，外国儿童理论与作品肯定会对中国儿童文学有强大的异化作用，同时，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也势必要将外国儿童资源进行对照、转换与归化，最终因地制“义”。不管是由外而至的异化也好，还是由内而外的归化也罢，中外文化的交流对于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还是很有裨益的。 在翻译外国儿童文学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想借西方儿童文学中自由、幻想、奋进等观念译介儿童文学，以提升中国儿童的精神，承担拯救民族国家存亡的使命。茅盾选择儿童文学译本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要能让儿童认识人生。他翻译了捷克斯洛伐克童话《十二个月》、契诃夫的《万卡》、波兰犹太作家裴莱兹的《禁食节》、匈牙利莫尔奈的《马额的羽饰》、西班牙贝纳文特的《太子的旅行》、荷兰台地·巴克尔的《改变》等儿童作品，这些译作主要围绕儿童主体展开，结合当时的“儿童问题”，与当时新文学关注“人”的主潮密切相关，阐释了儿童的困境、诉求及梦想。强调“硬译”的鲁迅在翻译文本的选择上具有强烈的思想倾向性，他选择的文本集中在正处于“专制与革命对抗”的俄国和正处于“抵抗压迫、求自由解放”的东欧诸国的文学。他翻译了《爱罗先珂童话集》和童话剧《桃色的云》、荷兰望·蔼覃的童话《小约翰》、匈牙利至尔·妙伦的童话《小彼得》、班台莱耶夫的《表》等。他认为这些国家更富有时代的革命色彩，想引进同样处在被压迫、被奴役地位的“斯拉夫民族”觉醒反抗的呼声来振作“国民精神”，唤起沉睡中的中国人，以求挽救国运。 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重在培养和塑造儿童的现代品质，通过援引西方先进的儿童理论及作品，并使其植根于“中国情境”，最终融入中国文化的血液之中。于是，五四翻译家的“创造性叛逆”也就应运而生。刘半农在翻译安徒生《洋迷小影》时交代了自己的翻译初衷：“为洋迷痛下针砭，但求不失其真”。适当“中国情境”的介入，具有现代理念思想的教育的传达，对于儿童的未来发展和塑造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立足本土语境 传播理论资源 寻绎中国儿童文学的翻译史，不难发现，现代知识分子持守着“拿来”的理念，为中国儿童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他们不仅译介儿童文学作品，还给儿童文学界传播外国儿童文学先进的理论资源，其中，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观念的生成。 与“儿童中心主义”密切相关的另一个西方资源是“复演说”。五四儿童文学先驱以“个体发生与系统发生同序”为基石，找到了儿童与原始人、原始人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内在一致性。在此基础上，由于成人与原始人殊异，原始人的文学自然就与成人文学有差异。对于西方这一重要资源，五四儿童文学先驱的中国式接受主要表现为颠倒了原有的认知顺序，将西方人类学通过儿童去认知原始人置换为用原始人来推导儿童，这种反推逻辑有诸多理论的漏洞。同时，将生物学上的规律同化到社会学以及文学的领域，也容易抹平不同领域的特质。尽管如此，这些理论资源在中国的接受很好地介入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话语场，成为必不可少的理论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儿童文学翻译者有上述中国立场外，很多儿童文学史家所持翻译外国儿童文学的尺度和标准也有中国本土的文化语境的制导。例如魏寿庸、周侯予就提出，从文学本体上讲，要注意翻译外国儿童文学是否有价值；就世界主义讲，是否普遍；就儿童心理讲，是否有效。朱鼎元则认为，在选取外国儿童作品进行译介时应考虑其是否符合国情、是否适用、是否是本国儿童所想象得到的。在他们看来，引入外国文学，有益于培养中国儿童的世界观念，但也需讲究实效，这种认识符合五四时期中国特殊语境中儿童的接受心理，体现了他们认识世界和自我的双重眼光。由于中外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诸如地方色彩、文化背景、语言风俗习惯等因素使得翻译活动需要考虑不同文化之间的对接与融通，不能生搬硬套、生吞活剥，而需要客观科学地予以区别、辨认与化用。这些儿童文学史家的概括符合五四儿童文学对于西方文学资源的接受立场，即在引入外来资源时，遵循中国立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世界儿童文学事典》修订本”（16AZW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