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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文学现代转型是在整个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背景下发生的。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影响是借助语言形态所表征的文本世界呈现出来的。在中国儿童文学演进的百年历程中，语言的形式、范畴、术语、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语言变迁的角度研究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有助于在语言“工具”和“思想”的框架内深入把握推动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综合性力量，进而为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与批评提供理论资源。 凸显儿童审美主体性 自周作人《儿童的文学》一文以“儿童的”和“文学的”来界定儿童文学开始，讨论儿童主体的“发现”“建构”与儿童文学生产一度成为儿童文学研究的重心。无论是柄谷行人以“颠倒的风景”来谈论“儿童”主体的确立，还是戴维·拉德“儿童既被建构也能建构”的理论，都认为儿童主体是儿童文学概念确立的前提。由此，儿童文学概念确立过程中“儿童性”的理论过剩，制约了“文学性”的阐发，无形中也淡化了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学审美性的价值，这也逐渐成为学界讨论和反思的重要课题。 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儿童性”优先的理论前提因创作主体的非儿童性而被“成人性”话语置换。儿童文学“为儿童”的现代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尊重儿童“新人”的精神品格，将儿童现代精神的铸造视为现代中国发展的重要表征。而儿童文学“为成人”的现代性特征则是将成人化的现代理想及价值取向作为是非标准付诸于现代儿童的文化结构中。其实，两种现代性共同构成了儿童文学内在结构的多维向度，但也因主体文化诉求、思维形态及精神指向的差异而衍生出诸多矛盾。由此，中国儿童文学的语言本体无法回避如下悖论：一方面为了凸显“儿童本位”的现代儿童思想，儿童文学作家必须在语言表达上拉开儿童与成人的距离，以充分体现儿童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作家又不得已要用成人的一套话语系统来启蒙或书写儿童，这势必又会弱化儿童的语言表达。在此逻辑中，儿童文学就不免陷入了借助成人话语来反成人话语操控的尴尬境地。 文言本身的模糊性、多义性、隐喻性以及言文不一致的特性阻碍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白话文所具有的“口语性”则契合了儿童文学的现代发展，也有助于儿童读者“现代化”和“新人”的养成。语言变革是一场思想革命，言文一致意味着现代思想与现代语言的同向促进，这极大地推动了语言的现代性革新。在“儿童本位”的思想框架里，新旧思想的更替催生了语言变革，而语言的变革又有助于新思想的传达。在翻译方面，中国儿童文学先驱如鲁迅、周作人、穆木天、郑振铎、赵元任等人主张以现代白话的方式来译介外国儿童文学资源。在儿童文学创作过程中，他们着力以儿童为书写主体，超越了半儿童化的语言姿态，强化语言的生动性和浅易性，尝试着朝语言的现代化方向迈进，显示了与传统文学迥异的思维品格，使其自然地融入儿童文学的世界潮流中。 推动现代文体自觉 与此同时，语言运动也驱动了儿童文学文体的自觉。受西方“复演论”影响，童话一度被定义为与“神话”“世说”等同源，以突出其“原人”思想，这实际上将童话视为“亚文体”而依附于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门类中。孙毓修所编的《童话集》文体芜杂即是著例。“文学童话”出现后，童话的文体特性开始真正彰显，文学童话的提倡者强调语言修辞的“儿童性”与“文学性”，着力于从民俗学层面的“述”向文学层面的“作”迈进。自此，童话文体的自觉也逐渐形成。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过程中，儿歌由于混杂于蒙学韵文与民间童谣之中而体式芜杂，有的近歌谣，有的近谚语。在歌谣运动的推动下，储东效、朱鼎元、朱自清等人主张“重音轻义”，在“口传”的基础上强调“趁韵”“叠句”“织巧”等“诗法”，有意识地区隔儿歌与文言体系下的“唱曲”“民歌”，淡化民间童谣的“民间性”，逐渐廓清儿歌与儿童诗之间的边界，有效地汇入了儿童韵文体和抒情文体的潮流中。 与儿歌的发展相似，中国现代儿童剧、儿童小说均以“讲故事”的陈述语言为主，故事“语料”也有诸多相同的范畴，同时兼有“说理”的审美指向。在文体演进过程中，儿童剧在“歌舞”（动作性）与“对话”（口语性）中不断强化寓教于乐的语言效应，儿童小说则更趋于故事的“叙事性”与“现实性”，两种文体的语言要求和文体规约逐渐清晰，文体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意蕴得以彰显。 在文言与白话转换的语言格局中，传统的语言表达方式和符号形态发生了质变，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学经验及经验标准也由此开启了新的路向，这种文学经验的置换需要语言传统的重新确立才能进入新的语言系统之中。在此结构中，表面上这只是语言表达方式的转变，实际上则表征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换。在“童心主义”的主导下，中国儿童文学向着儿童化、文学化的道路演进，然而“儿童中心主义”的思想形态也滋生了语言过于“玄美”的形式偏狭。 构建现代语言体系 在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历程中，语际间的转译和民族语言的转换是重建现代语言体系的两种重要路径。林纾、陈家麟、陈大镫等人用文言翻译外来资源时，把“小儿的语言”变成了“大家的古文”。鲁迅、茅盾、刘半农、夏丏尊、赵元任等人采用先“器识”后“灵魂”的转译策略，推崇安徒生“谈话的笔法”“小儿一样的语言”的语言形式，运用直译或意译的翻译法大量译介外来资源。为了纠正传统童蒙读物“仿作小儿语”造成的语言不对位的弊病，中国儿童文学先驱曾用“以西审中”的他者参照策略，曾志忞《教育歌唱集》对儿歌的改写、朱天民《各省童谣集》对童谣的新编、茅盾《中国寓言初编》对寓言的重述等承继了“民族性”质素，也重铸了“成为人”的现代精神。 中国儿童文学的结构性特点是儿童话语的阐释需借助成人完成，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在于拥有儿童与成人共构的“双逻辑支撑点”。自然性与社会性在儿童、成人那里不同的配比关系和组合规则，使得儿童文学语言系统内部出现了两种声音的复调，语言的“去教化”与思想的“为人生”制约了中国儿童文学切近儿童本位的语言实践。周作人开创的“有意味的没有意思”的语言观念与鲁迅、叶圣陶、郭沫若、郑振铎、茅盾、陈伯吹、张天翼等人以儿童“新人想象”为诉求的语言思想性之间存在分歧，形成了两种殊异的语言表达体系。 语言体系的构建与动态文化语境中的观念体系互为表里，语言与思想的“共振”或“异动”态势制导着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出发点、标尺和策略，也生成了思想本体批评和语言审美批评失衡的现状。梁实秋对“以儿童为中心的文学”的批判，沈泽民与赵景深围绕王尔德“艺术至上主义”的对话，20世纪30年代关于“鸟言兽语”的论争，新时期以来“教育主义”“稻草人主义”“卢梭主义”“童心主义”等美学形态切换与融合的分歧均是上述问题的延续与深入。 在当前网络和传媒高度发展的新语境下，“外来词”“网络新词”与稳定的儿童词汇相互冲击，彼此影响，中国儿童文学语言体系的内在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动。新名词的出现一方面为中国儿童文学输入了表征社会文化风尚的新思想和新思维，有助于儿童读者的接受与吸收；另一方面也制造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文体规范重建的困难，尤其是“未加工的语词”与艺术规范化建设之间的隔膜。在此环境中，语言的“损耗”“歧义”“附加”等现象必将成为儿童文学研究界关注的全新议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语言变迁与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研究”（17BZW013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