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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的演进，难免裹挟着战争的阴霾，使之成为特定时期儿童生存的现实背景，或者作为历史的一个部分浮现在现实的记忆里，构成了儿童生活和阅读的内容。《铁丝网上的小花》《世界上最美丽的村子——我的家乡》《欧先生的大提琴》《敌人》等都是以战争为书写母题的经典图画书。在这些图画书中，作者透过图文的叙事，透视战争背景下的人性，展示战争带来的伤害，也在忧伤中反思战争。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几乎都在战争的笼罩之下，战争的腥风血雨和战争背景下的人的生存，同样以个性化的方式呈现在中国的图画书之中。随着革命战争书写模式的转变与儿童文学观念的改变，中国图画书的战争描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图画书常常以英雄为核心来完成故事建构。对英雄的塑造和歌颂，是常见的叙事策略选择，这和整个中国文学的叙事语境是一致的。革命战争中所涌现出来的战斗英雄，是成人文学表现的重点，《保卫延安》中的周大勇、《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等英雄，已然成为了时代的精神偶像，也是小说塑造的重要核心。这种叙事选择，具体到图画书中，就是富有英雄气概和勇敢精神的儿童英雄的形象。此类作品在情节的铺展上，常常借助小英雄形象的塑造以及对其行为的描写来推动情节发展。《3号瞭望哨》（1959）的叙事中心与线索是“我”与妹妹机智地找到情报，躲过凶狠的伪军，穿过被鬼子封锁的渡口，顺利送出情报，使部队获得胜利；《小雪花》（1961）书写小雪花独自翻山越岭找到游击队，并将白匪引入了游击队的埋伏圈。所有叙事的展开和故事的建构都是以英雄为中心。 以英雄为中心的叙事模式总是将积极参与战争的小英雄、解放军战士、游击队战士、普通百姓塑造成主要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智勇双全、有胆有识，不怕牺牲。《小兄弟俩》（1978）描绘的是小英雄水生勇抓据点里的伪军小队长“大王八”的事迹。在水墨的渲染之中，水生立于小船之上，占据画面的整个左边，在气势上就构成对右下角的“大王八”的压制，而且动作富有力量，脸上被处理成淡淡的暖色，体现出当时的审美风格和审美追求。这样的塑造方式强化了英雄形象的气质和正面角色的力量，使整个文本洋溢着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同时给读者带来酣畅淋漓的情绪愉悦与阅读快感，能让孩子充分感受到战争的胜利和历史的前进，获得对革命历史的认知。 新时期的图画书里，在塑造英雄人物的同时，也表达了战争残酷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的创痛。《迷戏》（2010）、《火城：一九三八》（2013）都展现了战争对日常生活的毁坏。《迷戏》的故事发生在南京，《火城：一九三八》的故事发生在长沙。战争未来之前，无论是南京还是长沙，人们都生活得平静而安宁。姚红笔下，在淡淡清雅的色泽之中，江南的诗意生活次第展开；蔡皋的黑白铅笔和炭笔素描，画出的是长沙古城的气息和古城里人们生活的温情。然而战争爆发后，南京淹没在了敌机的轰炸之中。姚红以黑色的线条画出敌机掠过城市上空的场景，这些黑色的粗硬的线条似乎是突入般地划破原本诗意的生存空间，构成了对城市和人们生活的极大侵入和破坏。战争的灾难性也在这些黑色线条的张扬之中展示出来。古城长沙的安静生活也被彻底打破，伤兵、逃难的人群成了长沙城里的主流，时不时来投弹的敌机使这座古老的城市硝烟弥漫，终于一场历时五天五夜的大火，将屋宇连绵的长沙古城变成了一片废墟。无论是《迷戏》还是《火城：一九三八》，都在用将美的毁灭的方式展现战争的残酷性。 《皮箱子》（2015）里原本生活殷实幸福的一家，由于战争开始了逃难和流亡，从东北到北平，再到南京，一路艰辛，母亲与父亲也相继在敌人的轰炸中死去；《心形雨花石》（2016）里出生未久的“我”，在敌人的轰炸和杀戮中失去了家园和亲人。孩子在战争中不得不经历颠沛流离和生离死别，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令人安慰的是，在战争的废墟上，依然有人性的光芒在闪耀。《皮箱子》的结尾，失去了父母的两个孩子有了一个新的家；《心形雨花石》里的“我”也得到了方妈、哥哥、不知名的阿姨等的倾心救助。这样的叙事安排使文本呈现出人性和人情的温暖。由此可见，新时期图画书里的战争书写，已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回顾，而更多的是对战争的反思，对特定战争历史环境中的人、人的生存的关怀。这与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是相契合的。此时的中国儿童文学，在对战争的反思、对人的关注中，逐渐显示出更为宏大的精神格局。 （作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