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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地》是迄今为止最令我痛苦的一篇作品。之前，文字带给我的是愉悦，是一蹴而就的满足。我常常在凌晨四点起身，用盲打的状态完成散文或者小说章节，然后步履轻松地迎着清晨的阳光去单位。《裸地》彻底改变了这种心境，清晨的阳光依旧，但在数层玻璃之外，失去了温度。 《裸地》的初稿被封存在不常打开的文件夹中，每次阅读不超过两页，我便泪流满面。大概有六个月，我没有勇气阅读，更不用说修改，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它会被发表。 《裸地》被我归集到“关系”的作品中，成为继中篇小说《心狱》的父女关系、《残乳》的家庭关系之后的母女关系作品。它是其中最为苦涩的一部。这样的母女关系客观存在，隐没在生活之中，虽然，一旦用文字将它描述出来，会令人触目惊心。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在《何谓永恒》一书中这样描述父亲与女儿的关系：“他与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在一起也是孤独的。他只在早晚各去看她一次……他女儿只是在世事风云的变幻过程中被送到他手上的一只小动物，他没有理由爱她。” “我”，应当也是一只被命运送到普希金妈妈手里的小动物，并不在她的期待之内，却又让她无法摆脱，她没有理由去爱，她有太多的理由厌倦和嫌弃，遗弃成为她必然的行为。 有一千个母亲，就有一千种母亲，就有一千个成为这种母亲的理由。在《裸地》中，母亲自身何尝不是悲剧。失去的爱情、被迫远走他乡的苦寒、无法沟通的寂寞……时代摧毁了她的生活，她哀痛自己，却尽情施虐给亲人，甚至纵容大女儿在她眼皮下加倍施虐给弱小的妹妹。人格的畸形，无情地粉碎了自然亲情。 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赤裸的，为她穿上纱裙，她是公主，为她裹上褴褛破衫，她可能就是灰姑娘。不是她选择了生活，而是命运选择了她。我承认，《裸地》带有我生活的痕迹，并掺入我所理解的生活的样子。幼年，我每天站在一望无际的雪野，看呼啸的北风将原本压实在地面的雪粒飞卷至天空，苍凉和母亲对“扫把星”的厌倦从此定格。这景象决定了我对生活的仰视，哪怕是一只蚂蚁爬过，我也会选择绕行；它也决定了我异常的敏感和尖锐，对判断出的伤害进行坚硬的回击。 关系的产生源于社会背景。从“垦荒者”变为“啃荒者”，在《裸地》中，对时代的沉重处理得轻描淡写，将其隐没在意味深长中。 感谢作家李浩，他在读到初稿后给予了修改意见。他认为这部作品拥有它存在的价值：“《裸地》不只是围绕着母女的关系展开，它有更多的关系和更多的线索在，个人的和历史的、性格的和命运的、关爱的和不爱的、坚硬的和柔软的……是的，在我看来马淑敏的《裸地》足够厚重。它让我们思忖天经地义的母女关系、权利和义务，以及在人性深处的幽暗和光。” 在《裸地》中，父亲隐忍懦弱，置身于普希金妈妈建立的家庭环境，习以为常。另一个悲剧人物是哥哥，他被本无血缘关系的人收养，最终背弃唯一的亲人，选择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做亲人。而普希金妈妈一生最疼爱、最亲近的姐姐，却是最可怜的人，因为弱势而欺凌，因为强势而臣服，因为利益而背叛。在建构的层层关系中，普希金妈妈和大伯、舅舅、小姨一家，每一处都理应相亲相爱，每一处却都分崩离析。其中最触目惊心的关系，是“我”和小姨夫之间没有血缘关系的姻亲关系，“我”需要在“枕头下时时藏着一把小刀”。 这把刀，既是女性对自我尊严的维护，也是审视亲情的决绝体现。 《裸地》中，能够给予“我”安慰和同情的，是简桐一家。简桐的死，将世界还原成雪国原色。“我”能够做到的就是，靠自己，摆脱黑暗，循着微弱的光找到太阳，温暖自己。这与吉尔吉斯坦作家艾特玛托夫在《白轮船》一书中，选择让孩子寄希望于绝望完全不同，《裸地》在展开重重冰冷关系的同时，也企图融化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