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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国故事”，是指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与情感的故事，在其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在文学上，主要是指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所讲述的故事，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相对于1980年代以来的“个人叙事”、“日常生活”、“私人生活”，“中国故事”强调一种新的宏观视野；相对于五四以来，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的“走向世界”，“中国故事”强调一种中国立场，强调在故事中讲述中国人（尤其是现代以来）独特的生活经验与内心情感；相对于“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等经济、社会学的范畴，“中国故事”强调以文学的形式讲述当代中国的现代历程，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有所提升，但又不同于“中国模式”的理论概括，而更强调在经验与情感上触及当代中国的真实与内心真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在“现实与虚构”这一普遍的范畴中看待中国与故事的关系，而将讲述“中国故事”作为一个整体，一种新的文艺与社会思潮，这可能会更能启发我们的思考。我们讲述“中国故事”，并非简单地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以文学的形式凝聚中国人丰富而独特的经验与情感，描述出中华民族在一个新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并想象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与未来。 在新的世纪，中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中国文学也形成了一种新格局，我们需要以新的视野去重新看待中国与中国文学，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讲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的中国故事”。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了严重的民族与社会危机，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才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始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在短短30年的时间内，我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可以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中国自近代以来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人不再是“弱者”，也不再是“落后者”，而正走在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上。这可以说是中国人在世界上位置的转折点，也是中国人自1840年以来精神历程上的转折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伴随中国走过了最为艰难险阻的道路，从“启蒙”到“救亡”，从“为艺术而艺术”到“为工农兵服务”，中间经历了那么多波折与苦难，可以说“新文学”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心灵史”，开拓了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空间，也为我们奉献出了最为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中国与中国文学都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我们期待中国作家可以讲出新的中国故事。 一、新的时代及其主题 现在的中国作家所经历的时代是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置身其中的每个人也都经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进程如果能够真正写出这一巨变，写出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灵史”，将会是重要的经典作品，这也是不少作家追求的目标。但是要写出这一剧烈的变化，我们不能沉浸在日常生活中，不能将当下的现实视为“自然而然”的存在，我们需要具备一种历史感，需要在历史的变迁中考察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衣食住行的变化，这里面既有激烈的冲突，也有细微的差异，但只有在历史的视野中，我们才能看到很多事情并非自然而然的，也并非从来如此的，我们才能够更深刻地认识我们的时代。我们具有了“历史感”，也就具有了现实感，这可以让我们对现实生活更加敏感，也可以在现实的变化中去把握未来。 伴随着中国由弱到强的转变，中国人的“文化自觉”越来越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在学术界与社会民众中间，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成为了重要的思潮。对于我们来说，问题是什么意义上文化的“自觉”，如果说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侧面，20世纪的革命文化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改革传统同样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不同侧面。在具体的文化创造上，也体现出了鲜明的自觉意识。这表现在不同的层面，一是在当前的小说创作中，作家越来越注重表达中国人的经验、情感与文化性格；二是有的作家开始以新的眼光审视中国所走过的道路，在对时代的反思中探索新的可能性；三是一些新的文类如科幻小说、官场小说的盛行，也突破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展现了中国人建构文化主体性的努力。 胡学文是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小说中的不少主人公具有一种执拗的性格，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一种为了一个目标虽九死而不悔的气质，如《命案高悬》中的吴响、《向阳坡》中的马达等，这些人物都是最底层的民众，没有“文化”，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够如此坚韧呢？如果我们在1980年代构建起来的思想框架中，在文明与愚昧的视野中，根本无法了解这样的人，也根本无法了解中国与中国农村。在这样的思想框架中，农民或者底层常被视为“愚昧”的代表，或者被视为国民“劣根性”的集中表现，被视为没有“文化”，但这只不过是来自西方、城市或现代资本主义的“傲慢与偏见”。他们所有的并非精英阶层的文化，而是另一种“文化”——从周公、孔子到程朱陆王的传统文化在民间千百年来的积淀，以及“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地方文化传统。胡学文的小说写出了这种文化在民间、农村的积淀，写出了传统文化、民间文化与地方文化所养成的“人格”，或者“精神”。而这样的“精神”，正是底层或中国人最可宝贵的精神。只有这样认识中国人，认识中国的农村与底层，才能解释为什么中华文明历数千年而不坠，为什么中国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而没有亡国灭种，为什么现在中国又奇迹般地浴火重生。 付秀莹的《旧院》在对个人独特经验的描述中，写出了中国人经验、情感的独特方式，或者说写出了我们的“民族无意识”。小说写的是一个大家庭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幽婉细致地深入了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以及人们微妙的关系之间，向我们揭示了其中的隐约曲折之处。感叹时光流变与世事沧桑，并通过一个家庭的盛衰来表现，可以说是中国叙事文学的一个传统，从《红楼梦》到《呼兰河传》都是如此，而《旧院》可以说是这一美学的当代继承者。而在一个更为开阔的精神视野中，我们可以说《旧院》不仅写出了个人记忆与“民族无意识”，而且写出了一种人类共同的悲哀与惆怅，那就是一个美好世界的消失，人们面对世事变迁的沧桑与无奈，以及重返旧日时光的渴望。在这篇小说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人独特的情感结构，也可以看到中国人情感与美学的普适性。 新的时代不仅表现在作家开始以自觉的文化意识讲述中国故事，也在于对以前故事的重新讲述，正是在旧时代故事的新讲法中，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变迁。在这个意义上，韩少功的《日夜书》是一部值得重视的长篇小说。小说所写的内容是“知青”，但韩少功并非将目光局限于 “知青生活”，而是在四十余年的宏大视野中，描述知青在时间中的流变与命运的波折。小说所写到的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之一，从“文革”到“新时期”，到90年代，再到新世纪，中国仿佛处于一股激流之中，社会结构与精神氛围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知青们置身于这一剧烈的变化之中，他们怎样走向了各不相同的人生，他们的内心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这部小说中，韩少功通过他与知青朋友们的人生历程，为我们呈现出了这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及其在历史中的变化。小说在叙述方式上虽然回归“传统”，但并不注重故事，而是以五六个主要人物为中心，以“列传”的方式描述这些“典型人物”各自的命运与生活故事，他们的命运相互交织在一起，在时代大潮中沉浮与漂移。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韩少功厚重的“历史感”，正是对时间变化的敏感，让他可以站在今日的视角重新审视知青一代的命运。如果从韩少功的创作历程来看，他最早写作的便是《西望茅草地》等“知青文学”，其后是以《爸爸爸》为代表的“寻根文学”作品，在经历了《马桥词典》等实验性的阶段之后，现在他又重新关注“知青”，但无论在题材还是写法上，都已超越了原先“知青文学”的范围，这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的最新进展之一。韩少功在对具体事物的描述中体现出宏达的视野，在互相辩驳的思辨中表现出了历史内在的复杂性，而或许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写出当代中国经验的丰富与微妙。在巨大的历史变迁中，每个人的命运与内心世界都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韩少功以他的视角与方法写出了这个变化的世界。 同样，刘继明的中篇小说《启蒙》，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不同的“右派”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与现实的另一面。1980年代以来，曾经被划为“右派”的作家王蒙、张贤亮等人集体归来，为我们讲述了右派“受难”的故事。在这样的叙述模式中，“右派”知识分子历尽苦难痴心不改，一心为党、为国、为民，他们崇高的理想与悲惨的境遇构成了强烈的戏剧性冲突，冲击着1980年代中国人的心灵，在文学界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一时间“右派”成了受难知识分子的一种光环，象征着在苦难中坚守、在困境中拼搏，为人民而受难等丰富的含义。这一叙述模式流传甚广，不仅在1980年代家喻户晓，而且影响至今，“右派”几乎成为了一种光荣称号。但是，“右派”真的像他们所描述的那么高尚吗？在1980年代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后，他们又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当他们的境遇不再悲惨而是众星捧月时，他们是否仍在坚持当初的“理想”？《启蒙》所回答的正是这些问题，在这一右派叙述模式停止的地方，《启蒙》开始了它的讲述，并向我们揭示出上述右派叙述模式的裂隙，以及历史与现实的另一种“真相”。在文学史的脉络中，1980年代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为我们塑造了“为人民而受难”的右派知识分子形象，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叙述模式；1990年代，王安忆在《叔叔的故事》中表达了对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失望，但也只是在情绪与情感上感到他们不可信任；而刘继明的《启蒙》则让我们看到，这一代知识分子如何褪去了光环，走向了民众与人性的反面。这部小说饱满扎实，它不仅向我们揭示了历史与现实的“真相”，让我们反思精英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更让我们在历史的断裂处重新思考“启蒙的辩证法”，重新选择未来的道路。 如果说在“新文学”的传统之内，我们已经看到了巨大的变化，那么“新文学”传统之外一些文学类型的兴起，我们更可以看到时代的变化，这其中尤以最近盛行的官场小说与科幻小说为甚。19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颇为兴盛，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但在文学界却很少被纳入研究的视野。在我看来，“官场小说”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价值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当代社会的窗口，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当代社会运行的规则与“潜规则”，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现状与进程，以及从中折射出来的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与精神氛围。而在《沧浪之水》、《国画》、《二号首长》等优秀的官场小说中，则蕴含着一种不断进取的时代精神，主人公总是不满足当下的生活现状，力求超越现实，超越自我，追求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这样的追求或者表现为个人理想的自我实现，或者表现为官场的生存智慧，虽然其中有很多可以反思的因素（尤其是官场的权力争斗），但这种进取的精神恰恰是一个民族保持活力的象征。而在这些优秀的官场小说中，当主人公到达一种新的生活处境后，他们也会对官场中的进取保持一定的反省，但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进取—反思”精神，则可以说是我们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 科幻小说同样如此，在刘慈欣、韩松等优秀科幻作家崛起的背后，其实蕴含着一些深刻的时代命题，那就是“谁能够代表人类”与“谁能够想象未来”，在一个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中，并非所有的国家都能够代表人类与想象未来，在西方经典的科幻小说与电影中，能够代表人类与想象未来的，只是西方白种人，但是在今天，在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面临外星人的挑战与威胁时，中国人作为一个重要的力量和人类的代表开始出现在科幻世界的舞台上。在这个意义上，在科幻小说崛起的背后，有着中国人的自我定位与想象作为重要的支撑。 在新世纪的新时代，可以说我们已经超越了近代以来“启蒙”与“救亡”的总主题，中国历经一个多世纪的艰难险阻已经浴火重生，“救亡”的忧患与焦虑对于今日的中国来说已经并不构成主要的问题了；而对于“启蒙”来说，在今天也面临着复杂的局面，一方面在我们的社会中仍存在着前启蒙的依附性关系，另一方面我们也在承受着启蒙的“后果”——“个人化”、“理性化”与“世俗化”已经造就了更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电视剧《甄嬛传》与盛行的官场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理性利己主义者的微妙博弈，可以说启蒙的这一后果构成了当今社会应该反思的主要对象。李泽厚曾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概括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文化运动，在这篇写于1980年代中期的文章中，他以“救亡压倒启蒙”的结论呼唤新的启蒙。但在我们今天看来，无论是启蒙还是救亡，都已经无法概括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了，可以说我们已经走出了近代以来中国史的一个阶段，必须探索新的主题与方向。 二、新的中国人形象 新时期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开始重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3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但是1980年代“走向世界”的趋向与“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思想框架始终构成了社会思潮的主流。在这样的思想视野下，“中国”（包括传统中国与革命中国）是落后的，只有融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世界潮流中，才是唯一的出路。而在新世纪，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转折。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增强了中国人的自觉与自信，而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也彰显了资本主义的本性。在这样的情形下，“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便转换了坐标与视野，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历史，重新选择前进的路。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的形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李蔚的长篇小说《闯荡非洲》，描写新世纪以后中国人到西南非洲某国首都的创业生活，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商人如何闯荡的故事，小说描述了中国人与当地人的关系，以及中国人内部的倾轧与矛盾，让我们对非洲可以有一个直观而具体的了解，也对“国民性”在国外的表现有更深刻的认识。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很少有表现非洲生活的作品，此部小说可以说弥补了这一缺憾，小说中表现的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尤其是中国人在创业中表现出来的优越者心态，值得我们批判地加以审视。泽津、李林合著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在俄罗斯纪实》生动地展现中国农民走出国门到俄罗斯之后，打工谋生、开荒种地、勤劳致富的故事，他们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最终集体致富，赢得了俄罗斯社会各界的好评。这部作品展示了主人公在俄罗斯艰难创业的经历。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在世界各地创业的身影，在这里，“中国人”的形象与以往已经大不相同。如果说以往中国人主要以“落后者”的形象出现，那么出现在这些作品中的“中国人”已经转化为精明强干的“创业者”。如何认识与适应这一形象的转换，并批判性地审视其中“殖民主义”的因素，将是中国知识界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左为李蔚的长篇小说《闯荡非洲》；右为泽津、李林合著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在俄罗斯纪实》 最近，海外华人作家写出了一些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与1980年代以来的“留学生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主要是对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不再持一种理想化的态度，不再无条件地认同与追求，而更注重中国经验、中国文化或中国人的“身份”。这一变化，可以说与中国在世界格局中位置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袁劲梅的小说将中西文化冲突作为小说处理的主要题材，无论是《罗坎村》还是《老康的哲学》，其间都纠缠着中西文化的冲突以及中国内部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在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在《老康的哲学》中，从“等级观念”、“大一统”、“人情和法理”等命题，我们可以看到老康所代表的更多的是传统中国文化，老康哲学的主要对立面是他的儿子戴小观所受的美国教育，所谓中西文化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他们两人身上，但是还有另一种冲突，那就是老康和他的妻子之间的矛盾，老康的妻子代表的是一种官本位思想与裙带或依附关系。叙述者位置的选择，同时也是情感与思想倾向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叙述者“我”的立场并不清晰，她大体认同戴小观的美国文化，不过她又试图去理解老康，虽然叙述中不乏调侃与嘲讽的意味，但她却又认真地去追溯他的“哲学”的形成过程，表达了一种努力去了解的意愿。小说的叙述姿态是值得注意的，如果历史地看，与1980年代的作品相比较，中西文化的冲突至少不再被视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而是“文明之间的冲突”，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矛盾。 加拿大华语作家李彦的长篇小说《雪百合》，描述了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寻找心灵归属感的历程。故事发生在加拿大一个小城，小说主人公百合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小说主要描写她面对现实和理想冲突时的困惑，以及对生活价值观的反思。小说中对加拿大现实生活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性别、种族矛盾，同时突显了以白求恩为代表的革命精神对宗教的超越，这可以说是以理想的名义对中西文化的一种对比。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的构架中，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构成了国际秩序重建的基础，在这一构架中，中国作为“儒家文明”的代表，也构成了世界的一极，而在现实的国际秩序中，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他者”，这样双重的“他者”身份让中国在当今世界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在这部小说中，中国人已突破了传统的落后者形象，而在精神层面上显示了其现代价值。 如果说在国外，中国人的形象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在国内也同样如此。这主要表现为中国人的形象由哪个群体来代表的问题，以往中国人的形象主要是中国农民的形象，这是乡土中国的一种必然，但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的转变，伴随着乡土文学的衰落与都市文学的兴盛，中国问题更多地表现为城市中的问题，中国人的形象则更多地表现为都市中的中国人。孟繁华指出，“在乡村文明崩溃的同时，一个新的文明正在崛起。……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是这些新移民最大的特征，他们的焦虑、矛盾以及不安全感是最鲜明的心理特征。这些人改变了城市原有的生活状态，带来了新的问题。正是这多种因素的综合，正在形成以都市文化为核心的新文明。”[iv]在文学上，中国文学的重心正在由乡土文学转为都市文学，不仅消费主义的文学生产以都市中的青年为主人公与预期读者，严肃文学（纯文学）关注的中心也在由乡村转向城市，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在不少杂志的文学奖评选中，以乡村为题材的作品越来越少见，更多的则是都市文学，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故事的场景也正在由乡村向都市转移。 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可以说是2013年中篇小说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小说讲述的是出身农家的青年涂自强考上大学、在城市奋斗的故事，这也可以看作是新世纪的“高加林的故事”。但是与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相比，涂自强的个人奋斗已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在高加林的时代，个人可以凭借才能向更高的社会阶层流动，但是在涂自强的时代，这一流动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所以尽管涂自强吃苦耐劳，对社会的微小温暖抱有感恩之心，也不像高加林、拉斯蒂涅那样有着强烈的自尊心与宏伟的抱负，而只是想在城市里立足，但他的故事仍以悲剧结束——身患癌症的他，最后将母亲托付于寺院，自己走上了绝路。这篇小说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断裂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不同阶层之间的鸿沟如同天堑一样难以跨越，对于置身社会底层的青年来说，他们的前景只能是一片黯淡。 石一枫的小说《红旗下的果儿》，以四个青年的成长为线索，描述了他们从少年到青年的心路历程，写出了一代青年的困惑、孤独、迷茫，以及在时代变迁中逐渐成熟的过程。小说中有悲欢离合的爱情，有共同成长的友情，也有对时代细致入微的捕捉与刻画，让我们看到了成长于北京大院的“80后”，怎样从懵懂少年成长为有责任感的青年，小说将他们的变化置于整个时代的变迁之中，清晰地描绘出了这一代青年独特的人生体验，他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以及他们的社会历史处境。在《红旗下的果儿》中，石一枫将一代人的成长经验准确、细腻地刻画了出来，也让我们看到了北京这个城市在十数年中的剧烈变化。 在《第八日》中，文珍描述了白领女青年顾采采的生活，让我们看到了在她平静外表下所隐藏的孤寂与焦灼，在忙碌的工作之外，她无法找到心灵寄托与情感慰藉，只能沉浸在幻想中自我安慰，只能在难以忍受的失眠中煎熬，小说写出了当代城市青年的生活状态。《第八日》的姊妹篇《录音笔记》，讲述的是一个都市中孤独的女孩曾小月的故事，她是一家礼品公司的接线员，除了一副好嗓子，她别无长处，既少有男性青睐，在公司的地位也很边缘。对于声音的敏感，让她总能听到同事之间勾心对角的对话，也时常淹没在电话铃声和顾客的扯皮中。偶然之间，她发明了一个自己玩的小游戏——用录音笔将自己的声音录下来，再放给自己听，这让她与周围嘈杂的声音隔离开来，沉浸于自我的世界中。在她与自己的对话中，我们看到了她在这个城市卑微的处境，错过的爱情，疏远的友人，以及无聊的工作，构成了她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她看不到希望，也得不到安慰，只能自己与自己交流。这篇小说写出了当代都市白领的生活与内心困境，让我们看到了她们孤独、压抑乃至于自闭的心灵。 在以上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于传统中国人形象的另一种中国人——都市里的中国人，当然这并不是说乡土中国或中国乡村并不重要了，而是在一种新的视野中重构了我们对于中国人的想象。在国外的中国人形象也是如此，当我们以一种新的思想框架与历史眼光重新认识中国人时，可以发现“中国人”的形象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些新的因素与新的想象既是时代发展的反映，也预示着一种新的世界图景与中国形象的出现。 三、新的中国美学及其探索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小说”作为一种外来的文体，如何表达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始终是一个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的问题，但是仍有一些作家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着。新时期以来，在“走向世界”的趋势下，很多作家注重向国外作家学习，却忽略了中国本土的思想与文学资源。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在世界格局中位置的提升，中国作家的自信心也在不断增长，而中国经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在呼唤着中国作家突破“小说”的固定观念，创造出能够充分表达出中国人经验与内心世界的新的“小说”形式。 贾平凹的《古炉》表现的是文革时期的古炉村，作品的重点不在表现“文革”，而在表现这一村庄的“生态”，小说以一个儿童狗尿苔的视角，去观察与描述整个村庄的生存状态，人与人千丝万缕的关系，具体而微妙的日常生活，以及这一生态在“文革”剧变中的种种变化、撕扯、冲撞，在整体上描述出了“古炉村”在这一特殊时期的全貌，也为我们展现出了文革时期中国的一角或“缩影”。在写作方法上，作者不注重故事性与戏剧性，也没有中心情节，而以散点的方式将细节与人物连缀起来，细部极为真切琐细，而整体上形成了一种莽苍的厚重感。自《废都》以来，贾平凹就尝试以一种“世情小说”的方式描述当代生活的浮世绘，这一方式在《秦腔》中得到了集中的表现，《古炉》也可以说是这一创作方式的延续及其最新成就。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两点。一是贾平凹试图表现的是中国式的经验、情感、生活方式与人际关系，他并不是以一种外在的视角来观察，而是力图进入中国村庄与生活的内部，表现出其内在逻辑及其运作方式，同时他所描述的也不是传统中国人的生活，而是置身于现代性变化之中的中国人的生活，或者说贾平凹所切入的现实，是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过程中的一个切片，他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特定时期中国人的生活与内心世界。另一点，是贾平凹的表现方式是一种中国式的表现方式，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世情小说”的影响以及中国画的笔墨与技法，他放弃了中心故事，而在生活中人与人关系的微妙变化中推进小说，也放弃了透视，而注重细节与整体意蕴的表达，在这背后，则隐藏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世界观。 王安忆的《天香》，由明清之际上海的申家建造“天香园”发端，描写了申家几代人命运的起伏与“天香绣”的兴起，展示了明清之际的沪上风情与世间万象。这部小说笔法细腻圆熟，故事则将大开大合的转折与人物命运的沉浮融合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了作家游刃有余的控制力。这部小说的主角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首先是天香园申家的女人小绸、闵女儿、计氏、希昭、蕙兰，这些性格与色彩各异的女性构成了天香园这个小世界的主角，她们在申家这个大家庭里有着各自的身份，她们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显现了传统中国家族的特色，她们命运的起伏也显示了盛衰转换之际中国人的处世态度，“天香园”就像《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一样，既有日常生活的细微表现，也有命运转折之际的苍茫之感，让我们看到作家对传统中国生活的整体把握。小说的另一个主角是“天香绣”，这种精致细腻的绣品，贯穿着整部小说的始终，它在小绸、闵女儿两个人的手中诞生，在希昭手中得到提高与升华，又在蕙兰的手中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天香绣”的故事与申家女人的命运相互交织，构成了《天香》的主体，不仅如此，“天香绣”作为一种民间工艺的珍品，也代表着中国传统工艺的精神，作者以“天香绣”为主角也显示了她对这一精神的认同，而她的文字也正如“天香绣”一般细腻微妙，为我们织出了一幅《天香》。小说的最后一个主角是“上海”，小说追溯的是现代上海的“前世”，让我们看到了西方文明来临之前上海的“本来面目”，但即使如此，我们在小说中也能够看到中西文明交流的滥觞，利玛窦、徐光启等人物的出现，让我们在小说平静的叙述中看到了上海的“未来”，传统生活与现代因素在小说中融为一体。 格非的《春尽江南》是他“乌托邦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在《人面桃花》、《山河入梦》中，他探讨的是民国时期与新中国初期知识分子的命运，《春尽江南》延续了这一主题，探讨的是1980年代到新世纪初期知识分子的命运。小说主要集中于主人公谭端午如何从1980年代的著名诗人转变为一个无聊的小职员，以及他的妻子庞家玉如何从文学青年转变为一个如鱼得水的律师，他们以及他们身边人物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了中国30多年飞速发展造成的剧烈变化，以及主人公的生活与内心世界的巨大转变。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如何将现实生活的表现与其清丽典雅的艺术风格结合在一起。格非将早期的先锋形式与富有古典意趣的语言相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艺术风格，这主要表现为，在结构与意象上他更侧重于先锋式的探索，而在叙述中则更多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语言，他巧妙地将二者融汇在一起，使小说具有一种雅致而内省的气质。 长篇小说“中国化”的尝试，可以说是中国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但是如何“中国化”，如何在对现实的描述中体现出民族精神，如何创造出一种新的民族风格？仍是一个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在中短篇小说中也是如此，我们可以王祥夫的小说为例，谈一谈中短篇小说如何继承中国传统美学。 王祥夫的中短篇小说，有着中国美学的独特韵味。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他的小说也为我们描绘出了当代中国的众生相。如果我们做一下比较就可以发现，即使题材相近的小说，王祥夫的小说的处理方式也与西方作家不同。比如王祥夫《愤怒的苹果》，显然借鉴了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的命名方式，但我们可以看到，《愤怒的葡萄》描述的是美国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农村破产的悲惨景象，作者的侧重点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的掠夺与农民的悲惨命运。《愤怒的苹果》讲述的同样是一个破产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却更具有“中国特色”，小说中的农大毕业生亮气，因为承包果园与当地乡民和当权者展开的无奈抗争，小说通过对三次“白条大战”的生动描绘，将中国人错综复杂的人情世故和重重叠生的矛盾纠葛层层推进，在市场运行规律下荒谬绝伦的“哄抢”，在乡土逻辑的中却显得“合情合理”，让我们看到了转型期中国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再比如，王祥夫的《风车快跑》写风车的母亲去世了，他惊慌失措地去公墓买墓地，却意外地被当作神经病关在了医院里，家人找他找不到，他也无法出来，而陷入了一种荒唐的境地。马尔克斯2008年的短篇小说《我只是来打个电话》，写的也是一个人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故事，但马尔克斯在小说中强调的是正常的人生命运如何被偶然因素彻底改变，更富哲理性，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女性，故事也主要在她、丈夫与精神病院之间展开，而在王祥夫的小说中，则更多中国人重视的伦理关系因素，风车的母亲、妻子和兄弟在小说中都是重要的因素，在推动着故事的进展，小说讲述的故事虽然荒诞，但也透着暖色调，并不像马尔克斯小说的色调那样诡秘与阴冷。王祥夫的短篇小说关注底层，关注小人物，关注现实生活，但是在写法上却极富特点，他的小说很少有中心情节，而是以富于变化的笔墨不断逼近核心，而在结尾处“灵光一闪”，将故事推向高潮，同时留下悬念与丰富的想象空间，让读者去回味与思考。比如《蜂蜜》，故事的核心是安莉的孩子丢了，她又将别人的孩子偷来（？），当自己的孩子养，这样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小说中却只是从安莉的朋友张北、小晨的角度侧面去写，很大的篇幅在写他们两人的关系与斗嘴，也没有点明孩子是怎么来的，充满了悬念与暗示性。这篇小说在写法上很像契诃夫的《凡卡》，读者已经明白了故事，明白了即将到来的灾难，但当事人却仍在懵懂中。但与契诃夫不同的是，王祥夫在此篇小说中更多留白，更多侧面勾勒，也更有中国特色。王祥夫的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中国故事”的一种讲法，他取材于当代中国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问题，又以中国式的美学加以书写与描绘，显示了传统中国美学的生命力及其在当代的创新，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 “中国故事”是一个创造，新的中国故事需要创作者去观察、思考与表达，也需要讨论与争鸣。当然每个作家的认识与理解可能不同，但“新的中国故事”的诞生，恰恰在于创作者的探索之中。“新的中国故事”既是历史的创造与展开，也有赖于文学家创造性的感知、体验与表达。在价值观念与美学风格方面也是这样，我们讲述的中国故事，既要是“现代”的，又要是“中国”的，我们可以继承传统中国的某些价值观念与美学风格，但也要融入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熔铸成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美学。“中国故事”并不是绝对的，中国作家也可以讲述人类故事或宇宙故事，但就当前的历史阶段来说，作为一个社会主国家和一个独立的文明体，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崛起是前所未有的事件，不仅对于中国，对于世界来说也是需要重新认识、理解与接受的。在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时代，如何理解中国在世界上的变化，如何理解中国内部的变化，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对当代中国作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与挑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