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艾特玛托夫诞辰90周年暨逝世10周年，在颇有纪念价值的年份重新推出作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一日长于百年》，别有一种深长意味。 这位出生于吉尔吉斯斯坦的作家曾先后三度荣获苏联国家奖金，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在100多个国家发行。在德国，据说几乎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本他的作品。他对中国本土作家有着深远的影响，深受路遥、张承志、王蒙等作家的推崇。 近日，“艾特玛托夫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传播——‘一带一路’视域下的民族文学暨《一日长于百年》新书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研讨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阿达诺夫·拉何曼表示，艾特玛托夫是吉尔吉斯斯坦的文化象征，他的文学作品让全世界的读者领略到了吉尔吉斯斯坦的风土人情和精神传统，是衔接吉尔吉斯斯坦与世界各国的文学桥梁。 这种衔接和沟通的能力，源于艾特玛托夫用具有浓郁乡土气息和鲜明民族色彩的元素，诠释人类普遍存在的困境，探讨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贝文力特为本刊撰文，探讨艾特玛托夫的文学贡献以及在“一带一路”视域下研究民族文学的新方法和新思路。 文学评论焦点 积淀民族特色、同时又包含宽阔全球视野的文学作品，既为我们了解这个民族的生活、性格和精神的独特性提供途径，又能赋予我们一种神奇和宝贵的体验：情感、思想、追求得到呼应的体验。 吉尔吉斯斯坦作家钦吉斯·艾特玛托夫奉献给世人的就是这样的作品。 哈萨克斯坦学者С·卡斯卡巴索夫把艾特玛托夫称作是一位具有全球影响和意义的杰出人物：“其创作给不同时代千百万人提供道义支持和精神财富”。 在20世纪最受欢迎作家的行列里，艾特玛托夫毫无疑问地占有一席之地。他早期创作的中篇小说甫一问世就被列入文选。上世纪80年代，他的作品被翻译成150种文字，出版量达4000万册。评论家М·卡里姆写道：“艾特玛托夫是那些为数不多的突厥语作家中的一个：他让其他国家的，尤其是西方的读者接触到他作品中的人物，让读者爱他们、恨他们，和他们悲喜与共。”他始终是世界文学评论界关注的焦点。“艾特玛托夫研究学”也应运而生。 艾特玛托夫致力于对民族生活进行全面深刻的描绘，与此同时，又努力展现属于全人类的东西。从“具体的现实”递进到“普泛的现实”，结合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前景，在作品中对有关生命和生活的意义、人与自然的关系、代际传承、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传统人伦的继承、宗教的价值等话题进行探索，并与读者进行尽管是隐形的、但几乎无处不在的对话。通过自己的作品，他对社会意识产生持续不断的影响。 反映时代问题 艾特玛托夫1928年出生在当时作为苏联组成部分的吉尔吉斯的基洛夫区塔拉斯谷地的舍克尔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经历跌宕起伏。父亲横遭镇压，家乡父老向他们孤儿寡母伸出援手，提供庇护。他由此深切地感受到世态炎凉和古老道德传统的惊人力量。卫国战争爆发后，还是少年的他挑起了工作的重担。多年后他回忆道：“现在我自己都无法相信，14岁时，我已经担任了村苏维埃秘书。我必须解决与一个大村子生活有关的众多问题，而且是在战争期间。”但也正是这段生活成了他日后创作的 “圣洁的源泉”：“你可以经常从中汲取思想、场景和人物场景”。 后来，艾特玛托夫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1978年）、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院士，1963年获得列宁奖，1968年、1977年和1983年三次获得国家奖金。 在成就眷顾艾特玛托夫之前，他勤奋而紧张地工作着：探寻自己的主题、自己的主人公和自己的叙述风格。走上文坛伊始，他的作品（《査密莉娅》（1957）、《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1961）、《骆驼眼》（1962）、《第一位教师》（1963））就呈现出主题深刻、戏剧性强、解决问题方式多样的特点。作家自己曾经表示：“在《第一位教师》中，我想确认我们对文学中正面人物的理解……我努力用我们当代人的眼光来回顾这个人物，我想提醒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忘记自己不朽的父辈。”教师竭力让村里的孩子们摆脱愚昧。这样一位教师的形象，特别具有现代性：今天教师们的使命，他们的人生追求也在于此。俄罗斯评论家В·潘金感慨：“尊重教师——这门学问不知为什么要比其他学问更难。” 艾特玛托夫始终不懈地追求在创作中反映时代尖锐问题的实质。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品所描写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具有张力。叙述方式也越来越丰富，民间口头文学成分的作用不断加强，作者的描述与神话、传说、民歌以及主人公的思索、内心独白融为一体。由此，人物形象独特的象征性和作品的哲理性也日益凸显和强化。 评论界倾向于把艾特玛托夫的创作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获得国际性影响的《査密莉娅》等构成。第二阶段以 《母亲的土地》（1963）和《永别了，古利萨雷！》（1966）为代表。第三阶段从《白轮船》（1970）开始，包括《早来的鹤》、《花狗崖》和《一日长于百年》等。与此对应的是作家在创作中提出并思考的三组关系：生活与尊严、人与历史、存在与良知。这三组关系彼此关联并在内涵上不断深化。生命-自由-革命-建设-和平-和谐-人类的未来，这一切，如同一个个台阶，构成一个完整的阶梯。艾特玛托夫笔下的主人公，沿着这一阶梯，不断攀登。这是一个掌握自己命运、务实的创造者，也是一个进行着紧张思索的人，他审视过去，也展望未来。他感到对一切都负有责任：以往、现在和将来，人类、地球和宇宙。 身为双语作家 对艾特玛托夫的创作及其对当代文学和文学家影响的研究，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他作为双语作家的身份和沟通本民族与外部世界的桥梁的角色，始终是被关注的重点。 艾特玛托夫首先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根基。民族的历史、文化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全面而深刻的体现。同时，他又深受俄罗斯文学和其他文学传统的熏陶与影响。他仿佛是一座桥梁，连接起吉尔吉斯斯坦和世界，将民族的图景融入世界社会的进程。 像苏联时期的许多民族作家一样，艾特玛托夫同时掌握民族语言和俄语，并用它们进行创作。俄罗斯文学给予他的影响是巨大的。作家不止一次地强调过这一点：“在俄罗斯文学广袤无边的世界里，我喜爱托尔斯泰的智慧和他对人物复杂心理的描写，喜爱肖洛霍夫扣人心弦的紧张情节和鲜明的人物性格，喜爱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浪漫主义，喜爱契诃夫深厚的人道主义和布宁对世界的细腻感受，喜欢法捷耶夫的共产主义精神、特瓦尔多夫斯基诗歌辽阔深远的意境和列昂诺夫作品中的哲理性……但这一切还不是全部。”评论家К·阿萨玛利耶夫指出：艾特玛托夫“……把他前辈的高超成就作为起点，通过全面掌握世界上最强大的文学的伟大经验，加快了自己通向文学顶峰的道路。” 作为一个新出现的书面文学的代表，艾特玛托夫用吉尔吉斯语创作了他的早期作品。中后期作品是用俄语写的。与此同时，作家强调：“作为一个使用俄语的作家，我自然附属于俄罗斯文学。但……同时，我依然是从自己的民族特性出发。不管我写什么，吉尔吉斯语和我的民族世界观始终不可分割地存在于我的自我表达之中。” 在艾特玛托夫的创作中，很容易感受到双语作家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把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当作“民族元素”（别林斯基语）加以运用。艾特玛托夫作品里的神话及其荷载的象征，在思想、审美和民族身份的表达等方面发挥着显著的功能。这也使他的创作融入上世纪60年代“神话流派”中。这一文学流派的作家在作品中探索灾难的根源：这些灾难威胁人民的物质生活和道德原则，并借助神话、传说的力量，与所谓现代文明的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抗争。 艾特玛托夫把道德和伦理置于首位。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强调他作品的主题是“良心”，始终呼吁选择善而拒绝恶，精神力量决定着他笔下人物的命运。 事实上，艾特玛托夫的道德伦理主题与19-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尤其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和思想非常接近，尽管在创作风格上他与两位大师有明显差别。艾特玛托夫的创作与肖洛霍夫的创作也有联系。评论界经常把《永别了，古利萨雷！》与《被开垦的处女地》进行比较并不是偶然的。吉尔吉斯斯坦作家延续了肖洛霍夫的主人公在“被暴风雨击碎的世界”中寻找道德港湾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有了自己的创新。 思想的宇宙主义 艾特玛托夫认为，文学创作的意义在于“认识世界无限的美和无尽的矛盾性”。几乎艾特玛托夫的每部作品，都会因其饱满的艺术性、鲜明的政论性和深刻的哲理性，给读者带来情感和思想上的冲击。《一日长于百年》更是直接撞击并且拷问读者的灵魂。 发表于1980年的《一日长于百年》，是艾特玛托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的主要思想——包括他的“全球性思维”——和他的写作特色，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呈现。从内涵而言，作品规模宏大，体现了作者思想中的宇宙主义。与此同时，地球、自然作为人类的祖先和赖以生存的环境仍然是作家作品中的思想核心和主要形象之一。 故事发生在一个位于草原深处的会让站里。随着火车的轰鸣、火箭的发射，一个暴风骤雨的时代闯入了原本宁静有序的生活。主人公叶吉盖是站上一名普通工人。他关心、珍视周围的一切。小说开始，老职工卡赞加普去世了。叶吉盖运送自己好友的遗体回老家，准备按祖先的遗训来安葬。一路上，他回忆起了自己和卡赞加普以及小镇其他居民们的人生经历，仿佛经过了一个世纪。等到了墓地附近，他发现，在原本是祖先长眠的地方，已经建起了一个被铁丝网包围着的航天发射场。门口站着的哨兵不让叶吉盖进去。作为历史记忆象征的古老墓地遭到践踏。故事就围绕着这一冲突展开。 艾特玛托夫认为，个人和全民的历史记忆，是道德和精神价值的基础。民族性格也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作家把神话传说编织进叙述当中，赋予隐喻和哲学的含义。其中，最惊心动魄、寓意深刻的，是关于曼库特的传说：敌人给曼库特戴上兽皮头套，把他留在骄阳底下，晒干的头套越收越紧，使曼库特失去了记忆。此后，他变成了一个沉默而顺从的奴隶。母亲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找到了他。但他已经不认得母亲，也不记得任何东西，尽管母亲一再提示，还为他唱他童年时的歌谣。敌人来追杀母亲。母亲逃脱了。敌人给了曼库特弓和箭，授意他杀死母亲。第二天早晨，当母亲来到他身边劝他一起逃跑时，他用毫不颤抖的手，把箭射进了母亲的心脏。这时，从母亲头上掉下的白色头巾化成一只鸟，一边飞一边呼喊：“想想，你是谁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你的父亲是杜年拜！杜年拜！杜年拜！”从此以后，草原上空就有了一种叫杜年拜的鸟。埋葬母亲的墓地，称为母亲安息地。叶吉盖正是把自己的朋友运到这里来安葬。作家借助这一传说，将自然（故乡的土地，天上的飞鸟）、人及其记忆联系了起来。无视其中任何一个因素会导致另一个因素的消亡。而通过现实与传说富于隐喻性和哲理性的结合，艾特玛托夫塑造了一个尽管是隐形的、但却是力量巨大的形象——“警示”的形象。作家使我们认识到人类普遍的价值观是我们时代的道德支柱。作家令人信服地展现了普通人丰富的精神世界，他们对于人类生存问题的看法。 在小说《一日长于百年》中，存在着几个空间：铁路会让站，萨雷-奥捷卡大草原，国家，地球，地球的周围和遥远的宇宙。而在时间维度上有过去、现在和几乎是想象中的未来。每个空间又都有时间。这些结构产生的相互关系强化了作品的隐喻性和作者艺术概括的表现力。 与读者保持共时性 在论及艾特玛托夫的创作在苏维埃时代的价值和作用时，艾特玛托夫研究专家加切夫强调指出：艾氏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和深刻的哲理性，并且引发对人类生活、文化和认识的当代问题和永恒问题的思考。艾特玛托夫的作品成了我们过去几十年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通过思想滋养精神，通过感受滋养心灵，通过美滋养想象力，使我们得到升华。” 斗转星移。加切夫所说的时代已成为历史。艾特玛托夫作品问世至今已过去了数十年，作家离开我们也已10年了。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当我们重温艾特玛托夫的作品时，我们会发现，它们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丝毫没有减退，它们仿佛是作家在今天为我们所写的。 这是因为，艾特玛托夫是位始终进行着具有宇宙的广度和哲理深度思考的作家，也是一位“传道者”。他在作品中，尤其是在上世纪末的作品中，环视被种种矛盾冲突撕裂与切割的世界，描绘、呼吁爱、理解和团结，并将此视为人类文明生存与发展之路。 艾特玛托夫的每部作品都涉及全人类利益的话题，都蕴含着唤醒人类的意识、良知和爱的内在力量。通过鲜活的、充满戏剧性和象征性的画面，向读者揭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有机联系，个体与群体间的密不可分以及记忆作为连接代际传承环节的重要性。 在作品中，时间通过各种传说和神奇事件的棱镜得到再现。这些传说和事件开始于过去，展开在当下，趋向于明天，总是与读者保持一种共时性。 艾特玛托夫的作品，故事的线索都很丰富，它们相互交织，由作品中提出的问题的共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仔细研读，可以发现，这些问题始终是关于精神和道德的。艾特玛托夫提出的关于存在的最基本问题一次又一次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人怎样成为一个人？”这个问题不会没有答案，因为每个有良知的人都有义务理解他的个人命运与人类命运、与宇宙命运之间的联系。 上世纪70年代，艾特玛托夫曾写道：“那些‘大众艺术’，试图作用于我们的本能，常常表现杀戮、酷刑、流血……它总是令人不安、使人恐惧……但我相信，真正的艺术应该来自正常的人类生活。” 作为对艾特玛托夫的呼应，吉尔吉斯斯坦学者A·阿克马塔里耶夫强调：“艺术地反映善良、人性、高尚的道德是作家的真正信条。” 而人及其善行，劳动和良心，爱和希望，为地球上的生命、为未来做出自我牺牲——正是艾特玛托夫创作的永恒主题。 对中国作家的影响 艾特玛托夫作品中的人道关怀，使他得到中国作家的广泛认可和喜爱。 张承志便是其中之一。他曾说：“回忆起来，若是没有读过他，可能人生不至于因之残缺，但是那将太可惜了。没有那样度过简直不算读书，没有那种在阅读中被美好感觉浸泡的经历的人，简直太不幸了！”张承志本人的写作经验便与艾特玛托夫有诸多相似，其代表作《黑骏马》与《一日长于百年》的结构线索相似，在老马、土地、偏远的火车站中穿插往昔的回忆与现实的道路，倒叙、穿插间富有参差的美感。 作家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就曾写到孙少平阅读《白轮船》时的感人场景：“孙少平一开始就被这本书吸引住了。那个被父母抛弃的小男孩的忧伤的童年；那个善良而屡遭厄运的莫蒙爷爷；那个凶残丑恶而又冥顽不化的阿洛斯古尔；以及美丽的长角鹿母和古老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吉尔吉斯人的生活……这一切都使少平的心剧烈地颤动着。当最后那孩子一颗晶莹的心被现实中的丑恶所摧毁，像鱼一样永远地消失在冰冷的河水中之后，泪水已经模糊了他的眼睛……” 旅法学者赵越胜也曾动情地写过第一次阅读《白轮船》时的情景：“初读《白轮船》，是在一九七四年初的冬夜。那时我还在怀柔的深山中做工。是夜，大雪弥漫，山中阒无人迹。我伴着熊熊炉火，满怀颤栗读完这部薄薄的小书，当时，我几乎被这小书惊呆了。只觉心中有如许欲吐而未可以吐之物，如许欲语而莫可以告语之处，恨不能夺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然四围山色，漫天迷雪，青灯孤影，无倾诉之人，惟听窗外寒溪呜咽。于是，夺门而出，在野风飞雪中对群山恸哭。” 艾特玛托夫年表 1952年，开始发表作品。 1958年，莫斯科高级文学培训班毕业后，在《新时代》杂志发表中篇小说《查密莉雅》，开始跻身苏联文学界。 1961年，发表中篇小说《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 1962年，发表中短篇小说集《草原和群山的故事》，次年因该书获列宁奖金。 1966年，发表中篇小说《永别了，古利萨雷！》。 1968年，《永别了，古利萨雷！》获苏联国家奖金，同年获“吉尔吉斯人民作家”称号。 1970年，发表中篇小说《白轮船》。 1971年，获列宁勋章。 1977年，《白轮船》获苏联国家奖金，同年发表中篇小说《花狗崖》。 1980年，发表首部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 1983年，《一日长于百年》获苏联国家奖金。 1986年，发表长篇小说《死刑台》。 1995年，发表长篇小说《卡桑德拉印记》。 2006年，发表长篇小说《崩塌的山岳》。 2008年6月10日，钦吉斯·艾特玛托夫在德国纽伦堡病逝，享年80岁。吉尔吉斯斯坦将这一年命名为“艾特玛托夫年”，6月14日为国悼日，巴基耶夫总统对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下达总统令：“对人民作家的葬礼进行现场直播。”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也致唁电，普京称他的去世是“我们所有人巨大的无可弥补的损失”，“我们会记住这位伟大的作家，思想家和人道主义者”。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的统计，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语言，在100多个国家发行，甚至总共只有4万多人的民族——萨阿米人也用本族语言出版过他的小说，而在中国，除了汉语，还有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柯尔克孜语的译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