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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与随想》是俄国思想家、作家、革命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0）的回忆录。 赫尔岑出生于莫斯科的贵族家庭，经历了战火、革命、流放，接触了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的各色人物。这位时代巨匠从1852年开始动笔写作回忆录，历时十五年完成；内容覆盖了从1812年俄国卫国战争、十二月党人起义、1848年欧洲革命等重大事件，拿破仑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别林斯基、恰达耶夫、巴枯宁、马志尼、蒲鲁东、拿破仑三世等历史人物悉数登场。 赫尔岑在少年时代受十二月党人思想影响，立志走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道路。1829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数理系；1835年以“对社会有极大危险的自由思想者”的罪名被流放。1842年回到莫斯科，立即重新投入战斗，并受到迫害。1847年初，赫尔岑携家到达欧洲，成为流亡者，从此再未返回俄国。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使赫尔岑思想上发生危机，触发他重新思考社会根本问题。1852年他来到伦敦，随后建立了“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出版了《北极星》和《警钟》两种刊物，登载揭露沙皇专制制度的文学作品和各种文章。这些刊物当时被大量秘密运回俄国，促进了解放运动的发展。1870年1月，赫尔岑病逝于巴黎。 赫尔岑生前曾亲自编定了一至五卷（除《家庭悲剧》等少数部分外），第六至八卷大多由后人根据他的遗稿陆续发表，但直至1956年，全书才由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定，列入《赫尔岑三十卷集》。中译本系项星耀先生根据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赫尔岑九卷集》译出，近日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后浪出版公司重新出版（2018年9月）。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选刊其中第一卷第一章的内容。在这里，赫尔岑写下了他出生之际的家族与国家命运：1812年4月，拿破仑大军压境、入侵莫斯科……  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著，项星耀译，《往事与随想》，四川人民出版社/后浪出版公司，2018年9月 我的保姆与拿破仑的军队 “喂，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再给我讲一遍吧，法国佬是怎么进莫斯科的？”我躺在小床上常常这么说，一边裹在绗过的棉被里，伸伸懒腰。小床四周围着一幅粗麻布，免得我摔到地上。 “咳！还讲什么哟，已经听过多少回了，况且也该睡啦，还是明天早些起床的好，”老婆子总这么回答，其实这是她心爱的话题，我乐意听，她也同样乐意讲。 “您就讲一点吧，比如，您怎么知道……噢，开头是怎样的？” “开头是这样的。您爸爸（您知道他是怎么一个人）总是磨磨蹭蹭的，收拾这收拾那，最后总算拾掇好了！大家说，该走啦，还等什么，看来城里已经跑空了。他不听，还跟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说个没完，商量怎么一起走，一会儿这个没准备好，一会儿那个没准备好。好不容易一切安排妥当，马车也停在门口了；老爷们坐下去用早饭，蓦地我们的厨师跑进饭厅，脸色煞白的，报告道：‘敌人已经进了德拉古米洛夫门。’大家一怔，心都凉了；我的天，上帝保佑吧！这时人人慌了手脚，乱糟糟的，正在唉声叹气，一看，龙骑兵已在满街奔驰，戴着那种钢盔，后面扬起一根马尾巴。城门全关闭了。这下子您爸爸只得听天由命，您也跟着倒了霉。那时您还由奶娘达里娅在喂奶呢，生得又虚弱又瘦小。” 我露出了骄傲的微笑，为自己参与了这次战争而扬扬得意。 “起先还马马虎虎，这是指开头几天，有时进来两三个兵，做做手势，意思是有没有酒；我们照例给他们一人斟一杯，他们喝完就走了，临走还敬礼呢。可后来起了火，火越烧越旺，城里变得大乱，抢劫和各种灾祸都出现了。我们当时住在公爵小姐（指梅谢尔斯卡娅公爵小姐，赫尔岑的祖母的妹妹。）家的厢房中，屋子也着了火。于是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戈洛赫瓦斯托夫，我父亲较小一个姐姐的丈夫。——作者注）劝我们：‘还是到我家去吧，我的房子是石造的，院子进深，围墙也坚固。’我们去了，主人仆人都一起步行，那时也分不得尊卑上下啦。我们走到特维尔林荫大道，那里的树木已经着火。最后总算到了戈洛赫瓦斯托夫家，一看，屋子已浓烟弥漫，火舌正从所有的窗口蹿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愣住了，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屋子背后有个大花园，我们拐到了那儿，以为那里安全一些。我们坐在长凳上发愁，突然不知打哪儿闯来了一群大兵，喝得醉醺醺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穿一件旅行用的大皮袍，一个兵扑过去，要剥他的皮袍，老头儿不给，那个兵猛然拔出短剑朝他脸上砍去，以致他老人家归天的时候，脸上还留下一条伤疤。其他几个兵动手对付我们，一个兵把您从奶妈手中夺去，解开襁褓，看里面有没有钞票或者钻石，一看啥也没有，这天杀的，就故意把包布撕破，扔在地上。他们刚走，又出了大乱子。您记得我们的普拉东，后来给送去当兵的，他非常贪杯，这一天也实在胡闹，腰里挂了把军刀，到处游荡。原来，敌人进城前一天，罗斯托普钦伯爵[罗斯托普钦（1763—1826），1812至1814年间的莫斯科总督。]打开军械库，把武器分发给大家，普拉东捞到了一把军刀。那天傍晚，他看见一个龙骑兵骑马闯进院子；马厩旁边有一匹马，龙骑兵想把它牵走。哪知普拉东一个箭步跳到他跟前，抓住缰绳说道：‘马是我家的，我们不给你。’龙骑兵举起手枪吓唬他，可是枪里显然没装子弹。老爷当时也在，看到这情形，向他吆喝：‘放开马，这不关你的事。’可哪成！普拉东抽出军刀，对准龙骑兵的脑瓜就是一刀，龙骑兵的身子晃了晃，但他又狠狠干了几下。我们心想，这下我们的末日到了，龙骑兵的伙伴一发现这事，我们非完蛋不可。普拉东倒满不在乎，等龙骑兵一倒下，就抓住他的脚，把这倒霉鬼拖进了污水坑，丢在那里，这家伙当时还没断气呢。他的马站在一旁，一动不动，用蹄子踢泥土，仿佛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把它关进了马厩，后来大约就在那儿给烧死了。大家赶紧逃出院子，火也越烧越可怕。我们筋疲力尽，饿着肚子，发现一幢房屋还没着火，便躲进去歇息。谁知还不到一个小时，我们的人又从街上嚷嚷了：‘快出来，出来，起火啦！’我马上从台球桌上撕了一块粗帆布，把您裹在里边，免得夜里着凉。这样，我们到了特维尔广场，法国佬正在那儿救火，因为他们的长官住在总督府里。我们只得干脆坐在街头，只见到处是来来往往的巡逻兵，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您呢，拼命哭啊，闹啊，因为奶妈没有奶了，也找不到一块面包。那时纳塔利娅·康斯坦丁诺夫娜（赫尔岑幼年的保姆之一。）还跟我们在一起，您知道，这姑娘啥也不怕，她看见一群兵在墙角边吃东西，便抱了您去找他们，指指您说，小孩儿要‘蛮食’（法语“吃”的发音）。起先他们可凶呢，冲着她直吆喝：‘阿来，阿来！’（法语“滚开”的发音。）她就骂他们：你们这些杀头的；还杂七杂八讲了不少话。这些大兵啥也不懂，听了乐得哈哈大笑，给了您一点浸水的面包，也给了她一块。第二天一早，一个军官跑来，把所有的男人都带走了，您爸爸也在里边，只留下了女人和受伤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他们是给带到周围的房屋去救火的，我们就这么单独呆到傍晚，光知道坐在那儿啼哭。到了黄昏，老爷回来了，还有一个军官跟他在一起……” 我的父亲觐见拿破仑 现在让我代替老婆子，把她的故事讲下去吧。我的父亲完成了消防队长的职务以后，在基督受难修道院附近遇到一队意大利骑兵。他便找他们的队长，用意大利语向他讲了他家庭的处境。意大利人听到亲切的祖国语言（原文是意大利文），答应报告特列维茨公爵[即莫蒂埃（1768—1835），法军元帅。拿破仑攻占莫斯科时，莫蒂埃任莫斯科总督。]并决定派一名卫兵保护我们，以免戈洛赫瓦斯托夫家花园中发生的野蛮事件重演。那个军官便是奉命前来执行这任务的。军官听说我们已两天没吃东西，便带我们走进一家洗劫过的店铺，那里花茶和近东地方的咖啡丢了一地，还有大量海枣、无花果和扁桃仁。我们把口袋塞得鼓鼓的，已足够做一顿甜食了。事实证明，卫兵是大有用处的：十来伙士兵曾先后来到特维尔广场拐角上，跟这些露宿街头的不幸的妇人孩子找麻烦，但当场都在卫兵的命令下离开了。 莫蒂埃记得在巴黎与我父亲会过面，因而呈报了拿破仑。拿破仑命我父亲次日早晨前去见他。我的父亲一向注重仪表，严格遵守礼节，可是这一天他应法国皇帝之召，到克里姆林宫金蜜殿觐见的时候，穿的是破旧的蓝色短燕尾服，铜纽扣，这本是打猎穿的，也没戴假发，衬衣肮脏，皮靴已几天没刷，胡须也没剃。 他们的谈话我听到过多次，在凡男爵[指阿加东·让·弗朗索瓦（1778—1837），法国历史学家，曾任拿破仑的秘书，著有《1812年纪事》等书。]和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1790—1848），俄国将军，军事历史家，著有《记1812年卫国战争》一书。]等的历史著作中，都有相当忠实的记载。 起先是一些普通的套语，不连贯的句子和简单的议论，这些话一直被赋予深刻的含义，直到三十五年之后，大家才看清楚，它们只是些庸俗无聊的废话。接着拿破仑便为火灾大骂罗斯梵普钦，声称这是野蛮行为。他像平时一样，竭力要使人相信，他是无限爱好和平的。他解释道，他的战场是在英国，不在俄国，还吹嘘他派兵保护了孤儿院和圣母升天大教堂（克里姆林宫的主要寺院之一，在俄国建筑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他埋怨亚历山大（指当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受了坏人蒙蔽，不了解他的和平意愿。 我的父亲指出，提议和平应该是战胜者的责任。 “我已尽力而为。我曾派人去见库图佐夫[库图佐夫(1745-1813)，俄国著名将领,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俄军统帅。]，他不愿进行任何谈判，也不让沙皇陛下知道我的建议。他们希望战争，这不是我的过错，我只得被迫应战。” 等这出喜剧演完之后，我的父亲要求发给我们通行证，好让我们离开莫斯科。 “我曾下令不给任何人发通行证。您为什么要走？您怕什么呢？我已命令开放市场了。” 法国皇帝这时似乎已经忘记，除了开放市场，人们还需要住房，何况在特维尔广场的敌军士兵中间过日子，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我的父亲向他说明了这一点。拿破仑略一思忖，蓦地问道： “我有一封信要送交沙皇陛下，足下能否代劳？在这条件下，我可以下令给您和您的家属签发出境证。” “我愿意接受陛下的建议，”我的父亲回答他，“但我很难保证完成使命。” “您能保证利用一切办法，亲自呈递信件吗？” “我用我的荣誉保证，皇上。”（原文是法文。） “这就够了。以后我会派人去找您。您还有什么要求吗？” “在我动身以前，我希望我的家有一个安身之处，此外别无他求了。” “特列维茨公爵会尽力帮助您的。” 确实，莫蒂埃在总督官邸拨给了我们住房，并下令供应我们食物；他的总管甚至送了酒来。这样过了几日，一天早晨四点钟，莫蒂埃派了副官来通知我父亲，要他立即赴克里姆林宫觐见皇上。 几天来大火已达到骇人的程度，到处烈焰腾天，烟雾弥漫，叫人忍受不了。拿破仑穿戴整齐，在室内踱来踱去，显得忧虑重重，火气很大；他开始感到，他那顶炙手可热的桂冠即将迅速冷却，在这儿他不可能像在埃及一样轻易脱身。作战计划之荒谬，除了拿破仑，所有的人，从内伊、纳博内、贝尔蒂埃（内伊和贝尔蒂埃都是法军元帅，拿破仑的亲信，贝尔蒂埃当时任法军参谋总长。纳博内是法国外交家，当时任拿破仑的副官。）到普通军官，都一清二楚。然而他在一切反对意见面前，只是像着了魔似的一个劲儿地叫嚷：“莫斯科！”现在到了莫斯科，他也清醒了。 我的父亲进屋时，拿破仑从桌上拿起一封已封口的信，一边递给他，一边弯一弯腰说：“我信赖阁下的保证。”信封上写的是：“致我的兄弟亚历山大皇帝”（原文是法文。）。 我父亲领到的通行证至今仍保存着，这是由特列维茨公爵签署的，下面还有“莫斯科警察总监”莱塞普斯的副署。有些外人得悉通行证的事，纷纷来找我父亲，求他带他们一起走，就算是他的仆役或亲属。负伤的老人，我的母亲和奶娘，坐一辆敞篷马车，其余的人全都步行。几名枪骑兵骑了马护送我们，直到望见俄军后卫部队，才与我们道了平安，转身折回。过不多久，我们这群古怪的旅客，便由哥萨克簇拥着，给送到了后卫部队司令部。这儿的军队是由温岑格罗杰和伊洛瓦伊斯基第四（1812年俄国卫国战争中的两个哥萨克将领。）指挥的。 温岑格罗杰获知信件的事，便对我父亲说，他可以立即派两名龙骑兵送他前往彼得堡觐见皇上。 “不过阁下的家属如何处置？”哥萨克将军伊洛瓦伊斯基问。“留下是不成的，这儿在炮弹的射程内，随时可能发生严重的情况。” 我的父亲要求，如果可能的话，把我们送往雅罗斯拉夫尔省他的领地，同时声明，他身边已囊空如洗。 “账以后再算，”伊洛瓦伊斯基说，“请放心，我保证把他们送到。” 与法国战俘一起旅行 我的父亲照当时的方式，以军中特使的身份，被护送出发了。我们则由伊洛瓦伊斯基拨给了一辆破旧的大马车，与法军俘虏一起，由哥萨克护送到附近城关。伊洛瓦伊斯基发给了我们抵达雅罗斯拉夫尔所需要的路费。一般说来，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他已尽了他的力量。 这便是我在俄罗斯的第一次旅行；第二次便不同了，没有法国的枪骑兵，没有乌拉尔的哥萨克，也没有被俘的敌兵，我是一个人，坐在我身旁的只有一名醉醺醺的宪兵。 我的父亲被直接送到阿拉克切耶夫[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最亲信的大臣。]的官邸，软禁在那里。伯爵向我父亲要信。父亲说，他作过保证，要亲自呈交皇上。伯爵答应请示沙皇，次日书面通知我父亲：皇上派他立即收信转呈。收信后，他写了收据（这收据也还保存着）。我的父亲给拘禁在阿拉克切耶夫官邸大约有一个月；谁也不准见他，只有希什科夫[希什科夫（1754-1841），俄国作家，反动官僚，当时任亚历山大一世的国务大臣。]奉皇上命令，前来查询过莫斯科大火、敌军入城、以及与拿破仑会见的详细情形；他是第一个来到彼得堡的这一切的目击者。最后，阿拉克切耶夫向我父亲宣布，皇上命令释放他，不归罪于他，因为他从敌军领取通行证是由于身处绝境的缘故。阿拉克切耶夫又说，他获释后，应立即离开彼得堡，不得会见任何人，只有他的大哥可来与他话别。 我的父亲抵达雅罗斯拉夫尔省的小村庄时，已近黑夜。那时我们寄居在农家（因为村中没有主人的住宅），我睡在靠窗的长凳上，窗关不严密，雪花穿过隙缝，盖没了一部分板凳，窗台上也积满了没融化的雪。 一切显得困难重重，尤其是我的母亲。父亲到达前几天的一个早上，村长带了几个奴仆，急匆匆赶到她住的农舍，用手比画着，要她跟他们去。我母亲那时一句俄语都不懂[赫尔岑的母亲是德国人，原名路易莎·哈格（1795-1851），出生在斯图加特，是赫尔岑的父亲最后一次出国时（1811年）认识的，当时她才十六岁，而赫尔岑的父亲已四十四岁。]，只明白他们是在讲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她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是头脑中闪过了一个思想：他被人杀死了，或者有人要谋害他，然后来杀她。她吓得半死，抱了我，浑身哆嗦着，跟在村长背后。戈洛赫瓦斯托夫住另一个农舍，他们到了那里；老头儿真的死了，倒在桌子旁边；他是想在那儿刮脸时，突然中风，当场结束了生命的。 可以想象我母亲的处境（她当时才十七岁）：住在熏黑的小农舍里，周围尽是这些胡子拉碴的“半野蛮”人，他们穿着光板儿老皮袄，讲着她一句不懂的语言，而这一切又是在1812年可怕的冬季11月间。她唯一的依靠是戈洛赫瓦斯托夫；他死后，她只得日夜啼哭。可这些“野蛮人”却衷心怜悯她，他们怀着最纯朴的感情亲切地对待她，村长还几次派儿子进城，为她采购葡萄干、蜜糖饼干、苹果和小圆面包。 十五六年以后，这位村长还活着。他有时也到莫斯科来，但头发已经雪白，而且秃了。他一来，我母亲总要招待他喝茶，与他一起回忆1812年冬季的经历：她怎样怕他，他们怎样彼此不了解，怎样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的丧事奔忙。老头子还像当年一样，管我母亲叫尤莉莎·伊万诺夫娜，不叫她路易莎，还讲我当时怎样一点不怕他的大胡子，常要他抱我。 后来我们从雅罗斯拉夫尔省迁至特维尔省，过了一年，又终于搬回了莫斯科。这时，我的伯父（指赫尔岑的三伯父列·阿·雅科夫列夫，当时帝俄的外交官，回国后在参政院任参政官。）从瑞典回来了，他本来在威斯特伐利亚[拿破仑为其弟热罗姆·波拿巴建立的王国（1807-1813），在今德国西南部。]任公使，后来不知怎么投奔了贝纳多特[贝纳多特（1763-1844），法军元帅，1810年被选为瑞典王储，在瑞典建立了贝纳多特王朝，直至今日。]。他与我们住的是一幢房子。 大火的遗迹，我至今仍依稀记得一些，它们一直保留到20年代初期。不少深宅大院成了一片废墟，没有窗框，没有屋顶，墙坍壁倒，围墙中间空空荡荡，只剩下一些炉灶和烟囱。 莫斯科大火，博罗季诺战役（1812年拿破仑的大军入侵俄国时，俄军在莫斯科以西一百多公里的博罗季诺与法军展开激战，这次战役成为后来法军败退的转折点。），别列津纳（第聂伯河的一条支流，1812年11月法军后撤时，曾在这里遭到俄军围歼。），攻占巴黎，这一切便是我的摇篮曲，我的童话，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我的母亲和我家的仆人，我的父亲和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经常想起这个恐怖的时代，不但记忆犹新，又来得这么近，这么猝不及防，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战罢归来的将领和军官逐渐汇集莫斯科。我父亲在伊斯梅洛夫团的老同事，现在作为刚刚收场的血战的参与者，满载着荣誉，时常光临我家。他们经过一番搏斗之后，坐下来谈论自己的丰功伟绩了。这确实是彼得堡时期最光辉灿烂的一页；力量的觉醒带来了新的生活，工作和操劳似乎都被推到了明天，它们那么单调乏味，今天大家只想痛饮胜利的美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