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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200年前的今天，艾米莉·勃朗特出生。她是英国著名作家、勃朗特三姐妹之一、《呼啸山庄》的作者.....但抛开这些名号很大的标签，她的面目对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仍然显得模糊不清。 大多数读者仍将《呼啸山庄》看作一本爱情小说来阅读，但它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对爱情的描绘。 如今，我们常常忧虑阶层的分化与撕裂，揪心于贫富的不均与差异，早在19世纪，工业刚刚起飞的英国，艾米莉·勃朗特就把这一切看在了眼里，融汇进了笔端。在这样一个底层人爱上大小姐的爱情故事里，它的根源与暗线却是对贫穷的焦虑、对功成名就的渴望、对尊严的执着以及对人性的重新发现——而这每一条，无独有偶，是我们今天的世界仍然在频繁上演着的故事。  她记录了一个“看不见的英国” “比男人还要刚强，比小孩还要单纯。”这是《简·爱》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对自己的妹妹的一句评论。她的妹妹就是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的作者，大名鼎鼎的“勃朗特三姐妹”之一。但在死前，艾米莉籍籍无名。即便是那个闪耀的1846年，当《简·爱》、《呼啸山庄》、《爱格尼斯·格雷》同时出版，《简·爱》凭借成熟的题材、华美的文字一鸣惊人，《呼啸山庄》仍被遗弃在角落中，赏识者寥寥。直到关于艾米莉的传记出版，《呼啸山庄》的价值才水涨船高。 艾米莉出生于约克郡靠近布拉德福的索顿，一家人居住在约克郡豪渥斯的乡村。她有一个热爱谈论政治和文学的父亲，那是她的文学启蒙。父亲的熏陶让她们学会怀疑世界、思考万物，但母亲早早因癌症去世让她们早早体验着生命的残酷。命运的戏弄不因死亡而停息，艾米莉感受尤深。她并不是一个平静的人，她疑似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疾病没有剥夺她天才的语感，却让她对其余事情缺乏兴致，甚至时而易怒。作家伊丽莎白·盖斯科尔曾经透露：“因为家犬弄脏了洗衣房，艾米莉·勃朗特一记重拳打在狗狗的脸上，狗狗被打得‘接近半盲，惊恐万分’。” 在英国文学史上，勃朗特三姐妹是一个奇迹，至少对夏洛蒂和艾米莉来说是如此。经过一百多年时间的考验，《简·爱》和《呼啸山庄》已经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据了不可动摇的地位，而安妮以《艾格妮丝·格雷》与《怀尔德菲尔府上的房客》两部小说，也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她被认为是一个社交恐惧症患者，玻璃心肠，乖张厌世，守旧古怪。但近年来，许多艾米莉研究者在质疑这种说法。他们认为，后人关于艾米莉的印象实际上带有明显的偏见，不过是根据自己对艾米莉这一类作家的固有想象来剪辑材料，结果一步步加深成见。学者克莱尔·奥卡拉汉就认为：“艾米莉可能只是一直比较害羞和保守，但她不是怪人，而且应该被承认为一名走在时代前列的伟大女性”，而“在一个更有接纳性、更包容且女性主义更明显的社会中，艾米莉会更适应并且更自在”。 但艾米莉的确有避世倾向，她在自己的小屋里独自耕耘文学。上帝降予她不幸的童年，对文字的敏感成为一种补偿。艾米莉和自己的姐姐夏洛蒂一样从小写作，严格来说，她这一生只留下一部长篇和百来首诗歌，其余只是习作。但仅凭那一部长篇，就让她成为英国文学史不可忽略的人物，让她作为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久久留在后人心中。这部长篇就是《呼啸山庄》，它记录了一个“看不见的英国”。 阶层的差异与撕裂，造就特殊的反抗 《呼啸山庄》和《简·爱》《曼斯菲尔德庄园》等作品活在同一个时代，它被不少人先入为主地认为是一部温文尔雅的罗曼司，传递英国贵族的气质和庄园生活的风度，但这些形容恰恰是艾米莉所厌恶的，她要写一部“反抗”的、属于平民的作品，写出人与人之间极致的撕裂、扭曲和斗争。在《呼啸山庄》里，你看不到温文尔雅的贵族与端庄优雅的小姐，看不到故作高尚的生活情趣与美好矜持的爱情童话，你看到的是残酷的压迫与刻骨的仇恨，看到一个人在异化之中究竟可以扭曲到何种地步。如学者张薇所说：“《呼啸山庄》像一把利剑，直接刺穿人性的本质。” 这是一个不怕被剧透的故事，小说描述了底层孤儿希斯克里夫的一生。他被贵族小姐凯瑟琳收留，他爱上了凯瑟琳，却得不到她，后者嫁给了同阶层的林顿。因爱生恨，希斯克里夫成为决绝的报复者，一场悲剧在荒原中上演。 希斯克里夫是一个真实的底层，一个属于“消失的英国”的人。有两个英国，一个是作为大英帝国的神圣繁华的英国，另一个是路有冻死骨、贫者无立锥之地的英国。小说中的画眉山庄和呼啸山庄就是对两个英国的隐喻——画眉山庄端庄典雅，象征了符合大众想象的、上流人的英国；呼啸山庄则原始热烈，象征了一个异质化的英国，一个让统治者惴惴不安的“隔壁世界”。 艾米莉并没有迎合市民的想象，安排底层孤儿用充满正气的行动来跨越阶层，她书写的就是赤裸裸的阴谋与诡计。希斯克里夫用他曾经不齿的方式——统治阶层压制底层的方式来报复上层阶级，他源源不断的怒火让他成为魔鬼。他被庄园主伤害，就掠夺资产，让自己成为庄园主；他因缺乏财富和权势被欺压，就通过攫取钱权来重获自尊。然而，他的报复泯灭了他最初的精神力量，正如英国评论家阿诺德·凯特尔所说：“希斯克里夫的反抗是一种特殊的反抗，是那些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被这同一社会的条件与社会关系贬低了的工人的反抗。希刺克里夫后来的确不再是个被剥削者，然而也的确正因为他采用了上层阶级的标准，在他早期反抗中和在他的爱情中所暗含的人性价值也就消失了。” 《呼啸山庄》的最后三分之一是整部小说的升华，它让小说不只是一部快意恩仇的复仇故事，增添了众生皆苦、尘世轮回的宿命气息。当希斯克里夫发现凯瑟琳的女儿与凯瑟琳生前的眼睛一模一样，而曾被自己不公正对待的辛德雷之子哈里顿却犹如年少的自己，命运的轮回在此若隐若现。希斯克里夫再一次被挫伤，当他意识到报复的荒谬，他开始了漫长的反省，而这正是《呼啸山庄》不同凡响之处，它不止于提供爱恨情仇，还在呼唤人性的复苏。 可以说，《呼啸山庄》超越了传统的婚姻、爱情和家庭小说模式，背离城市市民尤其是中产阶级的想象，提供了一个真正异质化的又符合逻辑的故事。它向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感伤基调发起挑战，从观察者的视角，书写了英国的阶层分化与社会撕裂，呈现出个人在资本社会面临的异化与抗争。 《呼啸山庄》的故事，今天仍然在上演 《呼啸山庄》的创作与艾米莉的生活经验密不可分。她的家靠近豪渥斯工业区，介于城镇与乡村之间。她既感受到大工业时代的轰鸣，也看到了传统农村的瓦解、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流失以及工人被剥削的惨状。艾米莉与父亲、姐姐行走于荒原之上，正义之声常常从她的心中唤起，她的父亲反对过路德运动，也曾资助豪渥斯工人，而艾米莉也践行着父亲的主张。 那是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年代，选举权被资产阶级占有，劳资纠纷、罢工运动此起彼伏。伦敦成为一个同时容纳豪华剧场和贫民窟的巨兽，肚子里是成百上千蝼蚁般的廉价劳动力，其中甚至包括儿童。残酷生活造就了艾米莉的二重性。一方面，她关心底层，书写着热烈、真挚的生命之歌；另一方面，她年纪轻轻就走向虚无，在命运的高墙下弹奏着无望的悲歌。“我是唯一的人，命中注定无人过问，也无人流泪哀悼；自从我生下来，从未引起过一线忧虑，一个快乐的微笑。”“然而如今当我希望歌唱，我的手指却拨动了一根无音的弦。歌词的叠句是 ‘不要再奋斗了，’一切全是枉然。”这些都是艾米莉年轻时的诗句，每每读之，郁结于心。（艾米莉还是一位被忽略的诗人，她生前写过一百九十多首诗。《呼啸山庄》的光芒掩盖了她的诗歌才华，其实，她写诗早过小说，1846年三姐妹自费出版的诗集，她的诗数量最多。） 只可惜，艾米莉像一只迅疾的飞鸟，世人还未欣赏，她就飞去了远方。1848年，阳光灿烂，只是房间里沉睡一人。早晨，艾米莉依然穿戴梳洗，拿起针线，做自己的事。下午两点，她就死去了。 艾米莉在去世前一年留下一幅自画像，画中人长发披肩、额头宽阔、眼神沉寂，表情和背景一样缺乏生气。她去世时只有三十岁，没来得及写出更广阔的文字，疾病就压垮了她。难有人与她感同身受，更多的是冷暖自知，艾米莉远离人群，独自面对海浪。英国文学的惊鸿一瞥，至此向风暴投去。 艾米莉虽然早早去世了，但她的《呼啸山庄》及诗歌留了下来。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对比《简爱》和《呼啸山庄》时认为：《呼啸山庄》运用了许多自然象征，荒原的意象更是笼罩全篇，写得十分成功。“艾米莉的创作灵感和动力既不是她目睹了人间疾苦，也不是她受到了伤害，而是她冷眼旁观看到了一个陷入极大混乱而四分五裂的世界。”另一位中国读者熟知的作家毛姆，在《巨匠与杰作》里借由佛洛依德的理论，敏锐地捕捉到艾米莉被压抑的情欲对作品的影响，以及小说风格与时代的格格不入，他说：“这是一部很差的小说，又是一部很好的小说。它丑陋不堪，却又美不可言。这是一本叫人害怕、让人痛苦、震撼力强、充满激情的书。”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呼啸山庄》被引入国内，谈起这个译名，还有一段趣闻。最初，梁实秋给这部小说起的译名是《咆哮山庄》，但学者杨苡，也就是后来最经典的《呼啸山庄》版本译者认为：“梁实秋英文水平超一流，只两三个月就翻完了，但我总觉得书名不是很妥，谁愿意用‘咆哮’二字来称呼自己的住宅呢？”1943年，杨苡决定阅读小说的英文原版，她被艾米莉极富力量的文字打动，甚至认为这部小说比当时红遍国内知识界的《简·爱》要好，于是决定翻译此书。《呼啸山庄》这个译名就是她的创造。“当年翻这本书时，窗外乒乒乓乓刮大风，我就嘴里wuthering heights、wuthering heights念着玩儿，想到了‘呼啸山庄’这个名字。” 《呼啸山庄》激起了一些讨论，但论者大多把它局限在爱情小说、哥特小说的范畴，忽略它的意象、风格与对社会阶层的隐喻。如学者奥卡拉汉所说：“《呼啸山庄》的意义远不止‘爱情’，嫉妒与仇恨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是一步步深化和确认的主题。它还可以被理解为一部警世寓言。”正因如此，《呼啸山庄》非但没有黯淡褪色，反而随着时间焕发出新的光芒。希斯克里夫的悲剧不只存在于十九世纪的英国，他就在我们身边，而且越来越多。《呼啸山庄》揭示了阳光下的阴影，如今，在广袤的当下世界，希斯克里夫的故事每天仍在上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