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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晚清白话文的发展及其影响 按照现代白话文运动倡导者之一胡适的说法：“‘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按照这个标准，他在《白话文学史》中分析了《史记》《汉书》里的白话成分，以及唐人诗歌中的白话作品，认为古乐府歌辞大部分是白话作品，佛书译本的语言也是当时的白话或近于白话。事实上，唐宋以后，随着世俗化的进程，随着市民阶层的逐渐兴起，白话文作品的写作和流行渐成规模，宣传佛教的唐“变文”，面向市民阶层文化、娱乐需求的宋“话本”、元杂剧的流行，明清小说的繁荣，都显示了白话文逐渐由语言和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的发展趋势。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发展是一个随着社会发展自然演进的过程，文体自觉不足，也没有人主动推进。不过也确像众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所说的，白话文是文学革命的重要基础。 晚清时期，由于外部世界的挑战产生的整体性危机是近代白话文运动出现的主要原因。作为应对危机的措施之一，洋务运动中开明的统治者、士大夫如奕、李鸿章、魏源等人都提出学习外语以了解西方世界。同文馆的设立、西方著作的翻译、新思想和新名词的不断输入等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文言的独尊地位。在这个阶段，较早明确意识到文言分离问题重要性的是黄遵宪、梁启超等人，1868年黄遵宪就在《杂感》一诗中批评“古文与今言，旷若设疆圉”的情况。撰写过《日本国志》的他应该是发现了当时日本“言文一致”运动对日本自强发展的意义，所以明确提出了应有“适用于今，通行于俗”“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的新文体。 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意识到启蒙的重要性，开启民智、传播新思想需要有民众能接触到的媒介和能接受的语言，于是白话报刊、白话小说等成为一种必然的工具性选择。当时理论上裘廷梁等人提出以言文合一的白话替代文言是“维新之本”（《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实践上白话写作开始流行，其载体则是纷纷涌现的白话报刊，代表性的如裘廷梁1898年5月创办的《无锡白话报》。 整体上看，晚清白话文运动强调的是白话文的工具性，更多是把白话文看成面向大众进行宣传和动员的工具，进行的是一种面向大众的应用性语体的调整、变革，包括当时提出的官话字母方案和简字方案也都是工具性的，所以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言文分离的状况，改变文言的地位。 3.白话文的勃兴及其地位的确立 白话文运动的重新勃兴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建设新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文化，建设富有创造性的人的文学，建设现代国民教育，最终塑造能够建设新的现代国家的人，这些努力方向的焦点和突破口当时交汇在语言改革这一点上。白话文能够成为“国语”（即通用语），是因为它能实现建设现代国家的这些方面的要求。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白话文运动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时代的要求。当时不仅新文化运动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胡适），以现代白话文学去传播新思想，改造国民性，教育界的改革力量也在大力推进白话文。从1918年至1921年，当时的教育部公布了一系列法令，如《注音字母令》《废止国民学校各科文言教科书通告》等。到1922年全国小学全面废止文言文教材，白话文最终确立了通用语地位。 当然，现代白话文最终成为通用语与它自身的发展和成熟也密切相关，朱自清先生在谈到现代白话文的产生发展时指出：“白话文不全跟着国语的口语走，也不全跟着传统的白话走，却有意跟着翻译的白话走。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是国语的现代化。”（《经典长谈》）翻译的白话文带来了内涵和外延更为明确的新词汇，更注重逻辑严密性的语法结构，这些都是白话文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另外，现代口语、传统白话以及文言文都是现代白话文形成的重要资源，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现代白话文的开放性和丰富性，这样一种语言才能和现代国家的建设、发展相适应。 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还和人类的认识、思维方式、情感特征紧密相连。白话替代文言的根本原因是整体上因袭复古的文言系统所承载的思维方式和知识、价值体系在源于西方的现代知识体系和生产原则面前失去了它的有效性，文言系统相对固化的审美和情感表达特征无法满足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体味和表达复杂、丰富的外部和内心世界的需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看似狂乱，但其在因果探索和逻辑论证中寻求真相的理性的意识流，和直入人心的“救救孩子”的深沉呐喊，是文言无法胜任的。白话文运动改造了我们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也改造和重建了我们的思维和情感方式，可以说现代白话文是我们建设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思想文化、现代科学、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石。 （作者：李炜东，系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