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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中国话语重建的命题继续向前推进，笔者进一步提出了中西文论话语的“异质性”与“变异性”问题[9]，所谓“异质性”、“变异性”，是指在知识形态的意义上，认识到中国传统文论有别于西方诗学的知识背景谱系与形态质地，“如果‘异质性’的问题不解决，不管是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还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其实都是无根的”[10]。余虹在《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1999）中也认识到了中国与西方在文论和诗学定义上的差异，并认为二者具有“不可通约性”。虽然其在研究中缺乏对文学共通性的关注，但它确实对“以西释中”的研究范式起到了当头棒喝的作用，在中国文论发展中无疑是一大进步。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古代文论对于建立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并开始了这一实践。从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重建”提出至今，中国学者们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李思屈的《中国诗学话语》（1999）、李清良的《中国文论思辨思维研究》、曹顺庆的《中国古代文论话语》（2000）及《中国文化与文论》（2001），从微观的流派与概念整合到宏观的文论研究对中国文论话语体系进行了梳理，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初具规模。40年来，中国文论话语的创新还有包括对文学本体性的讨论、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关于新现代性的争论、文学理论边界的扩展和文化诗学等，限于篇幅原因，就不一一赘述了。而“理论必须争得其固有的品格——多样与创新，在多样与创新中淡化与消解简单化与庸俗化，建立符合文学自身特征又能促进文学发展的文学观”[11]。在文论话语的创新中，交流与争鸣所激发的多元显得尤为重要。重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关键在于“在继承传统文学艺术精神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与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艺术、与21世纪中国人的生活与艺术息息相关的话语系统”[12]。本文重点谈谈从“以西释中”到“以中化西”的西方文论中国化创新道路。 文学变异学最早在《比较文学学》[13]（2005）中提出，这一理论完善了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以同一性为基础进行比较，忽略了文明之间异质性与变异性的做法，首次将异质性与变异性作为比较的前提与可比性的基础，并论证了被西方学者所忽视的比较文学可比性问题。同时，《比较文学学》强调的跨文明研究更是打通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界限，建立了以异质性与变异性为基础的比较文学研究模式。2013年，德国斯普林格（Springer-Verlag）出版社出版了笔者的英文著作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该书系统地介绍了将文学变异学理论介绍到世界比较文学理论界，并得到国际诸多知名学者的关注与好评[14]。此外，由于东西方的社会与历史传统存在较大的差异，新时期之初在西方文论话语的大量引入中，往往存在着不少误读式的挪用。许多重要的西方理论，如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等等都出现了变异，变异学理论的提出正可以对这一现象进行诠释。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文论话语的引入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变异，而变异的出现，正是中国文论话语创新的动力所在，中国文论话语逐渐呈现出从“以西释中”到“以中化西”的中国化创新转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论发展迅速，各种理论层出不穷，但我们仍可以从不同的理论中发现其与中国社会发展的联系，并概括出在其中相通的诉求和理念。古代文论与比较诗学的发展也不是截然分立的，而是中国理论话语发展的不同层面。无论是失语症所传达出的“创造性缺失的焦虑”，中国文论重建过程中呈现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还是比较诗学中表现出的变异性与对话精神，都是中国文论话语在重建自身道路上的摸索与创新。虽然目前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发展仍存在着许多争议，但这种争议应当被看作是一种文化的变异性加以接受。“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与比较诗学的发展是相伴而行的，其产生根源都与西方文论的引入密切相关；同时，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又为比较诗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只有形成中国的文论话语方能更好地实现东西方的诗学对话，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文论话语的发展。中国社会与文化在近代以来无疑受到西方的重要影响，一方面西方文论中的一些观念被引入中国文学研究当中，另一方面西方与其他文明也成为中国文论对话的对象。早期的西方文论中国化变异，就已经在一批名家大师的研究中呈现出来了：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人间词话》（1908）、朱光潜的《诗论》（1943）、钱钟书的《谈艺录》（1948）等就以一种比较的思维开始了对东西方比较诗学的早期探索，但这些探索往往建立在中西文论互相阐释的的基础上，阐释的变异随处可见。中西对话与比较诗学的系统阐释与变异，成为中国文论话语的重要创新点。1979年钱钟书的《管锥编》，以其极强的跨学科、跨语言、跨文明特质标志着新时期比较诗学研究的展开。此外，王化元的《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宗白华的《美学散步》（1981）分别从古代文论与美学研究的角度，对东西方理论进行了比较与相互阐发。1988年国内第一部以比较诗学命名的著作——笔者的《中西比较诗学》出版，该书对中西诗学比较的范畴进行了整理，较为系统地确立了东西方比较诗学的理论框架。十年之间，中国的比较诗学就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之后的20年中，黄药眠、童庆炳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1991）以及周来祥、陈炎合著的《中西美学大纲》（1992）等著作推动了话语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1993）、曹顺庆的《东方文论选》（1996）等东方诗学研究则对中西二元模式进行了突破，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1992）、杨乃乔的《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1998）等则体现出从意义生成模式上对东西方诗学话语差异的比较。中国比较诗学的话语逐渐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发展道路。走过20世纪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21世纪是东西方文化对话、交融的世纪。对东西方共同的文学主题的互照、互译与互释，西方文论中国化成为发展的新动向。如今，在中国文论话语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学者与西方理论界的互动增多，西方的文论研究中对中国文学的言说不再仅仅成为西方霸权主义的一部分，中国学者开始参与到国际化的讨论当中，开始文学理论话语的创新，越来越多地掌握话语权，文学变异学与文学的他国化理论就是一个重要的文论话语创新成果。 在“杂语共生”的社会，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建设需在吸收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精华的基础上“别立新宗”，以我为主，化西为中。其中重要的理论创新在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古今通变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变异，唯有如此，中国文论话语的发展方能广收博取，自铸伟辞，走出自己独特的文论话语创新道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