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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论界经历了从解放思想到砥砺创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开始对西方文论跟风式地大量引入，到对这种盲目引进与全盘接受的反思，中国文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逐渐开始了对自我道路的探寻。21世纪以来，在对于文论“失语症”的论战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努力中，中国文论走上了转折发展的话语创新道路。这一发展以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为内在轨迹，使得古代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都获得了崭新的生机。在杂语共生的时代中，尤其是近十年以来，随着对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影响、变异认识的深入，中国文论话语渐渐呈现出理论创新的局面。 在历史上，中国是文学理论大国，与西方文论、印度文论鼎足而立。[1]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文论话语却经历了一个严重的失落过程。在20世纪上半叶激烈的东西方冲突中，中国以崇拜的心态从西方拿来了古典与现代的各种理论与主义，抨击传统文学与传统文论话语观念，形成了一种“以西释中”的阐释模式。新时期以来，随着解放思想的全面展开，西方文论被进一步引入国内并掀起热潮。西方文论的引进，确实起到了活跃思想、开拓思维的作用，但却也使中国文论话语陷入了从被动“失语”到主动“沉默”的怪圈，导致偌大的一部中国文学史成为西方文论的注脚。1995年季羡林先生在《东方文论选》序言中就提到：“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2]。相比之下，西方文论话语在国内大热，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各种西式话语在中国文化界“大行其道”。由于长期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中国文学理论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中国现当代文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丧失了言说自我的能力。[3]“失语症”的问题一经提出，就得到了研究界的强烈反响并进一步扩展开来，从文学理论延伸至艺术、传媒、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4]，显示出这一理论在应用上的有效性与影响力。在此基础上，中国文论界开始了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道路的探寻，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中国文学理论话语重建的呼声越来越高，人文社科理论话语创新甚至成为国家的文化发展创新战略[5]。 新时期中国文论话语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对古代文论话语的重新认识。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不仅面临着西方学者因文化差异与优越感而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误解，也需要回应许多中国学者的对古代文论有效性的否定。有学者认为古代文论已脱离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语境，缺乏创新的可能性。殊不知正是“由于我们对传统文化不熟悉，造成了我们文化上的‘失语’时代，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创新能力的衰减。”[6]没有自己的话语，遑论对我国文学合法性的言说。新时期之初，随着文学审美性的回归，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研究重新开展起来。杨师明照先生、郭绍虞、罗根泽、王元化、王运熙、罗宗强、张少康、侯敏泽等先生的的古代文论注疏校勘与批评史研究的力作，接续了民国以来古代文论的研究成果，并将其进一步向前推进。此外，与西方诗学相对的“中国诗学”的概念得到了更普遍的应用。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1992）、袁行霈的《中国诗学通论》（1994）都是这一中国诗学体系建设思想下的产物。钱中文先生1992年在开封举办的“中外文艺理论研讨会”上就提出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1996年又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上进一步指出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的重要作用，并先后撰文强调这一议题。在“失语症”问题的推动下[7]，“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作为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的重要基础，得到了学术界的积极回应。陈伯海肯定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可能性与必要性，他指出古代文论的发展将“从以往侧重对‘史’的研究，逐渐转向以后对‘论’的研究的加强”，而在从史到论的研究方向的转变中，需要把握古代文论的基本精神与内在体系[8]。罗宗强、蒋寅、周宪、陶东风等人则先后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反思，质疑“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合法性，掀起了文论话语建设论战的高潮。经过20余年的发展，这一命题极大地激发了学界的创新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