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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化昌明的宋代，藏书事业高度繁荣，由此带给诗歌创作诸多新主题，催生大量藏书诗。宋代从事藏书诗创作主体遍及各群体，帝王、宰辅、文人、隐士……宋代藏书诗以藏书家为观照对象，以藏书活动为咏歌主旨，以藏书楼为审美意蕴，彰显藏书与“家庭精神”、藏书与读书、藏书与文化传衍等一脉相承的关系。宋代藏书诗创作，开启了元明清藏书诗繁荣之端，并对晚清近代以来叶昌炽等创作藏书纪事诗有重要影响。 关 键 词：宋代藏书家/宋代藏书诗/文化内涵/文化意义 作者简介：周生杰，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学和古代文学。 古代藏书“有裨于时代文化，乡邦徵献，士夫学者之博古笃学者，至大且巨”[1](P1)。以宋代而论，作为古代藏书事业空前发展时期，无论是以馆阁为中心的中央官府藏书，还是各路府州县为主的地方官府藏书，以及方兴未艾的书院藏书，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至于私家藏书，风气之普及，藏书家人数与藏书数量之多，藏书内容之丰富，校勘之精审，都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文献典籍是文化的载体，凝聚着社会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过程，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宋代藏书事业正是在高度繁荣的文化大背景下不断发展起来的，繁荣的宋代藏书活动，带来一系列文化效应：版刻图书越来越精美，坊刻成为一种新兴行业，藏书促进了士人间交往……而更重要的是，因缘藏书文化发展，宋诗多了一个主题，吟咏藏书的诗歌丰富多彩，成为宋诗中的一枝奇葩。 一、文化昌明时代的藏书诗创作 诗歌咏藏书可以追溯到隋李巨仁《登名山篇》，其中云：“藏书凡几代，看博已经年。”[2](《隋诗》卷七，P2726)这是“藏书”一词最早出现于古诗中，从中可知李氏为藏书世家。入唐，藏书诗创作渐多，大诗人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说：“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3](P968)这里的“诗书”显然是诗人随身携带的藏书，但因为常年奔波，居无定所，估计杜甫藏书不是很多。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4](卷三百四十二，P3838)“邺侯”是唐德宗时宰相李泌，因其累封邺县侯，时人有此称呼。“插架三万轴”，足见李泌藏书之多。李泌分别用红绿青白颜色牙质书签来区别所藏经史子集等书，实在很有创意。但是，受时代风习和诗人审美趣味所限，隋唐为古代藏书诗创作初始期，还没有蔚然成风的创作局面，藏书诗普及而颇具影响力的创作时代需要等两宋到来。 1.文化造极时代的创作背景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一世。”[5](P245)宋代文化独树于漫长的古代社会，为两宋藏书诗创作提供了绝佳条件。文化昌明的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时代，读书治学成为一时风尚，史载各位帝王皆酷爱读书，如宋太祖“极好读书，每夜于寝殿中看历代史，或至夜分，但人不知，口不言耳”[6](P32)，宋太宗自称“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每见前代兴废，以为鉴戒，虽未能尽记其未闻未见之事，固以多矣”[6](P38)，宋真宗“听政之暇，唯务观书”[P60]。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宋帝良好的读书习惯深深感染了臣子和士人，戎马出身的宰相赵普，每每罢朝回家，即端坐书房，虽然他长期专读《论语》一本书，但藉此治国足矣。众多士子通过读书而中举，而入精英阶层，他们在长期的读书实践中总结了“八面受敌读书法”(苏轼)、“精熟读书法”(黄庭坚)、“知出知入读书法”(陈善)和“优游读书法”(陆九渊)等。宋代社会精英与庶族平民大都笃志进取，嗜书如命，勤学苦读，读书风气空前高涨，官僚阶层形成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用人局面，宋代文化从而也迅速进入了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较为繁荣的时期。 宋代藏书诗创作离不开藏书繁荣这一现实基础，而促成宋代藏书事业繁荣局面形成的是图书编刊的伟大成就。《宋史·艺文志序》称：“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记述、赋咏，动成卷帙，累而数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7](P5033)如太宗和真宗时期，朝廷利用三馆藏书，组织一批博学之士，相继编纂《太平御览》1000卷、《太平广记》500卷、《文苑英华》1000卷和《册府元龟》1000卷，史称“宋四大书”，宋四大书在编成不久，即寿之梨枣，广为流传。宋代私家编刻图籍与官府形成鼎峙局面，除经籍外，举凡史书、医书、类书，即便一些向不受重视的野史笔记等，皆广为编刻，诚如清人昭梿所云：“自古稗史之多，无如两宋。虽若《扪虱新语》《碧云  》，不无污蔑正人，然一代文献，赖兹以存。学者考其颠末，可以为正史之助。”[8](P30)宋代是雕版印刷繁荣时代，从朝廷到地方，雕版印刷十分流行，“从监司到府、州、郡、县，皆刻书，有人考证，南宋刻书见于记载的就有173处之多”[9](P85-89)。各种古籍及时人著作，皆得以大量雕版印刷，文人们亲自校对书籍，以正谬误，然后分类收藏，士人信奉“积钱积谷不如积德，买田买地不如买书”，由此诞生许多藏书名家，名士们以藏书为时尚，叶梦得《过庭录》说：“公卿名藏书家，如宋宣献、李邯郸，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饶州吴氏、荆州田氏等，吾皆亲见其目，多止四万许卷。”①王禹偁《还扬州许书记家集》说：“我来迎侍游江都，玳筵往往陪欢娱。遂求家集恣吟讽，海波干处堆珊瑚。”题注：“许浑孙进家集得官。”[10](卷十二，P52)晚唐诗人许浑之孙在太宗时，因进许浑集而得官，可见官方对于私家藏书重视，大大促进了民间藏书事业开展。后人对于宋代藏书之盛论述较多，如吴澄《赠鬻书人杨良辅序》说：“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板本布满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11](卷十九，P353)以此可见宋代私家藏书之一斑。关于宋代藏书家数量，傅璇琮和谢灼华二先生说：“两宋称得上藏书家，即藏书在千卷以上、事迹可考或约略可考者约五百馀人。”[12](P350)这当是一个保守数字，真实数字还应更多。 最后，宋代藏书诗创作成熟，也与宋诗整体繁荣息息相关。 “宋代士人生存的特殊环境，使得宋代艺术审美在走向精致化的同时也越来越贴近日常生活，艺术与生活的充分接近与融合渐成为宋代的一时审美风尚。”[13](P313)因缘于审美趋向日常化，宋代诗人在创作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写，万事万物都可以成为诗料，求物之妙，臻于至工。宋代藏书诗植根于这块肥沃艺苑，以最富精神内涵的人文产品为咏歌内容，放大了藏书文化内涵，是宋代藏书成就的艺术化表达。“宋世文人的诗学性情，往往表现在善于通过认真体味大自然的一景一物，来感悟事物的发展规律，最终以伦理道德来把握人生之道，由此形成了理智、豁达、敏锐的主体文化意识。”[14](P189)他们亲近自然，构建私家园林，与二三好友优游林下，读书品画，舞文弄墨……这种生活潇洒飘逸而又深具才情，而才情的得来与藏书、读书至关重要。宋人正是在这种十分休闲的生活中，以书为友，开始了他们对于自然和社会的审视，诗歌创作触及生活细微之处。 2.遍及各阶层的创作主体 和唐代一样，有宋一代诗歌创作极为繁荣，堪称诗的王国，傅璇琮先生领衔主编《全宋诗》收录两宋诗人多达九千馀人，这些诗人来自不同阶层，从帝王权臣到贩夫走卒，皆有诗作传世。宋代藏书诗创作主体也一样，遍及各阶层，主要有： (1)帝王领衔。北宋帝王崇儒好学，多有深厚文化修养，他们爱好文学，关心藏书和读书。宋真宗《劝学诗》说：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该诗流传极广，影响极大。其主旨为劝学，勉励士子读书，诗中的“书”多指“读书”，但理解为“藏书”亦切题，并不违忤。 (2)宰辅涵咏。宋代宰辅绝大多数文人出身，他们协助帝王治理天下之馀，与一班饱读诗书幕僚品茶斗棋、鉴赏藏书、唱和往还，过着优游生活。司马光隐居洛阳时，家中藏书处曰独乐园，有书万馀卷，他曾有《独乐园七题》，咏藏书读书之趣，其中《读书堂》一首云： 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15](P132) 司马光还经常光顾好友藏书楼，并有多篇诗作，如《何秀才汉伦郊园五首》其一： 主人耽诗书，乐道深居久。挟策往来游，东冈复南亩。[15](P24) 好友何秀才，名字、生平不详，于诗中可知亦是藏书家，郊园是其藏书读书会友之所。 (3)隐士凑趣。隐士是一群隐居不仕的知识分子，他们崇尚自然无为的生活态度，选择避世自修的生活。隐士多在某一领域有专究，故极爱藏书，多作诗文。南宋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刘学箕，字习之，生平未仕，但游历颇广，年未50即隐居南山，自号种春子。家多池馆，有堂曰“方是闲”，堂下建藏书楼名“养浩七客”，于此读书治学，交接方外之客。其有诗曰《余少日不能持养志气，所暴多矣，迩来方喜问学之有益也。近筑小楼，藏书楼之下建堂，名曰“养浩七客”。落成，以“善养吾浩然之气”分韵，得“气”字》，为志藏书楼落成而作。 (4)文人担纲。当然，宋代藏书诗创作主体还是那些炙手可热的诗人和名士群体。治学必藏书，藏书即有诗，成为那个时代藏书诗创作的普遍现象，如王禹偁、欧阳修、曾几、苏轼、晁补之、陆游、朱熹、戴表元等，他们创作的大量诗作中多咏藏书，成为宋代藏书诗主流，多方反映宋代藏书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