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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本土化的实践困境 文学本土化是一种具体的实践，建立在创作者的日常生活体验之上，而这种生活体验必然打上了深刻的本土文化烙印。但是，一旦从本土出发，文学最终所达到的高度就绝不限于本土。鲁迅的《阿Q正传》塑造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形象，这个农民身上浓缩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国民劣根性，可以说是最本土的体验了，但是鲁迅对人性弱点鞭辟入里的分析，触及了人类灵魂的最深处，完全可以放在世界文学的层面去讨论。如果我们不把本土化与非本土化作为一种非此即彼的认知模式，而是着眼于文学本土化的实践历程：“坚守”本土，“超越”本土以及“对接”世界。我们思考的路径就会大大扩宽。 首先，如何“坚守”本土。20世纪80年代，以韩少功、阿城为代表的作家、评论家将目光转向本土的民族美学，投身于寻根本土文学传统的浪潮。但是寻根文学“寻根”传统并不是将传统奉为圭臬，而是在传统文化的观照下发出了现代人的精神拷问，书写的是现代精神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追寻的是个人与民族的宿命与未来。“坚守”本土并不意味着要回到一个僵化的、不变的本土，而是敏感地关注到本土性的鲜活与发展，并且将这种鲜活和发展真正落实到具体的人和事物上，落实到具体的生活场景、文学意象和文学情感中。 其次，如何“超越”本土。新时期的先锋小说曾自觉地追求对本土的“超越”，力图借助西方的叙事方法革新中国文学。如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书写了一个少年成长时期的朦胧爱恋，其中渗入了弗洛伊德式的潜意识心理分析。作家在叙事方面的探索显示了文学形式上的“超越”，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小说主人公是从中国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黑孩”、“菊子”，写的仍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超越本土，绝不能把文学的外在形式作为超越的尺度。而要从文学的内在切入，深入本土的传统积淀、人格构成，文化心理，挖掘根植于本土精神的故事内核与深层底蕴。 最后，如何“对接”世界。如果失去了全球性的参照，地域性自身的价值也就无从谈起，尤其是新世纪之交以来，网络媒体的发达，信息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本土性已经越来越在全球性的观照之下呈现自己的价值。我们不仅要看到它们各自不同的东西，更要看到它们相互依存的关系，它们在依存中发展，在发展中显示各自的特色。我们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孔子学院，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都能看到孔子的雕像，那么我们的文化交流就卓有成效了吗？问题就在于，这种文化交流很多时候都是浅层的、表面化的。与世界对接，绝不是和世界文学的表象对接，而是要达到深层次的共鸣与交融。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一个三省交界的边陲小镇，在全球的版图上只是渺小的一隅。而就是在这小小的天地中，沈从文书写了他对原始生命力的迷恋，寄托了他田园牧歌式的幻梦，诠释了人性中永恒的美丽与哀愁。优秀的本土作品超越时空，反映着人类某些共通的人性。 总的来说，浸润着本土体验、运用本土的视角、立足于本土传统的文学作品，才是中国本土精神的体现，这也是中国文学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底气。而能把本土体验作为创作根源与本色的作品，也必然沟通了世界文学的脉络，与永恒的人性与命运血肉相连。也惟有如此，中国文学才能保持自我独立性，精准地定位自己的文化身份，带着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走向世界舞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