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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当代文论曾经面对类似于审美与政治、思想与学术、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这样一些看似绝对对立的立场，进行过艰难的选择。而且，其选择并非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曲折过程。处在历史过程中的人们面对时代的具体情境做出选择时，所依据的理论可能是片面的，但在经历了否定之否定这一辩证运动过程之后，中国当代文论被带入了新的更高的境界。正是从这个过程中，中国当代文论得到了一些对于今后文论研究具有启发性的经验。这些经验至少包括： 一、文学离不开审美，但审美并不排斥政治 众所周知，“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是从反思与批判发轫的，正是将“美”与文学的本质属性关联起来，从而使“新时期”的中国文论成为波及整个社会的“美学热”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在审美与政治之间做出的这一抉择，曾经令许多“新时期”的文论家认为终于找到了建构科学的文学理论的重要支点。类似“文学是一种艺术”、“艺术是自律的”、“文学必须与政治保持足够的距离才能够健康发展”这样一些文学理论知识，在这个过程中被反复强调。借此，“新时期”的文论界十分有效地进行了反思与批判。然而，当我们回望那段历史时却发现，将文学归于审美，让文学远离政治之所以具有一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不过是当时人们以审美的名义表达的政治诉求，这种诉求与1980年代中国社会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后来，文学的审美主义又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各种哲学思潮、艺术思潮以及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一度形成了很大声势。然而，人们很快发现当文学理论沿着这条思路前行的时候，道路越来越窄，并且将当代文学也带向了远离社会生活、孤芳自赏的歧路。于是，正在文学审美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变得越来越精致的时候，中国的文论界又产生了一种返回政治的关联性倾向。当然，这种返回并不是对之前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简单重复，而是借助文化研究这一口号，以后现代主义的姿态呈现出来的。 熟悉中国当代文论发展历程的人都知道，1990年代初，作为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第一次引起热议的时候，参与讨论的学者如王一川、陶东风、王岳川、张颐武、陈晓明、戴锦华等人，其专业背景都是文学。它表明，当时中国一部分思想敏锐的年轻学者，决心要从刚刚建立起来的纯文学这个独立王国中逃离，重新使自己的学术活动与政治、文化、民族身份这种大叙事结盟。有学者明确地讲，“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不是文本，也不是对文本进行审美评价”，而是要“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它基本上是伊格尔顿所说的‘政治批评’。”（陶东风：《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7页。） 中国当代文论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先是从政治逃向审美，接着又很快从审美走向政治，其间的逻辑关系耐人寻味。它让后来的学者一方面充分认识了文学完全依附于政治的危险性，另一方面也意识到了文学完全脱离政治之不必要与不可能。文学固然不能没有审美，但审美也并不必然排斥政治。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今天从事文论研究的学者，已经很少有人再像1980年代初倡导审美主义的学者，或者是1990年代倡导文化研究的学者那样，非要在文学的审美性与政治性之间做非此即彼的判断与选择而充满紧张与焦虑，因而其理论态度就显得更加从容与自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