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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二教同传统儒家并称“三教”。陈寅恪先生曾云：“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集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廷，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三教自并立以来，既相互排斥争斗，也相互吸收、不断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一大特色。三教中的儒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逐渐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在传统政治和文化中占据主流地位。与此同时，佛教精微而高深的义理，道教的神仙方术、长生不老思想对皇帝贵族和一般士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果轮回、鬼神报应又迎合了普通大众的迷信心理。故无论儒家如何抵制，佛道二教的声势和影响日渐扩大，包括小说在内的艺术领域亦受其浸染。 三教在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向世俗化推进，吸收世俗化、娱乐化的因素，以求贴近广大下层民众，扩大影响。三教融合在小说中有大量的反映，《太平广记》引《唐阙史》“俳优人”条，载唐咸通俳优李可及“滑稽谐戏”“巧智敏捷”，于朝廷延庆节之三教讲论后，以倡优身份讲论三教，自称“三教论衡”，言释迦如来、太上老君、文宣王皆为妇人。李可及将三教所奉教主作为取笑逗乐的对象，虽有不敬之嫌，但客观上反映了当时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以及三教间融洽的关系，而皇帝听罢“意极欢，宠锡颇厚”，也表明统治者乐见三教间和谐共处。《墉城集仙录·王奉仙》以父、母、兄比拟三教之关系：“夫天尊行化天上，教人以道，延人以生，主宰万物，覆育周徧，如世人之父也。释迦行化世上，劝人止恶，诱人求富，如世人之母也。仲尼儒典，行于人间，示以五常，训以百行，如世人之兄也。世之婴儿，但识其母，不知有兄父之尊，故常常之徒，知道者稀，尊儒者寡，不足怪也。”作者认为，虽然三教在地位上有高下之分，但各有优点，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在承认佛教的普及度超过了儒道二教的同时，指出这种现象“不足怪”，表明其总体上采取了调和的态度。 唐宋文言小说中三教思想的融合方式有两种：一是在一部小说中收入了表现三家思想的故事，这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作品中已有所表现。刘叶秋曾云：“魏晋南北朝笔记小说内，有不少故事，糅合三教之说，把老庄出世之思与道教的神仙之说，融而为一。儒家文士又多喜欢学老庄，言出世，不排斥神仙怪异之谈；而佛教因果报应、三世轮回之说，亦较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因此错综复杂的思想意识，在这些笔记小说中均有所表现。”另一种方式是在一则故事中反映出两家甚至三家思想，最初往往以佛道争衡斗法为主题，而随着三教在思想上的融合渐趋深入，反映三教融合的小说作品也逐渐增多。唐宋文言小说中存在大量有意模糊佛道界限的作品，僧人道士化、道士僧人化。例如，《广异记·刘清真》中的五台山僧人即是佛道一体的形象，他会噀水诵咒、变人成石，赠人药丸可食之不饥，能使人“冉冉上升，身在虚空”，半日便将人由五台山变至庐山。小说中的刘清真等人到达庐山后，遇到僧人所说奇树灵药，其中一人窃先食尽，后得道成仙、乘云上升，与嫦娥窃食灵药成仙的故事极为类似。这则故事中的五台山僧人虽为僧人，但更像是得道的仙人，是僧人的道士化。相似的故事还有《宣室志·僧契虚》《仙传拾遗·陈惠虚》《神仙感遇传·越僧怀一》《僧悟玄》等。再如，《续玄怪录·麒麟客》写南阳张茂实随王敻游仙居，其中有敻劝茂实修道语：“三五劫后，当复相见……经六七劫，乃证此身。回视委骸，积如山岳。四大海水，半是吾宿世父母妻子别泣之泪。然念念修之，倏已一世。形骸虽远，此不忘修致。其功即亦非远，亦时有心远气清，一言而悟者。勉之！”“劫”“宿世”乃佛教术语，王敻以佛教语劝人修道，可视为道士的僧人化。 中国古代的三教融合往往呈现“以儒家为主导，释道二教向其靠拢”的形态，如释道二教都将“忠”“孝”置于教义中的重要地位。唐代僧人义净在谈到僧尼丧制时曾云：“又复死丧之际，僧尼漫设礼仪。或复与俗同哀，将为孝子……理应为其亡者净饰一房，或可随时，权施盖幔。读经念佛，具设香华。冀使亡魂托生善处，方成孝子，始是报恩。”唐释道世所编佛教类书《法苑珠林》中设有“君臣”“纳谏”“审查”“思慎”“俭约”“惩过”“和顺”“诫勖”“忠孝”“不孝”“报恩”“背恩”“善友”“恶友”“择交”“眷属”等类目，涉及儒家伦理中的君臣、父子、夫妇、朋友等，显示了佛教典籍对儒家思想的吸收。道教作为本土宗教，对儒家伦理道德的提倡和强调较佛教更加主动，葛洪明确将“忠孝和顺仁信”作为修道的前提，内丹学兴起之后，道教更加凸显以忠孝为首的内在道德修养的重要性。道教戒律要求信徒“不得不忠不孝不仁不信，当尽节君亲，推诚万物”；净明道指出“净明只是正心诚意，忠孝只是扶植纲常”；全真教宣扬三教一源，奉《道德经》《般若心经》《孝经》为圣典。由此可见，在三教融合的过程中，忠孝节义等儒家伦理观念同样成为了道教价值中的一部分。 释道二教向儒家的靠拢在唐宋文言小说中有诸多表现，如上述《法苑珠林》“太子部”“睒子部”“业因部”引《报恩经》《睒子经》《杂宝藏经》等佛经中有关孝道故事，又于“感应缘”引中国典籍中孝子故事十五则，其中引自《冥报拾遗》的“王千石”就是一则将儒家孝道与信奉佛家相结合的故事。五代杜光庭所撰《录异记》在“仙”“异人”后设有“忠”“孝”二门，是忠孝观念在道教小说中的反映。在道教小说中有一类因孝而得道成仙的故事，《仙传拾遗·阳伯翁》写阳伯翁“事亲以孝”，他葬父于无终山，在墓侧“昼夜号恸”，因此感动了神明，最终得结佳偶，双双得道成仙。《神仙传·苏仙公》写苏仙公“以仁孝闻”，身有异术而侍母甚谨。《十二真君传·吴真君》写吴真君“事父母以孝闻”，“夏寝卧不趋蚊蚋，盖恐其去而噬其亲也”。同书《兰公》叙兰公“精专孝行，感动乾坤”，有所谓斗中真人者，自称孝悌王，乃因孝而成仙者，其论述孝道与仙道之关系云：“夫孝道至于天，日月为之明；孝至于地，万物为之生；孝至于民，王道为之成……吾于上清以下，托化人间，示陈孝悌之教。后晋代尝有真仙许逊，传吾孝道之宗，是为众仙之长。”孝道成了修道成仙的“至道秘旨”，兰公受之而得道，施行孝道，传孝道之秘法。 宋代三教融合更为深入，表现在小说上，就是不少作品中的三教思想混然一体，无法截然区分。萧相恺曾云：“巫、释、道文化，可以说是诞生宋人志怪小说，实际也是孕育中国小说史上所有志怪小说（包括神魔小说）的土壤。自然宋元的志怪小说巫、释、道思想在具体的作品中并不能截然划分，它们相互渗透融合，而且在许多时候还融合了儒家的忠孝节义思想，甚至儒家的思想还常常成为一些志怪小说的精髓。这构成了宋元志怪小说（也许是整个志怪小说）的一种颇为奇特的文化现象。”在志怪小说中融入忠孝节义思想，典型的有《孝感义闻录》和《至孝通神集》，从命名上即可看出其宣扬的主题，而感应、通神之事亦当杂有佛道思想。李昌龄所编《乐善录》在《南中劝戒录》基础上增广之，多辑因果报应之事，又录道书《太上感应篇》，议论与《感应篇》意趣全同。此书以“乐善”为名，叙事力求“有补于名教”，在思想内涵上“本儒释道为说”，“所述事实，或举善行，或揭恶业，无非是行善事积阴德，诸如德政爱民、济人活命、崇佛奉道、寿廉保贞等，便会神明庇佑、成佛成仙、多子多寿、官禄升迁；反之，受贿枉法、爱财不义、杀生害命、毁佛慢神，便会受到失官折禄、减寿丧生、堕谪地狱的恶报”。此书出现于理学昌盛的南宋，受到上层文人的推重，称其“深有益于世教”，反映了当时三教融合已达相当之程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小说文体发展史”（11&ZD1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