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一无所有的囚徒，还是真正的精神斗士？
    在中国现代史上，有这样一个特殊家庭：父亲是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功勋之一，连任五届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两个儿子，一个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委员，一个曾任中共北京区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委员。兄弟俩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成员，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相继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他们父子三人，演绎着两种不同风格的历史悲歌，组合出独特的历史悲怆。其中，儿子的悲壮更为世人所理解，因为他们是为人民献身的英雄；而父亲的悲剧，则超出了特定的时空和传统的“悲剧”含义，至今仍然是一个悬念。
    一切自有定论，历史会告诉未来。但无论如何，英烈们为我们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为了让我们这些后来者过上美好的生活，他们一路披荆斩棘，浴血奋战，哪怕是身陷囹圄，丢掉性命都在所不惜。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他们不顾一切奋勇向前？又是什么指引着他们不断追寻真理与正义？
    是信仰。对于他们来说革命信仰高于天，信仰支撑着他们在面对挫折时无所畏惧。他们并不是一无所有的囚徒，他们是真正的精神斗士。这父子三人究竟是谁，答案在我们今天推荐的图书《一门三杰——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里。
    牢狱之灾何其多
    
    陈独秀
     
    陈独秀1919年6月8日写过一篇旷世奇文《研究室与监狱》：
     
    世界文明发源有二：一是科学实验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这不满百字的短文，既是五四时代激越的战斗号角，也是陈独秀人生追求的壮丽诗篇：为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既不妨坐那冷板凳，也不怕出生入死！
    为着信仰、民主，陈独秀一生多经牢狱之灾，有据可查的被通缉八次，被捕五次。1913年讨袁失败在芜湖被盟军所捕，险被枪杀；1919年6月11日在北京因散发反政府传单，被囚98天；1921年10月4日在上海被法租界捕房拘捕；1922年8月9日在上海被法租界捕房拘捕；1932年11月15日在上海被捕，转押南京。这是陈独秀最后一次坐牢，坐的时间最长，故事最多。以牢狱之灾为线索，都可以写成一部有传奇色彩的书……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开始每天撰写鼓动学生起来革命的文章。6月10日，陈独秀，带领北大文科教授胡适、高一涵，理科教授王星拱等人来到中央公园茶馆去散发由他亲自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这当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格最高的散发传单的队伍。得知有人鼓动革命后，北洋政府大为恐慌，严命警署迅速捉拿印传单的人。在这之前，京师警察厅已向北京各警察区署发出密令，严密监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其罪名是以印刷物品传播过激主义煽惑工人。
    第一天的顺利传播，鼓舞了这批书生革命家，第二天——6月11日晚上，陈独秀又带着他的教授队伍到前门外新世界屋顶花园向露天电影院散发传单。其结果是陈独秀被潜伏在那里的密探逮个正着，真的从“实验室”走向了监狱。离其《研究室与监狱》的发表仅三天。
     
    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员
    
    陈独秀长子陈延年
    1927年4月10日，陈独秀长子陈延年动身去上海，贯彻中央刚刚通过的《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
    陈延年知道，此时去上海凶多吉少，做了最坏的打算。两年前，廖仲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被杀后，陈延年在广东区委大会上说，“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员”。这一辈子，延年和乔年（陈独秀次子）兄弟过着艰苦的生活，几乎没过过像样的日子。父亲1919年“五四运动”后被捕，他也没有产生为难情绪。残酷的环境养成了陈延年坚强的革命斗志与坚定的革命信念，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准备随时牺牲自己的一切。
    就在这天，陈独秀抵达武汉。听说陈延年被安排去上海，陈独秀心里“咯噔”了一下，他何尝不知道，陈延年的这次虎穴之行，凶多吉少。但他作为中共中央书记，支持儿子去最危险的地方领导开展反对蒋介石的斗争，这是义无反顾的。
    像平常见面一样，父子间没有什么特别的嘱咐，仍然是同志式简单交谈几句即匆匆分手。只是父子的眼神里，都有一层过去见面所没有的怅惘，有一层说不清的空蒙。但他们心里都很清楚，这次分别，可能意味着什么。
    春雨如烟，乱云飞渡。就在陈延年等前往上海的路上，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在腥风血雨中，陈延年受命于危难之时，抵达白色恐怖的上海。他像一只羔羊，没有任何防御措施，一步一步地陷入敌人的罗网。
    同年6月，同志叛变告密，陈延年在上海被捕。身份暴露后，国民党反动派始以甜言引诱，试图从这位共产党要员身上得到有用线索，但被陈延年果断拒绝。恼羞成怒后敌人对他施以重刑。然而，在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面前，任何刑具都是软弱无力的。陈延年虽然被打得体无完肤，几次昏死过去，但仍一声不哼，只字不露。国民党反动派无计可施，只得下令将陈延年秘密处决。行刑时刽子手要陈延年下跪受刑，但他宁死不屈，誓死不向敌人低头。陈延年死后，国民党反动派惨无人道地将他“五马分尸”似的斩成数块，并下令不准收尸。牺牲时陈延年只有29岁。
    血染枫林桥
    
    陈独秀次子陈乔年
     
    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陈乔年的主持下，在英租界北城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就在这天，由于叛徒告密，英租界巡捕房突然包围会场，陈乔年等江苏省委机关有关负责同志不幸被捕。
    被捕后，为了得到中共中央更多的机密，敌人对陈乔年多次施以酷刑，但陈乔年始终咬紧牙关，坚贞不屈。在监狱里的几个月，陈乔年身体一天天恶化了。但他乐观的性情没有变，并继续鼓舞同志们和敌人作斗争。
    一次，陈乔年又被喊出去审讯，遭到敌人严刑毒打。回到牢房时，其他同志见陈乔年浑身都有血迹，关心地说：“敌人又打你了？”
    陈乔年说：“没什么，挨几下火腿，受几下鞭子，算个啥！”
    监狱里的空气十分沉闷，陈乔年大无畏的乐观的革命精神，大大地鼓舞了其他同志。自哥哥陈延年牺牲后，陈乔年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想，无非和哥哥、赵世炎（中共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等同志一样，一个“死”而已。在这个世界上，既然死也不怕，还有什么能难倒自己呢？他惟独不安的是妻子和孩子，跟自己遭罪了。
    乔年知道，妻子已经怀孕，自己的被捕，将会给她多么大的打击！但此时，纵然有万般挂念，除了徒增妻子的痛苦外，已不能给她们以任何帮助。他知道，无论是才一岁多的红五（陈乔年第一个孩子），还是未降生的新生命，等待他们的或许是一个可怜、凄惨的人生……
    敌人看不能从陈乔年的嘴里掏出党内机密，又担心夜长梦多，准备立即将他杀害。行刑前，陈乔年平静地和难友告别。他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乔年当时惟一的希望，就是包括自己孩子在内的下一辈，能过上好日子。
    难友问乔年：“你对党、对家庭有何遗言？”陈乔年回答：“对家庭毫无牵挂，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
    1928年6月6日，上海的一个普通的晴天，这天，是陈乔年在枫林桥遇害的日子。烈士牺牲时，年仅26岁。烈士牺牲的地点“枫林桥”的“桥”与“乔”谐音，这似乎包含了某种谶言的因素。而这天凑巧是星期五，与他的小名“小五子”以及孩子“红五”似乎也有了某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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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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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延年和陈乔年，二人天资聪颖。青少年时期，勤奋好学，记忆力极强。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延年、乔年随父到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学校专攻法文。1919年，他们二人远赴法国留学。1922年6月，兄弟二人与赵世炎、周恩来一起创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陈延年担任“少共”宣传部部长，负责编辑出版《少年》月刊。不久，二人被中共中央正式承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组建中共旅欧支部，被选为支部领导成员。1923年年初，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兄弟二人共赴苏联学习。1925年春，陈延年被正式任命为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接替周恩来主持区委工作。陈乔年到北京任北京区委组织部部长、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1927年，延年、乔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这一年父子三人同时被选为第五届中共中央委员）。
    （以上内容摘编自《一门三杰——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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