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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历史意识 文学可以帮助我们记忆历史，而一个具有历史意识的人才可能是一个有质量的人。 事情就是这样奇怪，专门的历史记载（比如各种各样的史书、传记），在记录历史方面未必就比文学（甚至是虚构性的作品）更真实更准确。而在文学的各种门类中，小说又尤其擅长这一点。 下这样一个结论大概没有多大的疑问：小说是最能满足人们将生活与艺术紧密结合之愿望的文学形式。 个人经验在未有小说这一文学形式之前，大多都被岁月的风尘淹没了。以传记形式出现的对一个人形状的记载，实际上只能记载一些没有血肉的个人经历。这种类似于简历的传记，使我们根本无从了解传主丰富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复杂的心路历程。可以说，传记录取的恰恰是个人经验中并不重要的东西，而省略掉的恰恰又是个人经验中最重要的东西。安·莫洛亚在谈到传记与小说时，用他一个小说家的方式谈到了传记的无用：“一个幽灵从我们面前逃之夭夭，这个幽灵偏偏正是有关人物的真实状况，害得我们一起追了五个小时。我们不免寻思，传记作者究竟能不能追上这个幽灵呢?据我们看来，传记作者恐怕追不上。每当我们以为手已经放到幽灵透明的肩上时，这幽灵就化为两个幻影，从小路上落荒而逃，各奔东西了。”传记之所以无法抓住这个幽灵，是因为它有许多局限性。其明显的一点就是它无法进入内心生活。它只能写人物的外在动作，而无权写人的内心动作——一写，就跌入虚假，而不写这个人物的内心动作又必定难以真实——这是传记面临的两难困境。“正由于不可能对内心生活与表面生活进行综合，传记作者与小说家比较起来就失去了优势。”据安·莫洛亚分析，传记与小说相比，在视点上也有局限。传记作者只能有一个视点，即他本人能够目击的视点或他人所目击的视点。一句话，他必须写他看到的和别人也确实看到的。他不能超出目击者的身份。而小说作者的视点却可以有两个。安·莫洛亚又打了一个比方：“在一场进攻中，有个士兵躲在弹坑里，这时他原可以前进，但稍稍延迟了片刻，等炮火封锁解除后才赶上战友们……如果这个行为日后被他的传记作者知道了，他就会作为缺乏勇气的人进入历史……但对我们这个士兵本人来说，他实际上可能满怀勇敢的希望。他并不是胆小鬼，他本想前进，但他的身体不允许他前进，几乎迫使他留在原地。这种情况，小说家就可能了解……他可以把两个方面都表现出来。”只有小说家才能听到这个士兵的内心语言，因而，也只有小说家才能公正地写出这个士兵。历代的传记，又往往受一种统一的道德标准的要求，加之相当大一部分的撰写是在官方的组织下进行的，因此这些传记所记无非是一些功名功德上的事。当然也有一些今天看来非常个人化的传记。但这种传记毕竟凤毛麟角。 大量传记，并未用文字的形式向我们记载下一个活生生的个人。 我们面对着一个悖论性的事实：书写个人经验的文学，却把最生动也最完整的历史的集体经验活生生地保留了下来。 有一套美国语文教材，它的全部文本都是美国的著名小说。这些著名小说按时序排列，一路读下来时正好就是一部美国的历史。 激发想象潜能 人类的精神世界完完全全是人类在没有任何外力帮助下自行创造的。造物主给了我们阳光、空气和土地这样一个纯物质的世界。人类自己建造了一座硕大无朋的精神宫殿。如今，在人类浩瀚无涯的思维空间里，已飘满了概念、音符和画面。 创造，从而使人类不断进化。 这个世界无休止地、不可摆脱地被达尔文的进化论所制约。但是事情并不像他的理论所说明的那样简单。这个世界从无限的时空性来讲是进化的，但在某一个宇宙时间里，并不是什么都进化的，或者说，并不是什么都能让人看得出进化的迹象的。今天的一只耗子与2000年前的一只耗子，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它的部分性质改变了？它的生存方式改变了？它比以前更聪明或更愚蠢了？动物科学的研究没有找到任何根据可以说明，今天的耗子的打洞技术有了革命性的突破。但在这个世界上，在一个宇宙的时间里，人类的进化却是分明的。人类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情感方式以及感觉能力、心理结构等，较之2000年以前的人类，有天壤之别。人类以连自己都感到吃惊的速度不断改变着自身，一次又一次地超越祖先，甚至超越本我。除了基本欲望仍然保持着必要的自然性质(即使这些基本欲望也有了新质)，人类的心理内容几乎完全是新的。人类一步一步地走出蛮荒，使自身的文明程度一步一步地提高。人类的聪明甚至达到了妨碍和破坏自己的程度。 那么，人类为什么进化了呢？ 原因颇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人类有创造的能力。 这种能力既是天生的又是后天培养的，并且后天的培养才是最主要的。如果说这个能力是可以培养的，那么文学大概就是培养这种能力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了。因为，集中在文学这里的就是“想象”、“虚构”等要素。“无中生有”在文学这里，并非一个贬义词。 一个母亲带着她有数学天分的儿子去见爱因斯坦，对爱因斯坦的点拨不满意，追问说，希望能够得到真正的点拨。爱因斯坦说：那就让他看更多的文学故事。 时至今日，文学对于我们也许变得更加重要了，因为我们面临着一个事实：人类在想象力方面并没有什么长进，甚至有所衰退。 因为概念的缠绕，人的想象力被束缚乃至被窒息了。人类数千年的历史，已积累了大量无穷的知识。图书馆、学校等，都是知识堆积与输送的地方。知识带来了现代文明。但人们在通常情况下对“知识”这一概念的理解是有很大问题的。“知识”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这个“笼统”抹煞了知识与知识的差异，麻痹了我们对知识应有的警惕性。其实，在“知识”这一笼统概念之下的知识，除了有大量无用知识而外，还有相当大数量的坏知识。人类从建立知识系统的那一天起，这个系统就不是完全纯洁有益的。这些坏知识产生的动力和源头，或是人性中的卑劣部分，或是由于错误的实践。它们与好知识一样，也一直处于增长的状态。知识史，实际上是好知识与坏知识对抗，甚至是恶斗的历史。坏知识指导了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实践(如希特勒发动的世界大战)——而我以为，坏知识最可诅咒的地方，是它破坏了人的想象力。它让无数的僵死的、违背人性的甚至是充满恶毒的概念，成为数不胜数的可怕的藤蔓，对人的想象力进行千缠万绕，直至想象力枯萎。 如此情景之下，文学的意义则不言而喻了——它至少可以帮助我们保持住一份想象力。 强化说事能力 一个人应当有两大基本能力：说理的能力和说事的能力。 但在我们的理念里，说理的能力是很重要的，而说事的能力几乎就不被我们所意识到。一个孩子从出生，到进幼儿园，到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全部的教育，就是为了获得知识，就是为了培养一个人的说理能力。无论是苏格拉底与门徒们的雄辩，还是孔子与弟子们的对话，都是为了操练说理的能力。如今，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会议，人们粉墨登场，都是在说理。人们就是为了说理，为了在说理上一决高低，而从五湖四海聚集到一起的。评价一个人的质量，从来就是以一个人的说理能力来衡量的。沙龙、讲坛、聚会、广场，实际上都是说理的场所。人们被理性而征服，而兴奋，而愉悦。 如此情状，使得许多人在经过良好的教育后，仅仅在说理能力方面得到了提升，而说事能力非但未能得到提升，反而越来越退化。我时常看到，某些雄辩滔滔的博士生，一旦说事则显得十分的局促，往往连一只狗如何不幸丧生汽车轮下都不能向人生动地描述。 而文学除了抒情就是说事——说事是主要的。人们为了说事，而创造了文学。 文学将说事变成了一种艺术。对文学的阅读，无疑会有助于我们对说事能力的培养——文学，最能帮助我们培养说事的能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