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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堪称戏曲之邦，而杭州则是浙江最重要的戏曲艺术城市，在浙江戏曲史乃至中国戏曲史上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仅拥有洪昇、李渔这样的戏曲大家和名家，就连曲家中的女性也以杭州为著，比如，清嘉庆年间以独幕剧《饮酒读骚图》名噪曲坛的女曲家吴藻，出生于清末、一直创作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我国戏曲史上最后一位闺秀曲家陈小翠，还有古代戏曲批评史上最负盛名的女性曲评家吴吴山三妇陈同、谈则和钱宜，也都出自杭州。 更不必说，中国戏曲最早的成熟形式——南曲戏文，诞生于南北宋之交古称永嘉的浙江温州，南宋定都临安，南戏的重心遂由温州移到杭州，并向全国扩张。元代，流寓杭州的关汉卿、马致远等北方曲家和杭籍曲家杨梓、金仁杰等创作繁盛，使杭州成为继大都之后的元杂剧中心。明清两代，杭州一直是昆曲演出的重要城市，出现了高濂、洪昇等诸多本土曲家，以及《西园记》 《红梅记》 《占花魁》和《雷峰塔》等杭州的“本土剧目” 。“花雅之争”后，地方戏全面繁盛，以剧本为中心的戏曲史转变为以名角为中心的演剧史，杭州戏曲亦呈现出近现代化的面貌，京昆逐渐衰微，而以越剧为代表的地方戏则蓬勃发展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在杭组建的浙江昆剧团创造了“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奇迹，浙江越剧院、杭州越剧院等院团上演了大量剧目，尤其在新时期，以顾锡东等为代表的剧作家和以茅威涛等为代表的新一代艺术家们推出了新的一批符合时代特色的剧目，在全国影响巨大。与此同时，京剧、杭剧等剧种也随着时代的起伏而有了新的变化。 换言之，综观浙江的戏曲发展史，可以发现杭州的地位举足轻重，可以说“一部浙江戏曲史半部在杭州” 。郭梅撰写的《杭州戏曲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共六十万字，分为八章，其研究范围跨度很大，从宋元、明清、民国、新中国直至当下，其中既有翔实的史料发掘与陈述，又有专门的曲家研究，既有戏曲政策、戏曲运动等宏观层面的审视，又有剧团、剧目等的个案解析，并旁涉戏曲笔记、演剧习俗等，内容十分丰富、全面。也就是说，郭梅的这部《杭州戏曲史》是真正意义上的“戏曲史” ，而不仅仅是戏曲文学史，这一点颇值得注意和赞赏。同时，毋庸讳言，搜集史料既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史书价值之体现。由于主要基于杭州一个城市的范围，需要深度挖掘当地曲家的生平和成就，所以一些以往不被学界十分重视的曲家、剧目和与戏曲有关的现象，都是《杭州戏曲史》必须关注的内容。而这部分的研究显然较少现成的材料，作者为此阅读了大量的史书、地方志、家谱、日记、书信和笔记小说，通过对大量只言片语的汇集整理、比对勘辨，方能在书中呈现一种相对客观、公允的判断和评价。而对于那些业内关注度很高的知名曲家，郭梅也未曾人云亦云，而是尽可能全面地搜集现有史料，综合比对不同时期各家的视角和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正史、文论、传略、笔记、序跋等常用史料自不必说，而诗歌、小说、剧本等文学作品也成为郭梅捕捉历史人物信息及其创作初衷、美学追求的渠道。也正因为如此，整部著作的行文严谨、审慎，很少有作者自己的臆想和杜撰。 总之， 《杭州戏曲史》体例合理、结构完整、内容丰富，并时现独到见解。还有，该书第七章《杭州题材的剧目》也可圈可点——这一章共十个小节，把剧情发生或部分发生在杭州的戏曲作品集中在一起予以评述，其中既有大家耳熟能详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杨乃武与小白菜》 《占花魁》及《雷峰塔》与《白蛇传》等白娘子戏、 《疯僧扫秦》等岳飞戏，也有稍显生僻的《苏小小》 《红梅记》 ，还有《疗妒羹》等小青戏、 《六月霜》等秋瑾戏。每一节的写作方式，则因戏制宜，并不强求完全一致。该书的最后一章《杭人戏曲笔记及其他》是对杭州戏曲评论、风俗的介绍，其实也是作者大量史料搜集工作的一个佐证。对于专门从事戏曲研究的学者而言，汪康年、徐珂、吴长元、梁绍壬、吴振棫、张焘、葛元煦等人名也未必十分熟悉，因为他们并非曲家，其有关戏曲的文字散见于记录个人见闻的笔记之中。不借助大量的文献阅读和细致筛选，此类星星点点的资料根本无从显现。但就史料价值来说，这部分业余的评论同样弥足珍贵：尽管他们对于戏曲的记录和观点零散而未必专业，却是当时当地最直观、真实的观赏体验，因此，针对这些材料所进行的研究也是该书一个突出的亮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