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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皮姆》：黑暗的航程与扩张的否定 1838年7月，就在雷诺兹倡导的美国南极探险远航船队出发在即之时，坡的《皮姆》出版了，全书共25章，是坡一生中唯一一部可被称为“[长篇]小说”(novel)的作品。早在1837年初，《皮姆》的前两章便在坡任职编辑的《南方文学信使》上连载。因酗酒被解雇后，坡离开里士满，携家带口到纽约闯荡。其时，著名的哈珀兄弟出版社写信给坡，希望他能为满足普通读者的一般需要而放低要求，创作一些在美国市场更畅销的单个的首尾连贯的故事，一卷本或几卷本都行。稍早之前，该出版社拒绝了坡的短篇小说集《对开本俱乐部故事集》(Tales of the Folio Club)。身陷贫困的坡没有多少选择，便利用公众对航海/旅行叙事的喜好，尤其是对美国南极探险远航船队可能揭开南极之谜的热情，完成了《皮姆》。(35)然而，《皮姆》的问世却没有为坡带来期望中的财富或声望，坡也再没有写过类似篇幅的作品。 《皮姆》中，坡以同名主人公深入南极腹地的“真实”航程为主线，辅之以用哥特式手法处理的航海叙事中的船难、风暴、哗变、屠杀与食人等耸人听闻的情节。小说虽对南极附近(比如特萨拉尔岛)进行了出色的描写，却没有表面上首尾呼应、结构完整的叙事框架，也没有明确说明南极极点“最激动人心的奥秘”(36)是什么。小说结尾处，主人公被汹涌的洋流冲入极点深处的巨大瀑布中，在裂隙中见到了一个“披着裹尸布”、“身材远比任何人都高大”、肤色“洁白如雪”的神秘人形(《皮姆》：408)，但在既没有描述神秘人形与瀑布之内的状况、更没有交代主人公如何安全返回的情况下，小说出人意料地戛然而止。虽然小说充斥着耸人听闻的血腥、神秘与暴力，坡也在《附记》中写明了皮姆的猝死，解释了关键章节的丢失，却因违背航海/旅行文类的惯例与吊足胃口却无疾而终的结尾，并没有令当时的市场与读者满意。 乔安·维吉马克认为，无论是《南方文学信使》对雷诺兹探险倡议的直接赞赏，还是《皮姆》中年轻的美国主人公力压英国船长成为南极探险的灵魂人物这一情节安排，坡的写作均表现出了与此时兴起的美国民族主义及海上扩张话语的合谋之处。(37)但是，就这部研究坡的学者心目中的“梦幻文本”(38)与“阐释的深渊”(39)而言，《皮姆》的内涵并不如此简单。正如特蕾莎·古德所指出的，美国建国前后广为流行的哥特风格小说并不仅以追求惊悚效果为目的，也有其意识形态内涵，并以《皮姆》中的种族话语为例，证明坡不仅仅是地域(南方)偏见的代表，更与“国家的种族话语”有千丝万缕的关系。(40)本文这部分沿着古德的这个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认为坡利用了美国民众对海外逐利与探险的热情，尤其利用了南极探险船队出发在即这一机遇，以其擅长的哥特写法将国内日渐紧张的种族关系投射到了探索南极的航程之中，回应了国内日渐升温的种族恐惧与焦虑情绪。 《皮姆》写作时期，美国南方的种族关系日渐紧张，南北双方关于奴隶制存废问题的争议也日趋激烈。尽管黑人奴隶制是殖民地时期的产物，但在独立革命与立宪时代，这一明显违背建国原则的非人制度却由于联合抗英与维系联邦的稳定等政治目的而被建国之父们掩饰与搁置了。时至1830年代，伴随领土扩展、北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断发展以及自然权利观念的深入人心，奴隶制的存废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中最具争议的问题。这一时期访问美国的托克维尔非常清楚种族问题对美国可能构成的威胁，并在其著述中悲观地预见道： 联邦南方白人与黑人发生冲突的危险尽管还很遥远，但迟早是不可避免的。它像一场噩梦，经常萦绕于美国人的脑际。尽管这种危险对北方居民并无直接威胁，但还是他们的日常话题。他们想找到一种办法来防止他们所预料的不幸，但始终没有成功。在南方各州，人民对此保持沉默。南方人向来不对外来人谈论未来，即使对亲友也回避此事，每个人都把话藏在自己的心里。南方人的沉默，比北方惊呼出来的恐惧更可怕。(41) 托克维尔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1831年8月，弗吉尼亚南安普顿县便发生了美国南方自殖民时代以来最血腥的黑人奴隶暴动。黑奴奈特·特纳(Nat Turner)深夜发动突袭，杀死了白人奴隶主全家。随后，奈特率伙伴开始血洗附近的白人农庄。短短一天多的暴动中，奈特及其伙伴共杀死近六十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妇女与儿童。(42)这种血腥且毫无“理性”的种族杀戮，摧毁了弗吉尼亚长久以来盛行的黑白两族在奴隶制下如家人般和谐相处的神话，令白人奴隶主阶层陷入了恐惧与不安之中：锁紧家门与窗户，或许可以预防外来者侵入，但却无法抵御来自家宅内部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无端暴力。之后，弗吉尼亚议会也曾就是否解放奴隶问题展开了辩论，但却因情势变化与奴隶价格飞涨而不了了之。面对以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的废奴报纸《解放者》为代表的日益高涨的北方反奴隶制声浪，南方拥奴人士希望能与之辩论，论证这种制度的合法性，因此在1830年代，“在整个南方的出版界，小册子作者、出版商、杂志编辑和各种作家都面临着法律、个人信仰和公共观点的巨大压力，希望他们能美化南方奴隶制与其理念，为奴隶制辩护”(43)。 《皮姆》对黑人角色的塑造与对种族关系的想象，再现与回应了美国南方的种族焦虑。小说开篇不久，皮姆瞒着家人出海，藏身在“逆戟鲸号”中，不料却遭遇哗变，而哗变中最可怕的角色并非发动哗变的白人大副，而是不知名姓的黑人厨师。小说第四章中，哗变者将水手堵在舱下，令其依次上来，“一个没当几天水手的英国人爬出了舱口，哭哭啼啼、低声下气地哀求大副饶命。他得到的唯一回答就是脑门上挨了一斧子。那可怜的家伙连哼也没哼一声就倒在了甲板上，那个黑人厨师就像举一个小孩似的把他举起，不慌不忙地把他抛进了大海里”(《皮姆》：311)。在余下27名船员表示投降后，黑人厨师仍然冷血地开始了另一场更大规模的屠杀：“被捆得结结实实的水手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拖到舷梯口。早已站立在那里的黑人厨师在每个人头上猛劈一斧，然后由另一名反叛者将其推入大海。”(《皮姆》：312)即便在哗变者看来，如此冷血与残暴的黑人厨师也堪称“十足的魔鬼”(《皮姆》：312)。坡笔下黑人形象的塑造并非全然随意，黑人厨师持斧劈砍船员与奈特持斧劈砍白人的意象之间也并非全无关联，从真实世界的杀戮到虚构小说中的滥杀，突出的均是以黑白对立为焦点的种族差异，均是对已有规范的完全颠覆，均是毫无理性与节制的暴力以及在滥杀之后毫无悔意的“人性灭绝”。(44)就此而言，坡的确利用了1830年后南方白人阶层对黑人暴动的恐惧与焦虑，在达到耸人听闻的叙事效果的同时，强化了黑人嗜血与滥杀的种族刻板印象。 《皮姆》中的种族偏见并不止于对黑人厨师的形象塑造，小说后半部分更利用西方航海叙事的惯例，在南极深处虚构了一个黑肤岛民占据的特萨拉尔岛，以白人船员在此几近全被坑杀这个情节，表达了对黑白种族冲突结果更为偏激的看法。在第十八章中，“简·盖伊号”终于来到了南极极点附近，在此处发现了一座奇特的岛屿，岛上的飞禽走兽均为黑色，岛民更是一个身着黑色兽皮、使用黑色武器、甚至连牙齿都是黑色的奇特种族，他们似乎从未见过白人，甚至对一切浅色物品如船帆、鸡蛋、书页、面粉等都充满了恐惧(详见《皮姆》：379)。尽管如此，黑肤岛民仍然看似友善地对待了来访的白人船员。当探险船发现海参后，船长与名为“太精”(too-wit)的酋长达成了协议，后者答应帮助搜集海参，探险船则准备再次向南出发。但是，就在白人船员最后一次应邀造访酋长营地时，黑肤岛民暴露出了本来面目，以人工引发的泥石流坑杀了几乎所有船员，只有皮姆和另一位船员得以逃生。反思与黑肤岛民的交往过程时，皮姆先后两次表达了他的种族憎恨：“这种表面上的淳厚仁道不过是他们精心策划的要消灭我们的计划的组成部分，我们过于尊重的那些岛民，原来是玷污了这颗星球的那些败类中最野蛮凶残、最阴险狡猾、最嗜血成性的败类”(《皮姆》：387)；“从我亲眼目睹的每一件事来看，这些野蛮人的确是地球表面上最邪恶、最虚伪、最歹毒、最凶残、最像魔鬼的一个种族”(《皮姆》：404)。 自航海大发现以来，探险船队与海岛原住民之间的冲突便是航海叙事中的常见题材。库克船长在1779年的第三次远航中因与夏威夷岛民发生冲突而被杀，便是最有名的例证。坡对特萨拉尔岛上冲突的写作，借鉴了莫雷尔船长的《四次航海叙事》中关于“屠杀岛”的记叙。(45)根据莫雷尔的说法，他所驾驶的“南极号”在南太平洋卡特莱特岛发现了大量海参，于是他们便着手砍伐林木，修建加工厂，但当地岛民却屡次进行盗窃与破坏，他们因此被迫与之发生了冲突，在其中最激烈的一次冲突中，至少有13名船员被当场杀死，多人受伤。此事件在1830年代曾得到广泛报道，被改编为戏剧作品在纽约上演，广为时人所知。(46)从坡的改写可以看出，坡有意突出了虚构的黑肤岛民无辜善良外表下掩藏的凶残野蛮本质，除借助已有素材制造耸人听闻的效果外，似乎还意在强化黑白对立难以调和的种族想象。 《皮姆》中的南极小岛虽位于地球最南端，却似乎与美国南方有着特别的联系：在即将到达特萨拉尔岛时，“简·盖伊号”船员注意到，“从北边靠近小岛，只见一道孤零零的岩壁伸入海中，其形酷似一堆棉花包”(《皮姆》：375)。棉花是十九世纪最重要的国际贸易商品之一，美国南方则提供了全世界棉花供应量的四分之三，无论是英国的兰开夏、法国的诺曼底还是莫斯科近郊的工厂，都有赖于美国棉花的稳定供应。自英帝国于1833年在其帝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后，作为近代世界规模最大、力量最强的奴隶社会，美国南方的力量基础便源于棉花的生产与垄断。(47)在那个“棉花即国王”的时代，“棉花包”这个意象似乎提醒着读者，小说中的特萨拉尔岛不仅是南极中的神秘孤岛，还是美国南方在文学想象中的折射。 此外，《皮姆》强调黑白对立的意图也在坡以希伯来语为基础为特萨拉尔岛岛民命名及设计语言这类细节中得到了体现：“太精”酋长的名字源于希伯来语词根，含义是“肮脏的”，岛上村庄则被称为“klock-klock”(成为黑色)，岛国的最大首领名为“Tsalemon/Psalmoun”(成为阴影)，特萨拉尔这个名字则意为“变得黑暗”。(48)《皮姆》甚至还强调，无论该岛被称为“特萨拉尔”还是“特萨蒙勒”，“两个词的首音都带着一种拖长的嘶嘶声”，而这种声音与“我们在山顶上吃的那种黑毛野鸡的啼叫声一模一样”(详见《皮姆》：406)，暗示岛上生活着的黑色种族依然处于愚蛮甚至兽类阶段。 除此之外，小说还在黑肤岛民的“罪与罚”与现实中支持蓄奴的言论之间建立起了微妙的关联。在小说行将结束的第二十三章，身陷岛中幽谷的皮姆与另一位幸存的同伴进行了一番实地探索，揣度山谷中类似象形文字一般的凸痕是否人为。小说的《附记》则澄清了凸痕的意义，明确说明那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形状实际上是意为“南方之域”的古文字(详见《皮姆》：410)。这个略显冗余却又煞费苦心的情节设计，让特萨拉尔岛不再是南极海域深处的孤独存在，而是一个遭受了天谴并“沦为废墟的巴比伦”(《皮姆》：402)，小说的“附记”更以“我业已将此铭记于群山之中，并把我对尘土的报复镌刻在岩壁上”(《皮姆》：410)这种上帝式诅咒结束了叙事，点明黑肤岛民遭受过惩罚的过去以及将再次接受惩罚的未来。这种黑肤岛民背负罪恶却不思悔改且必将因此再次遭到惩罚的话语模式，与其时为美国南方奴隶制辩护的宗教话语遵循着相同的逻辑。在十九世纪前半叶支持蓄奴制的宗教话语中，黑人之所以成为白人的奴隶，原因之一便是，在《圣经》中含看到了父亲诺亚醉酒后的裸体，却不像兄弟闪与雅弗一般恭敬，由此遭到了诺亚的诅咒，称其后代(迦南)“必将给他弟兄作奴仆的奴仆”(49)。十九世纪南方蓄奴制的支持者以这段《圣经》故事强化奴隶制的合法性，并宣扬称含的子孙便是犯下忤逆之罪的黑色种族，因此必然要成为白色人种的奴仆。由此，小说中虚构的南极岛上的黑肤岛民与现实中棉田里被奴役的黑人奴隶，便因为他们共享的原罪与共同的深色肌肤而必须承担起相似的惩罚。 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关于坡与十九世纪美国种族政治及奴隶制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在评论界引发了大量讨论。特伦斯·韦伦认为，来自南方的坡渴望得到全国性文学与商业成功，不会贸然冒犯包括北方读者在内的最广大的读者群，因此，就其种族态度而言，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的坡在十九世纪美国作家中并不极端，他的种族主义至多只能被称为“温和的种族主义”(average racism)。(50)黑人作家托尼·莫里森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早期美国白人作家为减轻内心恐惧与合理化对黑人的剥削，一直以罗曼司化“黑色的力量”(the power of blackness)为手段，建构他们理想中的文学与社会秩序；而坡并非一位与世无争、置身事外的作家，反而正是“美国非洲主义”(American Africanism)的代表人物。(51)本文认为，就《皮姆》对黑人厨师的塑造和对特萨拉尔岛上黑白关系的描写而言，坡的种族态度并不能用“温和”二字简单概括。在某种程度上，《皮姆》的确有意识地利用了1831年以后美国南方越发敏感的种族关系所引发的焦虑情绪，以污名化方式强化黑白之间的种族对立，表现出了强烈的种族偏见与歧视。就此而言，莫里森的观点更切中要害，也更具有说服力。 但是，韦伦与莫里森对坡的种族态度的阐释，均忽视了《皮姆》中种族对立的另一层意义与可能的解读。从小说结构上看，根据主人公搭乘三艘航船的经历，小说可被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讲述皮姆搭乘小帆船“敏捷号”遭遇的一次短暂的近岸遇险；第二部分从第二章到第十三章，讲述皮姆搭乘“逆戟鲸号”在南太平洋的漂流经历；第三部分从第十四章至第二十五章，讲述皮姆随“简·盖伊号”探索地球最南端的过程。三次冒险由近及远，由小至大，围绕主人公命运展开。小说第一章采用了天真的主人公受骗/受难而不自知这个叙事模式，描写虽有渴望航海的热情但却缺乏基本判断力的少年皮姆如何在夜间跟随业已烂醉的奥古斯塔斯贸然出行，直至小船被巨轮撞翻，险些丧命。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个体与自然(或命运)的抗衡中被不断加入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历史因素，构成了潜藏在叙事表层之下却深入时代肌理的叙事暗流。在这个叙事暗流中，小说不仅强化与深化了《西姆佐尼亚》的讽刺色彩与力度，亦利用了哥特小说更为暴力、血腥与戏剧化的文类风格与惯例，更隐晦而深刻地回应了美国此时兴起的南极探险与海外扩张热潮。 在小说第二部分中，皮姆首先因为“逆戟鲸号”上的哗变而被困于船舱之中，虽然之后他与其他哗变幸存者成功夺回了“逆戟鲸号”的指挥权，但却因船桅被风暴损毁，只能看着船只像浮木一般在海上漂流。随后，船上发生了小说中耸人听闻的食人事件：随船只在海上漂流的四人中，身为俘虏的理查德·帕克提出，应该杀死一人，以其肉为食，让其他几人得以存活下去。船难中的食人故事并非坡的发明，在关于其时广为人知的“埃克塞特号”捕鲸船船难的叙事中，便有遇难船只给养耗尽而船员不得不食人求生的记载。(52)但是，坡在利用叙事素材的同时又加入了独特的反讽情节：提议杀人而食的帕克抽到了死签，被其余三人分而食之；更具反讽意味的是，虽然皮姆在食人之前竭力解释为何不得不杀掉帕克，令读者明白食人尽管可怕却是极端条件下最无奈的求生做法，但就在众人“用牺牲者的鲜血稍微止住了渴”并“一点一点地吃那剩下的躯体”时，小说让皮姆“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找到了之前一直苦苦寻求而不得的斧子，“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我们所需的给养”(详见《皮姆》：350-351)。这样的情节安排让皮姆的所有辩护变得可笑且荒唐。坡正是以这种不易察觉的方式戏弄了皮姆和自己的读者，让他们在追求刺激的同时遭遇自己的轻信与愚蠢。 《皮姆》对食人情节的渲染也挑战了西方意识中“文明”与“野蛮”之间的界限。以哥伦布将加勒比地区原住民的一支称为食人族(cannibal)为起点，在此后三百多年间的西方想象中，“食人”不仅成为美洲印第安人远离文明的核心标志，也成为殖民者可以据此征服与掠夺原住民的话语基础。正如埃里克·谢菲兹所言，自哥伦布开始，食人之名便不仅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事实，更是一种政治虚构，被西方用以遮盖与掩饰不愿被了解的原住民的历史、现状与差异，成为西方殖民者将对原住民的压迫与剥削合理化的借口。(53)笛福所描写的鲁滨逊在无名海岛上与食人族之间的冲突及这个虚构人物征服与占有星期五的情节，便是殖民逻辑在小说叙事中的经典再现。如果说笛福以鲁滨逊目睹食人一幕之后无法克制的恶心感强化了“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对立，那么《皮姆》则以更为曲折委婉的方式表达了同类相食并非野蛮人的专属亦是文明人的选择这一观点。 从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看，食人一幕出现在皮姆从“逆戟鲸号”换至“简·盖伊号”的过渡阶段。“逆戟鲸号”从美国出发，意在赴南海捕鲸，“简·盖伊号”从英国出发，已在南海巡游多日，两船均为帝国扩张的载体。“逆戟鲸号”上杀害船员与放逐船长的哗变，对帝国海上扩张事业构成了严重威胁，皮姆等人奋力回击，依次杀死了大副、黑人厨师等叛乱分子，并最终以对最后一个叛乱者帕克分而食之这种极端方式消灭了最后一个威胁帝国扩张事业的不稳定因素，恢复了秩序。登上“简·盖伊号”后，皮姆不再是无可奈何的受难者，而是以强烈的探险热情督促英国船长不断南行，成为航行中的精神领袖。小说因此以对帝国内部叛乱分子分而食之作为皮姆由天真转向经验、由被动受难转为主动占有的关键仪式，隐喻了主体成长与帝国扩张同构下的暴力、野蛮与毁灭。 小说最后一部分中，当“简·盖伊号”刚抵达特萨拉尔岛后，皮姆关注的是岛民原始与野蛮的样态，见到的只有岛民被镜子吓得满地打滚的愚蠢与将船只当成活物的无知。此时，局限在僵化的“殖民主义认识论”之中的皮姆只能看到黑肤岛民对白色物体的畏惧，却毫无深入了解与沟通的愿望。(54)在随后的情节中，海岛丰富的海参资源很快就吸引了皮姆逐利的目光，小说也立刻转向对海参能带来的可观商业利益的介绍。正是在这种自大之后的无视与资本逐利的冲动的驱使下，白人船员立刻开始无所顾忌地砍伐岛上的树木，以便清理出加工海参所需的场地，皮姆则不无骄傲地宣称：“令岛上那些野蛮人惊讶不已的是，我们很快就伐倒了足够多的树木……在船上大炮射程内的海滩上设立了一个正规市场，以物易物的交易从各方面看来都充满诚意，并井然有序。”(《皮姆》：386)在皮姆看来，伐木、建加工厂与利用土著劳力均堪称公平，无任何不妥。然而，“令野蛮人惊讶不已”的破坏、“在船上大炮射程之内”建起的市场，又让这种貌似公平的交易暴露出其不平等的本质。通过这段叙述，《皮姆》再现了帝国与资本在海外扩张的“原初场景”：一面是坚船利炮支撑之下的自诩的文明与公平，一面是原住部族在强权之下惊愕却无从表达的失语境地。 在直抒对黑肤岛民的憎恶与怨恨的同时，《皮姆》也以难以觉察的隐蔽细节提醒读者，白人船员与黑肤岛民之所以没能互相信任，不能全然归咎于黑肤岛民，后者的背叛与谋杀也并非毫无缘由。自皮姆踏上“简·盖伊号”起，他便认为，对于南海贸易而言，这条船抵御风浪的能力并不强，吃水又太深，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它没有“10至12门发射12磅炮弹的短程大炮，2至3门远程大炮……还应配备铜管大口径短枪和防水弹药盒”，没有他理想中的“全副武装”(《皮姆》：360)。此外，自初次见到特萨拉尔岛民起，直至计划离开为止，坡笔下的帝国冒险与扩张的代表们便始终对异族保持着心照不宣的敌意。双方首次见面时，皮姆便衡量了双方力量与人数的对比，认为还是尽可能地保持距离为妙；然而，“酋长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便命令另外三只筏子留在原处，自己乘坐的那只则向我们划来。他一靠近就纵身跳上了我们最大的那艘小舟，径自坐到了船长身边”(《皮姆》：378)。相较于依仗着坚船利炮却多有算计的西方冒险家，放下木棍与石块、只身登船的黑肤岛民酋长显然更为直率与坦白。 无论是受邀到岛上做客，还是双方开始交易，白人船员始终全副武装，这种明显的敌意浸透在自船员与岛民相遇直至决裂的每一刻。皮姆细致地讲述了众船员最后一次登岸造访前的准备：“除了6人留在船上，我们上岸的一共是32人。我们都全副武装，配备有滑膛枪、手枪和单刃剑，此外，每人都有一把长长的水手刀。”(《皮姆》：387)让皮姆诧异的是，前来迎接白人船员的黑肤武士却没有携带任何武器，问及个中原委时，酋长答道：“兄弟相聚无须刀枪。”(《皮姆》：387)表面上看，此番说辞正是黑肤岛民阴险狡诈的直接罪证——明明设计好了坑杀陷阱，却依然佯装友善，只为诱骗船员放松警惕，自投罗网；但换个角度看，“兄弟相聚无须刀枪”这个说法也可以成为黑肤岛民的合理抗辩：在每次见面都全副武装的白人船员眼中，他们岛民又是什么呢?小说借此给了历史上身处殖民强权压制之下的原住民一个表达自我的机会：对虚构文本与历史现实中的原住民而言，那些依仗着坚船利炮的所谓的“文明使者”并非如其自称的那般友善，而是别有用心的敌人与征服者。 支撑黑肤岛民抵抗合法性的隐蔽证据一直延续到小说结束：遭遇坑杀后，侥幸逃脱的皮姆和其同伴抓住了一个黑肤岛民努努做人质，乘船逃离特萨拉尔岛，航行中，“由于从北方吹来的风明显减弱，我从衣袋里掏出一块白手巾打算加宽我们的风帆。当时努努就坐在我的身旁，而当白色的亚麻手巾偶然闪现在他面前时，他突然发作了一阵痉挛，痉挛之后他就变得茫然呆滞，嘴里一直咕哝着，‘特克力——力，特克力——力!”(《皮姆》：407-408)努努竟然被白色物品吓死在了小船上。从白人船员登岛之初黑肤岛民对白色物体的莫名恐惧到努努被白色亚麻手巾吓死，对黑肤岛民而言，“白色”显然是一种无法言传的致命禁忌。如此看来，黑肤岛民意欲坑杀所有白人船员的行动，并非全然出于邪恶与野蛮，更是弱势群体面对全副武装的不速之客时所选择的自保。放置在更为宏大的西方冒险家与异族相遇的历史语境中，小说暗示了这样的可能：黑肤岛民所代表的貌似野蛮与无知的原住民，完全有理由怀疑“简·盖伊号”上不请自来的武装人员所代表的广义上的西方探险家/征服者的真实动机，他们若不愿重复如阿兹台克人与印加人被西班牙人屠杀与征服或北美皮阔德族被盎格鲁-撒克逊人灭绝的命运，便只有在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小说正是以这种哥特式场景与引而不发的叙事暗流，在替历史上的弱势原住民发声的同时，批判了白人种族帝国扩张进程中极端血腥与暴力的一面。 小说结尾处肤色“洁白如雪”的人形到底为何物，又象征着什么，引发了众多讨论。(55)本文认为，《皮姆》中的白色人形脱胎于《西姆佐尼亚》中肤色洁白而高度理性的种族，但坡又以两种同时并存却层次不一的叙事语境对来源素材进行了颇具哥特风格与反讽色彩的改造。表面上，此白色人形延续了皮姆自登上“逆戟鲸号”后便开始建构、登上特萨拉尔岛后进行强化的黑白对立互不相容的种族主义框架，在这个层面上，白色人形应该与皮姆为友、与黑肤岛民为敌，会救助同属白人的皮姆，助其返乡，这样的守护者近似于白种文明的神祇；但是，这个身材“远比任何人都高大”的白色人形虽然有着如帝国的坚船利炮一般的可怕力量，却只能像鬼魂一样隐匿在瀑布的裂隙中，无法以真面目示人，其身上如包裹木乃伊一般的裹尸布，不仅暗示着其自身的虚弱与易腐，也让其庇护的冒险与扩张行为同样散发出毁灭与死亡的气息。正是借助于这样一个含义晦涩而丰富的象征，坡为皮姆的南极之旅画上了暗含讥讽的句号。 航海叙事本身既是科学与理性的产物，又是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全球扩张的见证。带着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以及能从远方发现土地与财富的冲动，航海家们踏上了航程。无论是1492年率先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还是十八世纪因南太平洋探险而在西方妇孺皆知的库克，均在以理性、科学与逐利为时代主潮的背景下，拓宽着西方人知识和财富的来源与边界。尽管在其航海之旅中，坡笔下的虚构人物皮姆也以追求科学和真理的名义探索世界，但真相不仅总在他的认知之外，还以各种形式不断捉弄着他。与《鲁滨逊漂流记》等传统航海冒险叙事中主人公离家出走、经历考验并得到成长的模式不同，尽管皮姆这位来自新大陆的美国年轻人也离家出走并经历磨难，但他却在作者不断布下的哥特式陷阱中无法自拔，既缺少经验的成长，也未获得财富与成功。此外，坡还借助于潜藏在表层情节之下的叙事暗流，向读者再现了帝国主体与原住民他者之间历史遭遇的第一幕，呈现了被权力话语所遮蔽的另一种真相。黑肤岛民坑杀白人船员的行为，不再是毫无理性的野蛮，而更像是身处失语与极度弱势状态下被迫以暴力捍卫家园的正当行为；一直以文明、进步与理性自居的帝国主体则必须为其自大、傲慢与贪婪付出灾难性的代价。这或许正是《皮姆》的叙事暗流所希望传递的信息。 霍米·巴巴提醒读者，“如同叙事一样，国家的源头消失在了时间的神话中，只有在头脑之‘眼’中才会重现其地平线”(56)。对国家这一文化建构物与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地理、人口、经济、种族等表层因素之上，还需藉由深嵌在历史的层峦叠嶂之中的叙事文本去重访现场，再现国家建构与想象中被压制与遗忘的人物与声音。长久以来，面积广阔的南极大陆因其位置遥远、气候严寒，加之大洋与冰山的重重阻碍，不在人类的视野之内。即便在文学与艺术作品之中，南极出场的次数也屈指可数，它是“一块冰雪大陆，一个审美的洗碗池，并非灵感的来源；地理景观只会抹除能够给艺术家提供惯例的元素……没有再现的艺术或文学能够表达南极”(57)。但是，这块巨大而遥远的神秘之地却在十九世纪初吸引了以杰里迈亚·雷诺兹为代表的美国航海者与冒险家，他们急于以对南极的探索、发现甚至占有来证明自我与国家的价值。然而，并非所有美国人都对南极探险趋之若鹜，梭罗便在《瓦尔登湖》中批评了雷诺兹等人以浪漫主义与爱国主义为旗号鼓吹的南极探险之旅，认为其意义远不及探索“一个人的私人海洋[心灵]”那么重要。(58)就虚构文学作品而言，如果说在呼应西姆斯“地球中空说”的《西姆佐尼亚》中，其匿名作者借助对极点之内乌托邦国度的再现表达了对美国社会现实的不满与对回归田园的渴望，那么在雷诺兹轰轰烈烈地准备其南极探险行动背景下创作的坡，则在其以哥特风格写就的《皮姆》中强化了黑白两个种族之间的对立与对抗，重构了殖民者与原住民初次相遇的场景，暗示了对帝国扩张更为复杂与晦暗的态度。在他们笔下，南极不再是少有意义且难以描绘的空白，而他们的作品也折射出了1810年代至1840年代间美国海上扩张与想象国家时的欲望、恐惧与焦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