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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学民 清廷国史《文苑传》是清官方纂修的“文学史”。从嘉庆十九年（1814）到民国十七年（1928），清史《文苑传》的纂修工作持续了上百年，产生了七个成形稿本。这些稿本的纂修及其内容是研究清代文学史书写的重要参考，我们至今只对其最后一个版本《清史稿·文苑传》较为熟悉，对于其他各个稿本少有了解。（参见吴承学《清代文章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 笔者认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档中有题名《钦定国史文苑传》的两册钞本，是罕为人知的清廷国史《文苑传》第一次稿，对了解《文苑传》的整体纂修情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以往我们只能通过夏孙桐的片段记载获得一些零星信息：“艺风所记《儒林》《文苑》两传，第一次阮文达之稿，有《儒林》而无《文苑》；第二次戴文端所进呈，两传始备；第三次道光甲辰另行删并，即坊间所刻之本；第四次光绪中艺风所撰，未及进呈；第五次光绪癸卯国史馆据艺风稿重添，欲进呈而未果。及清史馆开，两传仍归艺风经手，即所自撰旧稿增删，改名《儒学》《文学》，此第六次也。又经马通伯覆辑，大致与缪稿无大异，略有增入之人，仍名《儒林》《文苑》，此第七次也。马稿又经柯凤孙覆阅，仅改作序文，其中无甚变动，而其稿失去儒林一册，至付印时仓猝又取缪稿，但改用阮文达原序。传中亦稍更动，此第八次也。”（朱师辙《清史述闻》卷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据上述记载，在阮元《儒林传稿》之后，才有《文苑传》第一次稿，且《文苑传》第一次稿本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之前修纂的。至于《文苑传》第一次稿的庐山真面目，世间从未得知。 笔者研究《文苑传》期间，注意到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国史馆档案中有《文苑传》钞本多种，其中有文献编号为701008093和701008094的两册钞本，题名为《钦定国史文苑传》，有特别的价值。除此《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之外，清代国史馆档案中还有题名为《文苑某某传》的零散档册若干。它们相互印证，揭示了前述《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的文献价值：这两册《钦定国史文苑传》修纂于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是清廷《文苑传》第一稿的钞本。 上述两册《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与夏孙桐所说《文苑传》第一次本直接相关。此本系蓝格钞本，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共分为两卷，收录正传人物四十四人，附传三十人。其中文献编号为701008094的《钦定国史文苑传》（以下称“上册”）共载三十六人，正传二十一人，附传十五人；文献编号为701008093的一卷（以下称“下册”）共载三十八人，正传二十三人，附传十五人。总体而言，收录人数较少。通过对入传之人生卒年份的统计，卷一所录人物生年为1611—1702年，卒年为1670—1778年；卷二所录人物生年为1621—1731年，卒年为1684—1815年。明末清初涌现出一大批以文学著称的人物，该钞本皆未收录。入传人物大部分生于努尔哈赤建立金国后，生活的主要时期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只有宋琬及其附传徐夜和傅山三人生年早于1616年。其中宋琬生于1614年，宋琬在明代无功名，徐夜与傅山为明末诸生，但入清后不仕），活动在嘉庆年间的只有姚鼐一人，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钦定国史文苑传》收录人物截止于嘉庆朝，道光朝以后并无一人入传。故钦定本实际上呈现的是顺治至嘉庆时期的文坛景况，是对清代前中期文学发展的总结。收录人物的卒年下限，可以说明该《文苑传》钞本的最后修纂时间是在嘉庆二十年（1815）以后。 这两册《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的文字本身也提示了修纂时间。两册钞本属于清缮本，但文字多有删改标识，显然是一个工作本。删改后的文字，与其他传世钞本和刻本相同。而且，有明确证据表明，这些删改的时间可以确定为道光二十年（1840）以后。比如零散档案中文献编号为701004879的《文苑姚鼐传》，是道光二十四年修改工作本之一，档册内正文与《钦定国史文苑传》相同，但有多处修改痕迹和说明。其中一个重要的改动是在传主后增加了附传人物姚莹，传文称其为“范孙莹，进士，前官台湾道”，眉批有“进士，见国子监进士题名碑。官阶见道光十七年十月廿七日上谕。”（《文苑姚鼐传》，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档案编号：701004879，第8页）姚莹任台湾道是道光十六年（1836）至道光二十年事（关于后续改订的具体内容和时间，本人另有研究）。这处修改就是夏孙桐所说的“第三次道光甲辰另行删并，即坊间所刻之本”，故《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的文字早于删改的时间，是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之前的版本。道光二十年之前的《钦定国史文苑传》就是该系列第一次稿。 《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已经是成形的汇稿本，并未标注纂修者，但通过与钞本相关的档册来鉴别，我们可以获知其纂修者的信息，这些纂修者的信息也可以证实其为第一次本。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与《钦定国史文苑传》文字内容相同的《文苑传》零散档册二十一册（文献编号：701005225—701005245），共收录文苑正传人物二十一人，这些零散档册揭示了《文苑传》第一次稿汇稿之前的工作本样貌，也记载了纂修官信息和编纂时间。尽管这些零散稿册的内容只有汇稿本的一半，但已经可以相当程度地揭示《文苑传》第一次稿纂修官，他们是国史馆总纂陈用光、潘锡恩和协修陈沆。 嘉庆二十三年（1818）十一月，国史馆总裁、大学士托津上奏，嘉庆十八年（1813）至嘉庆二十三年这五年间，史馆共进呈《儒林传》三十六本，而《文苑传》则尚未进呈。直到嘉庆末年，国史馆才又继续纂办《文苑传》。 文献编号为701005230的《文苑刘大櫆传》档册在封面上有“第十次”字样，在第二叶有“前总纂官陈用光纂辑，前总纂官潘锡恩覆辑”字样。文献编号为701005233的《姚鼐传》档册也是封面有“第十次”字样，第二叶也同样有“前总纂官陈用光纂辑，前总纂官潘锡恩覆辑”字样。文献编号为701005227的《蒋士铨传》档册和文献编号为701005229的《陈仪传》档册都标明“前总纂官陈用光纂辑”字样。这四个档册前有总裁、副总裁的签名和时间，总裁是托津、曹振镛和卢荫溥，副总裁是王引之和汤金钊。签阅的具体时间，托津是九月初七日，曹振镛是九月初二日，王引之是八月十七日，汤金钊是九月初四日。卢荫溥告假。这个档册的具体时间可以通过正副总裁的任职时间确定。托津，自嘉庆十九年五月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任国史馆正总裁，道光初年也可能留任。曹振镛，嘉庆十九年始任国史馆正总裁，不知何年解任。卢荫溥，嘉庆十九年至嘉庆二十二年（1817）任国史馆副总裁；嘉庆二十二年始任正总裁，不知何年解任。王引之自道光元年（1821）八月始任国史馆副总裁，不知何时去职。汤金钊，自道光二年（1822）元月始任国史馆副总裁，但在道光三年（1823）九月丁父忧回杭州。嘉庆帝去世，卢荫溥因为拟遗诏不当，被道光帝赶出军机处，告假也许与此有关。结合三位总裁和两位副总裁的任职时间，这个档册的具体时间应该是道光二年或者三年的九月。此两本《文苑传》档册的时间在道光初年，而且已经标明是第十次稿，其文字与《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同名传主相同，则《钦定国史文苑传》同名传记的初次纂辑时间必在道光三年之前。档册签名叶“前总纂官陈用光纂辑”字样说明了该册传文形成时间。陈用光任职国史馆总纂在嘉庆二十年至二十三年之间。根据清国史馆成例，“纂辑”指的是史官将某一传记完成初稿，即这四个档册的内容初次成形在嘉庆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816—1819）。而这些档册的形成时间又远早于夏孙桐所说的道光二十四年。由上可知《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正是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 原来学界曾有意见认为阮元是《文苑传》纂修官，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国史儒林传文苑传》钞本即题为阮元撰，而且有某些笔记提出此说法。这些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但现在看来，这些都是间接证据，尚没有国史馆《文苑传》档册题签这样直接的证据（阮元任总纂，辑纂的是《儒林传》，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国史馆传包传稿档案中虽无《儒林传稿》完整稿本，但有《李容传》和《张惠言传》两个零散档册，题有“前总纂官阮元辑纂”的字样）。阮元自己否认曾纂成《文苑传》。阮元在《福建布政使良吏李君传》文末道：“元在史馆欲纂《儒林》《文苑》《循吏》三传。《儒林》甫脱稿，俄奉使出都，《文苑》《循吏》未之纂也。”（阮元《揅经室二集》卷四《福建布政使良吏李君传》，《揅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上册，第464页）其弟子陈寿祺说，阮元因“牵于温州之外洋矣，坐失察。学政刘凤诰代办监临舞弊事，夺官。命以编修在文颖馆行走。十五年，迁侍讲兼国史馆总纂，创立《儒林传》。得百四十六人，但述学行而不区分门径。又拟创《文苑传》，未就。”（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二一《阮文达公事略》，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台湾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192册，第757页）这应该是实情。阮元从嘉庆十五年（1810）十月到嘉庆十七年（1812）八月在国史馆任总纂的实际时间不足两年，其间还有其他差事，能将《儒林传稿》纂成已经很不容易。 阮元应当没有完成《文苑传》的纂辑，但也不能说他什么工作也没有做，最起码从《儒林传》改入《文苑传》的《毛奇龄传》是阮元的手笔。除此而外阮元应该还纂成了一些散篇传记，只是尚未汇稿，如《揅经室集》中的《蒋士铨传》。而后来这些单篇传记基本被史馆放弃了，国史馆从事纂修工作的人对此有些回忆。陈用光《再与国史馆总裁书》的某些说法也证实阮元曾做过《文苑传》辑纂工作，他说：“用光于《汪尧峰传》舍芸薹先生录《四库提要》之虚语，而录陈午亭相国记载之实事。”（陈用光《太乙舟文集》卷五《再与国史馆总裁书》，《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3册，第242页）这里提到《汪琬传》的编纂工作，芸薹先生即阮元，说阮元已经纂成《汪琬传》，其中有取材于《四库提要》语料之处。采用《四库提要》正是阮元纂辑《儒林传》的常用手法。而陈用光自称放弃了阮元采用《四库提要》评价的较“虚”的做法，改用陈廷敬为汪琬纂《墓志铭》所记载的实事（参见陈廷敬《午亭文编》卷四四《翰林编修汪钝翁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16册，第630—633页。按，《钦定国史文苑传》中的《汪琬传》，仍采《四库全书》提要）。阮元在国史馆任职期间应当纂成了一批《文苑传》的单传，这批传稿有可能成为史馆工作的底本。正如钱仪吉所说，在阮元的主持下，已纂成一批单传，只是并不齐全，也未汇稿。（参见钱仪吉《甘泉乡人稿》卷五《文苑传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951册，第242—243页） 继阮元之后，陈用光最初主导国史《文苑传》纂辑工作。陈用光是姚鼐弟子，是桐城派的重要传人。近年来相关研究注意到陈氏在扩张桐城派影响方面的重要性（参见柳春蕊《晚清古文研究：以陈用光、梅曾亮、曾国藩、吴汝纶四大古文圈子为中心》，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6页；郑美花《陈用光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但是学界对陈用光与国史《文苑传》的纂述并无关注。陈用光（1768—1835）少年时代从学于舅父鲁九皋，成年后又师从姚鼐、翁方纲。他虚心好学，出言有识，颇受姚、翁器重。与陈希增、陈希祖同为鲁九皋得意门生。嘉庆五年（1800）中举，六年（1801）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道光二年提升为司业。历任中允侍讲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兼礼部右侍郎、代理户部右侍郎、礼部左侍郎。还曾任日讲起居注官，文渊阁直阁事，国史馆纂修、总纂，文颖馆《明鉴》总纂，乡会试同考官，河南、江南乡试正考官，福建、浙江学政，壬辰科（1832）会试复试阅卷大臣，武会试总裁等职。在方苞以后的桐城派文人中，陈用光是最为官运亨通的一个。 陈用光曾任职国史馆是确切的，他在国史馆的具体活动尚不清楚，其文集中有某些文章涉及其国史馆任职事宜。陈氏《再与国史馆总裁书》中称：“前者妄陈鄙见，辄蒙有所采录。昨所呈各传，复荷签示商改，谨已一一如命增损矣。用光尝恨壮岁以来从宦无师，有疑莫质，今已五十余矣。”陈用光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照此说法，他写此信时恰是嘉庆末道光初，而道光二年他已被提升为司业。他也说自己是在阮元稿子的基础上对《文苑传》进行编纂，可知阮元之后是陈用光接续其工作，完成第一次《文苑传》的汇稿，并由戴文端进呈。陈用光在《再与国史馆总裁书》中举了一个例子讲附传之人，称：“其朱竹垞传用光所附者尚有数人，以馆中诸君谓附传不宜多列人数，姑徇其意，而独存谭吉璁者，以其为朱氏之中表，又同举鸿博而尝有守城之功也。”（《太乙舟文集》卷五《再与国史馆总裁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493册，第242页） 陈用光任国史馆总纂，当在嘉庆后期。陈氏在嘉庆十九年至二十三年任翰林院编修，嘉庆二十三年至道光二年任《明鉴》总纂，嘉庆二十四年（1819）兼任会试同考官和顺天乡试同考官。前述道光初年《文苑传》档册，已经写明是前总纂官陈用光。覆辑这几个《文苑传》的潘锡恩，担任国史馆总纂的时间在道光二年，可证陈用光担任总纂，辑纂《文苑传》的时间在嘉庆末年。而《姚鼐传》不可能早于姚鼐逝世的嘉庆二十年，故陈氏任总纂，辑纂《钦定国史文苑传》的时间应该在嘉庆二十年至二十三年之间（陈氏任总纂应与国史馆正总裁曹振镛，以及与同乡、同学且有可能是桐城派后学，时任国史馆副总裁陈希增有关）。总之，陈用光在嘉庆二十年至二十三年之间担任国史馆总纂，辑纂《文苑传》。前述的《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前身，至少有四个《文苑传》单本（《陈仪传》《蒋士铨传》《刘大櫆传》《姚鼐传》第十次稿或者第十一次稿）。档册的著作人题签揭示了一个重要信息：陈用光和潘锡恩曾任《文苑传》的总纂，而陈用光是最初的《钦定国史文苑传》的纂辑者，至少上述四个传记是基于他的工作成果。陈用光的任职年月也可以佐证《钦定国史文苑传》是第一次本。 总纂官潘锡恩继陈用光之后负责纂办《文苑传》，辑纂了大量传稿。前述二十一篇《文苑传》零散档册中有十三篇题有“总纂官潘锡恩纂辑”，六篇经过他覆辑。潘锡恩，安徽泾县人，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十九年任国史馆协修。二十四年，因父丧归里，服满任侍读和国史馆纂修及总纂官分教。复任日讲起居注官。道光二年任国史馆总纂，又任国史馆汉提调。道光五年（1825），署文渊阁直阁士，后钦派稽察右翼觉罗官学。道光五年至六年（1826）任江苏淮扬道。道光六年至九年（1829），任南河副总河。道光二年起，潘锡恩以总纂的身份开始纂辑文苑相关传记，直到嘉庆五年离馆，在他手中《文苑传》渐渐完整。其中《吴嘉纪传》未题纂辑者，潘锡恩纂辑了顾景星、陈兆仑、赵青藜、宋琬、谷应泰、张鹏翀、计东、黄虞稷、李来泰、柴绍炳、邵长蘅、冯景星、王士禄的传记。现存的《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中的上述传记，修纂时间不可能晚于道光六年。 除了陈用光、潘锡恩，陈沆也曾辑纂过《文苑传》个别传记。《庞垲传》封面明确写着编纂者信息：“协修官陈沆纂辑，总纂官潘锡恩覆辑。”（《庞垲传》，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档案编号：701005245）陈沆，湖北人，“己卯始成进士，以第一人及第，授修撰”。陈沆是嘉庆二十四年状元，随即入国史馆任协修。至道光二年，典试粤东。他在馆时间不长，虽然只是协修，但当时名气颇著，尤其擅长诗文，因而有机会纂辑传记，但目前没有档案资料证明他辑纂过《庞垲传》之外的其他传记。 因为档案资料有限，我们目前只能确定《钦定国史文苑传》的主要纂修官是陈用光、潘锡恩和陈沆，他们纂辑了至少二十一个正传。这些纂修官的任职时间在嘉庆末道光初，他们的任职时间决定了《钦定国史文苑传》的修纂时间不晚于道光初年。 借助《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我们可以初步了解清廷国史《文苑传》第一次稿的情况。《钦定国史文苑传》记载了从顺治到嘉庆朝的四十四人，纂辑者是陈用光、潘锡恩和陈沆。《钦定国史文苑传》记载的清代文坛状况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它们提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作者简介：戚学民，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原载《文学遗产》2017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