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今天讲一个朋友的故事，不，是一个人的故事。因为他不愿用“朋友”这个词来界定我们的关系。我们一度往来很多，有时又许久不见。他是一个非常热爱文学的人，做事比一般人专注，有时却长时间荒疏写作。他的许多言行令人无法赞同，但又不能轻易反对。他常常让人觉得有陌生感，有异趣。在这儿讲讲他，看看他与我们有什么不同。 这个人也是五十年代生人，很早开始写作，读了很多书。起步时社会上的文学气氛还不够浓，大约在初中的时候由老师带领，开始阅读和写作。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学在整个社会上相当热烈了，他也未能免俗，很快把自己烧得灼烫。他在机关里工作，没有专门的时间写作。 他这个人做任何事情都很认真，遇到问题一定要探个究竟。无论是对翻译作品还是对国内比较活跃的作家，对文本的分析都很细致。当时对文本进行技术研究的人还很少，他是我所见到的一个比较早的在技术上产生自觉意识的人。我对他非常重视，也觉得好奇。 那个时候中国作家苏俄文学读得多，欧美的东西很少接触。欧洲或拉美作家大约在八十年代中期慢慢热起来，像米兰·昆德拉之类才得到翻译。当年记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本叫舒克申的短篇集，热得不得了，是苏联文学。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那里竟然产生了这样的作家，跟我们大不一样，气象清新。他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强大余脉，所以尽管是同一种社会制度、社会内容，如集体主义和人民公社等，他笔下的感觉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类似的一些作家，如柯切托夫等，是写工业题材的，影响也很大。我们现在的眼睛更多是看欧洲，看拉美。当年由苏联文学再上溯到俄罗斯文学，找到了最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他们。 那个时期人们很愿意讨论文学。我们常常找到那样一个地方，很时髦，类似于咖啡馆之类的，聚谈文学。这一座城市里自以为优秀的人物都在这些场合出没，在这里打转，很有意思。现在情况变了，可能一个城市里最优秀的一拨人物是另一种了，去另一些地方了。 我们就在那个环境里认识，也在那个环境里有了一份友谊。也同样是在那里，他找到了自己的爱人。他长得比我高，稍黑，头发浓密，就像《艾约堡秘史》里的主人公一样，牙齿内扣。我写作时不自觉地想到了这个人的形貌，特别写到了他的牙齿。我观察过，长这种牙齿的人往往都精力充沛，几乎无一例外。 我们在那儿讨论文学，喝一点啤酒、咖啡和茶，很时髦，像是流行的一种小仪式。通常那里灯光偏暗，直到今天，这样的场所灯光也不是贼亮，它要稍微阴暗一点。日本一个有名的作家称之为“阴翳之美”。我们今天在瓦亮的灯光下面常聊，对蜡烛和油灯就不习惯。我们小时候如果点一个蜡烛就觉得屋子里真亮。日本那个作家发现一个问题，来到电灯时代以后就没有阴翳的地方了。他发现阴翳连接着自己的昨天，还有许多消逝的美。人在这种光色下有一些特殊的想法。就是在那种“阴翳之美”下面，一拨人经常聚会，而这个人往往是聚会的中心。 就这个阴翳的环境中一个更阴翳的角落里，总是坐着一个姑娘，所以谁都不太注意她。许多天之后她才从阴影里走出来，让他一下就喜欢上了，原来是一个微黑的美人。他俩就结婚了，一起爱着文学。 结婚后他才发现，她并不写什么，但总能提出一些生僻的文学问题。他告诉我，她脸上那种特异的神采打动了他。我见过，这姑娘的确与众不同，心气很高。 随着时间的推移，聚会越来越少了。我是极少数与那个人保持联系的人。他讨论文学的热情降低了，但仍旧阅读和写作。有一天他说正在思考两个问题，它们想明白了才能好好做。第一个问题是这一百多年来文学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写作？ 我也觉得这两个问题真的非常重要。第一个大概主要关乎技术方面，第二个则影响到我们写作的理由和动力。这放到谁身上都要考虑的。但问题是我们没有集中地想过，只有这个非常认真的家伙在那里琢磨。 生活当中可以用不同的标准分开很多人。有一个东西可以把人分成两拨，即认真的和不认真的。做文学的也是这样，有人非常认真，有人总是游戏；有人内心里认真，外表却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有点表演。我说的这个人是真正的认真，而且跟所有不认真的人都不愿交往，认为凡不认真的人无外乎两种：一是没有内容，没有思维力；再一种就是志大才疏，骄傲却无本事。他眼中的这两种人都不诚实，没有交往的价值。 大概就是这一段时间，他跟人来往极少，活动半径大大地缩短了，似乎跟我也不愿见面，整个人变得内向，独来独往。过去我们都熟悉的那个聚会的热闹场景一去不复返，时代变化，他也在变化，好像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沉淀，走向了毫不做作的孤独。我是这样看他的。 更有趣的事情发生在后来：有一天他的爱人找到我，让我帮帮他，适当的时候再规劝一下，已经有点危险了。我问什么事情？她告诉：在离他们家那条街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有一家不大的饭店，里面有管发票的一个女子，他和她有点暧昧。我觉得很有意思：他生性孤傲，还会有这种事。他与爱人非常好。 我找到他，问了一个傻问题：为什么爱现在的妻子？他说因为她懂文学而不从事文学，提出的所有问题跟文学既疏离又根本，很值得讨论。这个理由太理性了，肯定不仅如此。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爱情的发生更复杂了，如一种特别的神气，特别的气质，包括心灵和形体，都会滋生不可分离的爱情。我找时间去了那个饭店，碰巧遇到了他，正送给那个女的一张俱乐部的门票。他看到我，瞥一眼就走开了。 这个女子我以前见过，但没注意，现在才发现她个子很高，脸很白，鼻梁挺挺，眼睛很大，眼窝深凹，有点像外国人；头发披散气度不凡，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我那时觉得他喜欢这个女子自有原因，但后来怎么发展的，没有留意。 又过了大概三四年的样子，他的爱人又找到我，说有一个事情得注意一下了：部队文工团一个跳舞的女子，他又与她好上了。这个女子与原来那个完全不一样，非常娇小，穿了牛仔连衣裙，真是可爱。我似乎无法调解这个事情，他的妻子说这个不解决不行，瞧他整个人都有些恍惚，写作谈不上，读书还马马虎虎。她说：“我们住在一个平房里，中间那儿有一个小北窗，从那里能望到星星。他半夜起来就看着小北窗，发出低沉吓人的声音。”我马上觉得问题严重了，半夜里发出豺狼般的吼叫，不好了。 我终于下决心找到他：“你对妻子造成了多大的痛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直截了当说：“我和她们没有什么更深刻的事情。非常想念，想起来半夜睡不着。”我问他准备怎么做？他说：“还没想好。”“准备和妻子分开？”“这不可能。”他认为以后还可能喜欢上别人，如果遇到一个就要与原来的分开，人会疯掉。“我离不开妻子。”在这种真实的痛苦和矛盾当中，他们一起生活着。 再后来他要离开这座城市了。那时有一股辞职风，他随着这阵风气找到了很远的一个乡下，承包一大片山地养鸡栽树。出城时两人高高兴兴，因为妻子特别希望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二 两年之后，我去看了他们的新家。见面仍然要谈文学，这才知道，他还在思考那两个老问题，就是这么认真和执着。他说第一个问题似乎懂了一点，第二个还没有头绪。为了弄清一百多年来文学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做了诸多准备，比如自学了英语和法语。他的英语会话一般，阅读能力比一般翻译家都好，还动手译出了三本英文小说。以这个人的倔劲，只要给他时间和健康，什么都能做得深入和完美。他一直研究古典，古汉语功底扎实。这些条件使他能够广泛地阅读，进一步打开文化特别是文学视野。他始终认为，在文学方面，不了解一百多年来发生了什么，就不知道今天该做什么。 他说经历了一百多年，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文学发生了很多大事，但根本的大事要说也非常简单。我急不可待地问：“发生了什么？”“就是写作者们挨得太近了，太拥挤。”我笑了。我那会儿还在想现代主义、先锋派，从无意识写作、结构主义、意识流，再到表现主义、后现代。他语气淡淡的：“其他都不重要，只有这一件事是最大的。” 他的意思是作家们失去了必要的空间，于是一切都搞糟了、很难挽回了。因此我们将很难产生托尔斯泰、雨果，更不要说但丁这一类大师了，就连屠格涅夫《猎人笔记》、莱蒙托夫那种诗意作品都不再可能。太过拥挤，无法腾挪。心灵、脑力、精神，与物质的创造一样，需要起码的场地去施展手脚。 我还在思考。精神方面的拥挤需要分析。他说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至今，由广播到电视再到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非常致命，后果严重：看起来一个人居于千里万里，其实近在咫尺。作家们彼此想了什么，如何表达，很快熟知并相互感染。交流迅捷而且过于频繁，简直是耳鬓厮磨，以至于眼前没有任何新的东西。从此一个人要做出新的表达，就只有形式上的大胆探索了，这就有了所谓的“现代主义”。“实在没有办法，绝望之下的精神突围既有效又无奈，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大师不再，实际上是永无可能。也出现了一些个案，像令人惊艳的索尔·贝娄和马尔克斯这些超绝的匠人，已经是奢望了。不过他们怎么可以跟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歌德这一类人相比？” 我在想“太拥挤”几个字。好像真的没有足够的精神空间，任何人都无法独处。传播工具无限发达而且越来越发达，连风中都是它们的喧嚣。现代人不可能有闲暇，脑子要不停地跟周边的讯息发生关系，丝丝接通，回答和对应。“我们无数次地强调了交流的意义，但很少去考虑它的负面。一个人一天到晚不停地回应，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每天都被大量花花色色的信息包围，是不是够倒霉？”他沮丧无比。我没有回答。我知道人处在这样的境况之下十分被动，一切都无法拒绝，又不可能无动于衷；是的，回应，或深或浅，心灵再无闲暇。我在心里叹息。 他由自己的劳动举例：挖一个水坑慢慢渗水，得给它时间，这才能积起一些水以供使用。但是刚刚渗进了一点就舀出去了，不停地舀，水坑里永远都是一点点泥汤。精神和思想的积累也是如此。“我们耗得太重了，相互耗损，毫不留情。”他说。 我端量他的新居。这个地方很偏僻，他们显然也很孤独：随身带了一点书，都是老书，家里没有什么现代电器设备。大概他想尽可能地隔离自己，只跟遥远的文学和思想发生联系，让自己寂寞。他妻子说：“现在好多了。”这使我想起城里的事情，私下对他开玩笑，说总算离开了她们。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爱她们，那些日子茶饭不思。我知道大麻烦会来的，还是离开吧。”他说自己是个热情好奇的人，一度不能自拔。他接着告诉说，幸亏在山里认识了一个人，这人学历不高，是比较孤僻的人，他们成了朋友。朋友一辈子只做两件事：自学中医，再就是研究“籀”字。朋友得知他的痛苦后，看了他的舌苔，还号了脉，说这严格讲是一种病。“爱情是一种病？”我大惊失色。他并不回应，语气平淡地说下去：“大概吃了两个月的药，安静多了。我的病基本好了。” 我忍住好奇听下去。他说：“那天晚上一起吃饭，有一本黄色小说，朋友只看几页就判定这书的作者有病，然后顺手开出了几味中药，有煅龙骨等。”“这有点玩笑了。”“这不是玩笑，这是在说进入事物的不同途径：从中医，从诗学，从写作学，从心理学，从不同的途径进入，方法是不一样的。从中医这个角度进入，就会觉得是一种病，而且还能医治。” 我顺着他的思路说：“作家之间的拥挤也会带来一种病，一种现代病。”他没有吱声。我明白，这种拥挤当然不是指居住的距离，而是信息传播的后果。每天接触海量信息，人人疲惫不堪。结果是惊天大灾不再为奇，正常的人类情感已经丧失。在文学表现上，为了能让人看一眼，只有追求技法和内容的千奇百怪：颠三倒四或无比下流。这个趋势只能愈演愈烈。 如果这稍稍算是一种现实，那么作为一个写作者也只好尽可能地躲闪。可是风里吹拂着一切，现代人已经无法拒绝。这使我想起了八十年代初期的一次经历。那是年纪比我稍大的一个文学朋友，他从北京出差回来，脸色阴沉且有些慌乱。我问他怎么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到了信息时代了！”那时“信息”这个词很少有人提到，他当时的脸色、造成的气氛，让我觉得非常可怕的大事就要降临。不过我冷静了一下，觉得即便真到了那样的时代也不必吓到脸色蜡黄，那又能怎样？那是我忘不了的一个场面、一个记忆。我当年在心里嘲笑他被一个“信息时代”吓成这样，有点浅薄。今天看不是朋友浅薄，而是自己太过大意了。我们终于见证了信息时代令人恐惧的一面。 就为了躲开无可躲避的时代，这个人住在山里，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脑电视。他在倾力筑起篱笆，与世隔绝。他每天干活，业余时间写一点东西，发表时署上附近一座水库的名字，后来又改成旁边一条河的名字。 那次见面几年后再次相聚，我发现这个人更加冷淡。但一谈起文学还算好一些，话也多了。我忍不住问他一直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怎样了，他点点头。我以为他免不了要谈一个写作者对于生活的责任、人的责任，谈到审美的功用和力量。这其实是不可回避的，我们多年来也为这种积极的美学主张所陶醉。结果却完全不是如此，甚至相去甚远。他竟然从动物开始说起：世界上有很多动物，狼和狐狸，还有非常聪明的狗和猫，好多。 他的大意是：人与其他生命根本的不同，就是拥有复杂的语言系统和表述方式。其他动物也有自己的语言，但要简单得多。人是一种语言动物，以此跟所有生命拉开了距离，拥有了尊严。所有的生命自发生到鼎盛到死亡，是一个非常具有悲剧性的过程。人这种语言动物稍有不同，他们可以运用语言进行诗意的表述，能够自嘲和幻想，深刻描述自己的生存状况，在那个必将来临的结局面前赢得了一点尊严。既然如此，那只能把语言发挥到极致，同时也把智慧和思想发挥到极致。这是人的自尊，是与其他生命的区别，是活着的意义。文学是各种语言方式当中最别致、最深入、最高级和最不可思议的一种表述，所以这事关绝望中的幽默、诗意以及风度。只有文学能够做到这一切，能够抵达，能够改变渺小的生存。 我在思索。我说：“也许是的。作者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总会想到施惠于社会和他人。”他摇头：“不，只有专注于刚才的意义，才会施惠于社会和他人。”他如此爱惜自己的语言，专注于语言，从中寻找最高的意义，并且上升到非常严苛的伦理内容：不专注、不忠实于这种表述，简直就是一种不道德。从这里推导下去，所有粗疏的写作，粗枝大叶和庸俗的文字、语言的垃圾，都是有损于尊严的，是与人类生存的最大利益背道而驰的。 这是他的发现。我经常去想这两个问题，却不愿完全苟同。我或者觉得一切都更加复杂一些，结论或应放缓。不过我愿意将其当成最严肃的思考、最好的参照。我暂时也不想采纳他的生活方式，我在城里有许多事情要处理。但是闲下来时，一想起与他相处的日子，就觉得比周围的庸庸碌碌宝贵多了。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讲他抓住了根本，思考的是一些很大的问题。他没有现代主义的复杂说辞，只以极其朴实和诚恳的方式启发我：拥有独处的能力，摆脱信息的包围，然后去尝试创造。 三 他们夫妇对那个搞“籀”字研究的朋友有些依赖，特别是脸色微黑的妻子，一谈到那个人就喜上眉梢：“那是个高手，常言说得真对，高手在民间。”我知道她感激这个人给予的最大帮助，即让她的丈夫安静下来。其实我心中疑惑这主要还不是治疗的问题，而是年纪的问题，他这样的年纪应该不再顽皮了。他们对眼下的生活似乎也非常满意：鸡鸭繁殖很快，山坡下的速生杨一片浓绿，收入稳定可观。“现在更能读得进书了，不再走神。”她说。 这里的生活状态对一个城市人，一个知识人来说，尽管少见却也似曾相识。这是另一种概念化的生活：脱离大都市，重返耕读岁月，与大自然亲密无间。好像仍旧是梭罗那一套。好在这幢小房子的主人善于思考并得出一些结论，把自己最关心的当下文学问题化繁为简，有了与众不同的收获。她的妻子也“不再走神”，无论如何这都是重要的收益。 我知道要做到这一切既困难又极有意义。因为人的耳朵里、眼睛里，甚至鼻子里所嗅到的气味都似曾相识，很难有什么创见。就阅读来说，随便打开一本杂志就是相似的语调，写作者差不多都用同一种口气说话。可以说，一个人不可能与这个时期的流行之物有什么区别。山下小屋的主人起码摆脱了一种流行语调，这是他解决的第一个问题，这在我看来真了不起。 城里一个作家曾对我开玩笑，说：时下要写一个很差的作品，比写一个很好的作品难多了。他在自嘲和自警，害怕跌入惯性写作的泥淖。当写作者把一只笔用到娴熟的时候，笔下流淌的东西大概不会差到哪里去，但这种“好”的结果，一定是对自己的最大毁坏。文学故事也就那么多，生老病死，爱恨情仇，加点黄色和绿色，谁把谁杀掉，成功与失败。情节随便组合，故事容易堆积。这对于职业写作者太容易了，但没有多少意义。对自己没意义，又要浪费他人的纸张和时间。惯性写作是非常可怕的庸俗之事。 要破坏这个惯性，首先就要废除惯性的生活。正因为这样，这个人才走到了山下小屋之中。他在种树，许多的树。他谈到语言的严苛口气，令人为之动容。他考察语言与工具：古人写在龟板上，写在竹简上，或者写在树叶上，工具何等简陋。再到后来由毛笔到自来水笔直至电脑，文字就开始泛滥，人也轻率轻浮起来。“顺着这个速度繁衍下去，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人类自己将最宝贵的东西，也就是语言，完全毁掉。”我似乎能同意他的判断：人作为语言动物，正开始不可逆转地通过毁坏语言，进而毁掉自己。 我想起古人的一个说法：文章不读秦代之后。这是极而言之。不过先秦的文学力量大极了，那时候一个字等于后来多少字。它内在的那种含蓄多义，包容和重量，有一种不可企及的高度和美。秦代以后的文字是逐步草率和繁殖的过程。就留下的痕迹而言，自来水笔和毛笔不一样，电脑则更为不同。可见形式一定会影响内容。写作工具的演变，带来了信息的泛滥，改变了人和自然的关系。 现在只要打开视频系统，多么残酷与华丽的场景都在淋漓上演，而且日夜不息。过去战争的死亡是与敌人的近身搏杀，是倒在血泊里，而今有可能只按下一个发射纽，千里之外的几十人上百人就没了，像玩电子游戏一样。冷兵器时代的确过去了，情感的接受与记忆也的确不同了。这种改变将打败靠灵魂支撑的那种表达方式，让一切在无察中就完结了。 这个在小屋中生活的人正努力扭转着什么，比如重新建立跟万物交流中的命名能力。他耕种，抚摸，一棵树长得很快，他用尺子围一下，隔一个月再去围一下，在本子上记录生长和喜悦。所有的绿植除了拉丁文转译的名字，还有当地土名，这要一一对应。他养了一匹马，跟马朝夕相处，有一天它很深情地看过来一眼，让他心里一动。他觉得它的眼神像人一样。它为什么要这样看我？包含了什么意思？一直琢磨。这就是一个命名的过程。 从此使用文字的方式会有所不同：极力寻找个人的贴切和真实，所用的字词一定是不可取代的。他举例说，一部分作品离开了写作者的语言，再去复述人物与故事并无妨碍，损失是很少的；而另一部分作品除非使用作者自己的语言，不然就无法转述。我想了一下真是这样。原来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比如说诗与思的创作，语言是没法跟故事和人物剥离的。 他的思索抗拒着这个商业与物质主义时代的宽容与混浊，为自己建立了一个苛刻的标准。他回忆自己译出的西方作品：那些语言与故事剥离的写作，译起来是非常容易的，因为质地粗疏，把故事和意思转述明白也就可以了，不需要进入语言艺术的层面。“有一部分作家是名副其实的，他们与自己的文字结成了一体；有的则不然，他们留下的文本并没有相应的品质和内容。”他说。 我不再说什么。我觉得他说得挺好。但这只是山里的讨论，是在两三个人之间进行的。他说的，我就做不到。他让我看到了从事文学的不同方法、不同的文学观与世界观。他谦和的语气中充满了自尊与轻藐，这样讲了一会儿，起身去喂鸡。 那个夜晚起风了。我独自一人躺在那儿想着我们认识以来的交谈、重逢和分手。还是那座闹市，他走开了，我留下了。我写了四十多年，有辛苦有收获，也染上了很多毛病。我明白，今后安静下来的时候，自己还会思考他这个人和他说的话。我珍惜这种面对面的交流，知道说真话有时候是危险的。但事过之后又会觉得舒服。说假话保险一点，但事后会觉得空虚。没有什么比朴素的真话更能安慰人的了。所有的人都不喜欢欺骗。我马上就要回去了，回到这个人为之痛心疾首的那个拥挤的世界里去。 走前我留下了自己最新的两部长篇：《艾约堡秘史》和《独药师》，算是交上的两份作业。写它们的时候，我经常想到这位住在山里的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