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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并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从立场与世界观、方向与性质、普及与提高等方面提出了创造性论述，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乃至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纲领性文件，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走向，也成为塑造“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奠基性话语。《讲话》是基于特定历史时期文艺主要矛盾而作出的科学论述，在新时代背景下纪念和学习《讲话》，绝非机械地套用《讲话》的全部判断，而是辩证地把握《讲话》论断背后的文艺思想方法。 一 《讲话》的生活源泉说可谓耳熟能详：“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惟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文艺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朴素论断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今天对这个科学论断的学习不仅是把它作为教科书般的文学理论来重温，更要跟文学现场结合起来以扬清激浊。 新时代的文艺应反对造假的生活、片面的生活和缺乏方向的生活。所谓造假的生活是指很多作家在对生活缺少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对生活现实的随意编造以及把某种生活现象夸大为整体性生活的写作倾向。在不少消费化的畅销小说中，极度物质化的都市生活场景充斥其间，从中我们看不到复杂生活的其他面相，这就是生活的造假，用一种刻意营造的生活来替代真实生活本身。还有一些作家，他们对生活的理解比较片面和机械化，缺乏应有的纵深，作品提供的仅是同步于生活的表象碎片。《讲话》强调文艺源于生活的同时要高于生活，这里的“高于”既是艺术上的更集中、更强烈，也是思想上的更典型、更理想。这意味着文学必须对生活表象进行合乎艺术和伦理逻辑的重构。即使是很多著名作家，他们的写作在艺术重构方面都遭遇了滑铁卢。有的作家热爱世界赞美生活，这当然值得提倡。但是我们最不缺的便是对生活廉价的赞美，不能深入到新时代生活的内在结构去赞美，流于表象的赞美同样不能“高于生活”，同样不是有益的现实主义。 还有另一种写作，对生活也有深刻的观察，在艺术上也不乏独到的追求，这种写作醉心于指出现实的病灶、荒诞和虚无，但于虚无的拯救方面却没有更进一步的作为，这种写作提供的是缺乏方向感的生活。缺乏精神方向构成了现代主义文学重要的困境和危机。现代主义文学说出了存在的虚无却陷于颓废的深渊。身处总体性崩溃的现代性背景下，小说除了说出，还必须努力去确认。寻找源于生活的写作方向感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二 《讲话》对文学规律的把握还体现于它对“普及和提高”关系的论述。在《讲话》的整体架构中，“普及和提高”跟“生活源泉”和“立场方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来源于当时火热革命生活的写作才可能在群众中普及，进而提高到符合“工农兵方向”的水平。在“普及和提高”的问题上，《讲话》坚持鲜明的文艺方向性。毛泽东在《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提高不是往资产阶级艺术那里提高，而是往工农兵方向的提高，这实质上在呼吁创造革命文艺的艺术精品。 对于新时代的写作者而言，必须深刻认识到《讲话》论断的历史性和规律性，《讲话》回应其特定历史的迫切性，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某些具体结论并不能机械地指导现实，但我们应领会其精神实质和思想方法。在源于生活并构建高于生活的文艺方向上，《讲话》对新时代的作家依然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新时代的写作当然不墨守“工农兵方向”，但是新时代的写作却不能忽略对方向的寻找和坚持。新时代的写作方向，便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再强调的“中国精神”。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和精神脉络。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坚持写作的“中国精神”，就是坚持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坚持追求真善美的永恒价值，坚持把写作的根须汇入由优秀传统文化、优秀外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汇而成的中华文化脉络，从而把写作构建成直面中国问题、蕴含中国美学、秉持中国价值、彰显中国智慧的文明结晶。 三 新时代写作对“中国精神”方向的坚持，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坚持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化路线是中国左翼文艺的重要面相。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发现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不足以应对民族现代化转型的挑战，发现中国大文化系统中缺少西方理性。在此意义上，五四的“德先生”、“赛先生”的核心既是现代化也是西方化，他们站在中国历史的转折口，以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等西方现代性话语提出了中国文化自新的革命要求。虽然五四知识分子在文艺上不乏对民间资源的重视，但其所秉持的是“西方化”话语改造中国文化的立场，这隐含了日后左翼革命文艺“重构五四”，确立中国思想和文化主体性的逻辑起点。1938年10月12—14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向政治局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首次使用“民族形式”和“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表述，实质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在一般层次上指向“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大众化”形式；在更高层次上指向建构中国工农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性的“民族形式”。一般层次和更高层次构成了《讲话》指称的“普及”和“提高”，构成了左翼文艺的发展方向。在此过程中得到吸纳和重视的主要是民间文艺资源。不难发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贯穿着共同的“中国方向”，不同在于，新时代“中国精神”基于当代现实打开了更广阔的思想文化资源库，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辩证关系，在谈到中国灿若星河的文化名人时他说：“从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屈原、王羲之、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关汉卿、曹雪芹，到‘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到聂耳、冼星海、梅兰芳、齐白石、徐悲鸿，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从《格萨尔王传》《玛纳斯》到《江格尔》史诗，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紧密联系；始终把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紧密联系；始终把优秀民族文化和优秀世界文化紧密联系，要求在民族性、人民性、时代性、创新性和理想性的多重坐标中确立“中国精神”的深广度和方向性。 今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6周年，虽世代更替，《讲话》仍闪烁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光辉，这来自于其对文艺与生活那种来源与重构关系的把握，也来自于对文艺方向高屋建瓴的把握，这种思想方法在新时代文艺实践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