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是中国古代文学集大成的时代，作为文学主体的诗歌在蒙古族汉文创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光宣时期，从事汉诗创作的蒙古族文人有20多人，有诗集行世者13人，诗歌创作数量、题材、体式、写作技巧、在诗坛的影响力、诗集纂刻、诗歌理论主张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极具代表性。 记录历史 融合无间 光宣时期，西北、东南、东北乃至蒙古边疆连年有事。这一时期的蒙古族诗人对清廷忧危局势下的边事多有书写，在记录历史表达心绪的同时，也将对政局的看法和对民族关系的考量展现出来。在满族、蒙古族、汉族等各民族诗人以笔抒写晚清变局的岁月中，他们或是困守书斋独自书写，或是互通消息共议时局，因此，对京城或江南蒙古族与汉族文人大量的文学结社活动的考察，是研究光宣时期诗坛诗学思潮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在以诗歌为媒介的诗艺切磋、思想交流中，光宣时期的蒙古族诗人与诗坛上以汉族为主体的其他民族诗人融合无间，民族属性在交往中没有让他们产生任何疏离感。而当时中国大江南北的风土民情、人文状况、政治经济发展情况，也在各民族诗人的饱满热情和雄健笔力下得以完美呈现。这一时期的蒙古族诗人，本能地使用汉语创作，认同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主流诗学思想，但其在诗作中对民族语言的偏好和对自己民族属性的追索却不能忽视。研究者既要捕捉民族诗人的民族特性，又应将其与所生活时代的主流诗学思潮相融合，是当下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光宣时期的甲午战争、庚子国变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使国家面临严峻的内忧外患，激烈变化的政治思想影响文学思潮的走向。在这种时局下，蒙古族诗人所抒写的保家卫国的心声和忧患意识，以及交织其间的民族关系和各民族诗人在频繁的雅集唱和中同气相求的诗作，都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此时期的诗学思想变迁。 “传世”“觉世” 经世致用 光宣时期的诗坛，诗歌创作有“传世之诗”与“觉世之诗”之别。借用梁启超对“觉世之文”的表述，“觉世之诗”指那些以传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以诗兴观群怨的社会功用为主旨的诗作。这些诗歌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辞达而已。“传世之诗”，则以求真之情感自然流露为主，关注自我内心情思，更看重文学的审美属性。光宣时期，满族、蒙古族、汉族等各民族诗人的诗歌创作中，“觉世之诗”与“传世之诗”并行且时有交汇。 光宣时期蒙古族的“觉世之诗”创作，既有表达反帝爱国、民生疾苦的传统诗作，也有介绍新物象、新知识、新思想的启蒙之作。光宣诗坛“觉世”诗人在创作上刻意求新，主要的诗学理论依旧是学人之诗、性情论和不俗论。蒙古族诗人追随其后，延清、升允在创作中提倡学人之诗，升允主张作诗不俗，在诗歌中提出了“拙诗长苦吟”“心源一点是灵根”，延清被时人认为“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道而不迥”，成多禄“取真不取似”，升允、延清、成多禄都以真性情为作诗根本。 光宣诗坛蒙古族和汉族的“觉世”诗人作诗都追求诗歌的“诗史”性特征，因此，这一诗人群体重点描述的对象是时事和民瘼。而“传世”诗人群体更加关注个体内心世界的变化和自然节序改易引动的情思叙写。这些诗歌记录了光宣诗坛诗人对人生的体味和对社会的思考，承载了诗人们在面对晚清末世文化空间时对存在意义的思考。“觉世”诗人和“传世”诗人在蒙古族诗人群体中并非一成不变。当西学思想开始冲击中国诗学界时，经世致用的思潮对诗学发展的影响在“传世”诗人群和“觉世”诗人群中有不同的表现。对“觉世”诗人群而言，开了思想解放之风。晚清诗学思潮受到学术思想的影响，经世致用的学风迅速反映在诗歌中。光宣诗坛满族、蒙古族、汉族等各民族诗人群体普遍关注时事、关注民生，大量创作此类诗歌，时政类诗歌在蒙古族诗人诗集中比例很高，即便是强调诗歌审美属性和文学精神的“传世”诗人也概莫能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