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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从延安到北京：“我的整个生涯是否能安慰你” 1、“走进去，送出来” 从1936年到达陕北根据地保安，到1946年离开延安并于1948年完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可以称为丁玲的延安时期。这个时期丁玲仍有多篇文章涉及瞿秋白，并采用了两种不同的笔法。《风雨中忆萧红》和《与友人论瞿秋白》【68】中，她瞩目的是瞿秋白的“内面”，即革命者在革命政党组织中的困惑和矛盾；而1946年完成的《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写的则是瞿秋白的“外面”，侧重的是他作为“最可纪念的导师”的形象和关于文艺大众化的具体提倡。在这个过程中，丁玲本人经历了延安整风运动“脱胎换骨”的改造，因此可以说，从“内面”到“外面”的瞿秋白书写，也是丁玲本人思想改造的一种镜像式表达。 不过相当有意味的是，在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最重要作品时，丁玲并没有采取瞿秋白倡导的大众化写作方式，而更多地接纳并实践了冯雪峰在长信中提出的写法【69】。这种写法在冯雪峰1947年为编辑《丁玲文集》而写的后记中做了明确的概括，认为革命作家应当表现的是革命意识的成长史，并提出这样三个层面：“从意识或思想上说，一个革命者必须见诸实践，才能证明他的世界观上的改造和到达。从实践上说，一个革命者必须有思想意识的真实的改造和成长，才能证明他的实践的真实。从艺术创作上说，一个革命作家必须有艺术的实践成绩，才能证明他的改造和成长是真实的”【70】。意识、实践与艺术的三位一体，意味着一种以写作者精神主体塑造为核心，连接革命实践与文学创作的所谓“走进去，送出来”的写作方法。《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完成，意味着丁玲的生命实践、革命实践与她的文学创作得到了真正的统一。这也可以视为丁玲超越并克服瞿秋白的“二元性”而形成属于她个人独特的主体辩证法，并在创作上真正完成的标志。 但这一主体辩证结构的统一并不是一经完成就不再改变的，毋宁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结构体。而其中的关键在于，社会革命的实践总是处在不间断的展开过程中，并要求作家主体不断地调整自己以形成新的主体意识和创作形式。1949年之后，丁玲一方面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成功及其对新中国文艺体制的积极参与，而获得了极其辉煌的社会地位，但另一方面，如何塑造出超越《太阳》的创作形式，始终是丁玲苦恼的问题。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在严寒的日子里》这部终其一生也未能完成的小说写作的艰难。更严重的问题是，丁玲深深地卷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体制实践的不稳定性及其严酷的现实斗争中，并在1958年被排斥出文坛，作为“反党集团”的成员和“右派分子”，在北大荒、秦城监狱、山西长治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才重新回到文坛。在这段严酷的岁月里，丁玲几乎完全丧失了写作的权利，因而无法让我们窥见她内在的精神历程。不过从其复出后的作品来看，可以说经历20年磨难之后，丁玲关于革命与文学的生命辩证法并没有改变。也正是这个时期，丁玲开始再次谈论瞿秋白与王剑虹。 2、重写瞿秋白与王剑虹 80年代，丁玲写作了关于瞿秋白的重要文章《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并陆续发表了同时涉及王剑虹的《韦护精神》《早年生活片断》《早年生活二三事》等短文或回忆录。 这个时期丁玲关于瞿秋白、王剑虹书写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是瞿秋白形象具有不再分裂的完整性。丁玲不仅书写了作为共产党领袖的瞿秋白，也第一次细致地披露了瞿秋白与王剑虹的爱情以及自己与瞿秋白、王剑虹的私人交往。《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的写作是在重读两个文本（即《韦护》的修订重版和《多余的话》的平反）的基础上完成的【71】。丁玲对瞿秋白形象的“完整”呈现，获益于“新时期”的开放语境，也得益于这两个文本的参照。这是晚年丁玲“最富于才情”的文章，也是丁玲在写作一系列关于革命者（如向警予、胡也频、冯雪峰、柯仲平、史沫特莱等）的回忆文章中，心态最为开放、触及从革命者主体的内在视野来呈现革命史的一篇。瞿秋白形象的“完整性”和丁玲对于瞿秋白克服“历史二元人物”的“正确结论”的阐发，凸显了丁玲记忆与革命史书写中许多被回避的丰富细节，比如与瞿王的交往过程，比如自己暧昧复杂的心态等。这是一种在新的主体高度对革命内部“真实”的展示，只是这种“内部性”常常被有意回避或不能无所顾忌地表达出来。牛汉曾这样写道：“丁玲从‘五四’以来一直到解放初期，一直是站在中国历史的最前头，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她作为一个作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是没有人可比的。……我对她说，你把你对历史、对革命、对世界的真实看法都写出来。她说她不敢”【72】。这里所谓“不敢”，或许仍旧显示的是党性与个人性、文学性之间的紧张角逐，也或许是丁玲仍在继续摸索一种新的统合文学、革命、主体三者的时代性书写方式。 在这个时期的相关回忆文章中，王剑虹占据了重要位置。丁玲曾说，对于王剑虹这个早年生活中的重要人物，不写她，自己心里“过意不去”【73】。经历1920-30年代之交的“向左转”之后，论及瞿秋白的地方，丁玲不再提及王剑虹，一则因为王剑虹并非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另一则因为她的无政府主义者色彩。因此，瞿秋白在狱中写就、附在《多余的话》后的“记忆中的日期”仍提及他与王剑虹的婚姻，才使丁玲触动如此之深。王剑虹在丁玲文学书写中的重新出现，意味着在“新时期”召唤“五四复归”的大时代背景下，丁玲有了重新叙述王剑虹及自己早年精神生活的合法性，这也是80年代对五四历史与记忆重构的独特方式之一种。 但在相关书写中，丁玲仍旧回避了王剑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倾向，而统统以“社会主义”名之。这也是一种历史事实。中国革命史上，苏俄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前，有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激进革命话语在当时思想界都被笼统地理解为“无政府主义”。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最初正是用无政府主义的思想阐释俄国十月革命。特别是，共产党早期创立者中，“除了陈独秀之外，其他所有人在1920-1921年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前都经历了一个无政府主义阶段”【74】。这些人包括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等新民学会成员，包括参与法国工读计划的周恩来、邓小平，当然也包括瞿秋白。人们关于“无政府主义”的理解并不统一，而包含着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种种分别，但其基本特点则是强调在确立个人主体性基础上的社会革命。在起点——独立自主的个人，和终点——“乌托邦式的互助、知识与劳动结合的理想社会”这两点上，无政府主义无疑始终是中国革命话语的“内在环节”。它与马克思主义（更准确的说法应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或“列宁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先锋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社会革命的策略。丁玲早期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无疑与她从母亲（通过向警予而接受的新思想），特别是王剑虹那里接受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密切相关。但从1922年开始，无政府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展开论战并分裂出去后，“无政府主义”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禁忌。丁玲在1920-1930年代之交“向左转”的确切涵义，正是她清算自身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而接纳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韦护的革命与恋爱之两难选择，也是丁玲克服王剑虹式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思想呈现。此后，王剑虹在丁玲文学书写中的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80年。 正如德里克所说：“因为共产党的许多创始人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都经历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的阶段，尽管共产党一次次试图消除自身的无政府主义根源，但它还是如一棵石缝间的小草顽强地生存了下来”【75】。无政府主义作为“革命话语的内在环节”在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中有多种繁复的“残留”式再现形态，包括“互助组”、“人民公社”乃至“文革”中的“直接民主”等。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新时期”思想解放与新启蒙思潮中的“五四复归”、“第二个五四时代”对新文化运动的重构，有关“个人”“社会”的基本理解，并不限于人道主义与启蒙主义话语，同时也包含了与社会主义乌托邦话语密切相关的早期中国式无政府主义思想。在80年代，探讨革命史、现代文学史上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成为思想界与文学研究界一个不小的热潮。王剑虹在丁玲文学书写中的再次浮现，包含了同样丰富的历史内涵。 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王剑虹在丁玲情感记忆中的风采，实则并非一般五四记忆中的“反封建”女性，毋宁是一个充满着无政府主义乌托邦激情的强大个体形象——“她像一团烈火，一把利剑，一只无所畏惧、勇猛直前的队伍的尖兵”，“我们决定自己学习，自己遨游世界，不管它是天堂或是地域……但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读书，去生活，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我从认识她以后，在思想兴趣方面受过很大的影响，那都是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对人生的狂想，对世俗的鄙视”。一般关于五四记忆的书写，大致停留于启蒙理性话语的范围，主要涉及“反封建”、“民主与科学”、“个性独立”和“恋爱自由”等，而在王剑虹的形象里，则更深地涉及“废姓”、“反家庭”、“小团体互助生活”等被称为“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内容。如德里克所说：“到五四运动前夕，无政府主义词汇已经成为中国激进主义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想进入了那些严格说来根本不能被称作无政府主义者的人的语言中。无政府主义成了革命话语的核心”【76】。如果说丁玲超越了五四早期冰心、庐隐、冯沅君等女作家的“新女性”话语，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个人主义激进现代性，那么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正源自她与王剑虹分享的这种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的革命话语。而“新时期”的丁玲在记忆中重新书写五四时代的王剑虹形象时，则是这种思想的具体表征。 从《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的相关叙述来看，丁玲之选择离开王剑虹，也并非源于（或仅仅源于）情感上的三角关系，而有着思想上开始出现的分歧：“我们之间，原来总是一致的，现在，虽然没有什么分歧，但她完全只是秋白的爱人，而这不是我理想的”，“我向往着广阔的世界，我怀念起另外的旧友。我常常有一些新的计划”。“沉沦在爱情中”的王剑虹，显然不再拥有“遨游世界”的激情。与其说此时的王剑虹是一个无所畏惧的政府主义者，莫如说只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而这不是丁玲“理想的”。她相信了秋白的话，“按你喜欢的去学，去干，飞吧，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可以说，虽然丁玲是在王剑虹的引导下接触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但此时她比王剑虹更彻底地实践了无政府主义的生活主张，并由此塑造出了比王剑虹更强大的个人主义自我和作为作家的“丁玲”（相对于“蒋冰之”这个本名）。这是丁玲1920-1930年代向左转的基础，也构成了她精神结构的基本底色。 3、“不断突破自己生活的旧圈子” 对瞿秋白与王剑虹的回忆与重新书写，启动的也是丁玲独特的情感逻辑与生命哲学实践。在她作为“革命者”的大我中，始终没有抹去个我的记忆，情感逻辑既是个人之间的，也是基于共同的理想主义热望而共有的。丁玲这一时期关注“生活”、“创作”与“时代灵魂”关系的文学理论问题【77】，也可以说是再次回到她独特的革命与文学的辩证法。 丁玲在《杜晚香》创作中尝试表达的是一种更高、更广阔的生命辩证法逻辑。她这样说道：“作者要使自己创作的人物进占读者的心灵，自己首先要进驻人物的内心，了解他，熟悉他，体会他，也就是要向他学习，把自己的感情提高，否则你就不能写。我这里说提高，也就是说要突破自己生活的旧圈子，要不断突破自己的生活旧圈子”【78】。杜晚香并非知识分子，但丁玲在写作中注入了许多她自己的心理体认，这使杜晚香这个形象带有浓郁的丁玲气息。作为丁玲生命晚期创作的最突出的革命者形象，杜晚香并非轰轰烈烈的英雄，而只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她“没有慷慨激昂，有的只是亲切细致”；她关于革命的理解，也并非“引经据典”，而坚持“照着自己准备的，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述何谓革命。小说中一再强调的这种“慷慨激昂”与“亲切细致”的对比，强调杜晚香要用“自己理解的字词”来讲述革命，也可以说是另一种丁玲式的“革命的辩证法”：革命是一种平凡的生活实践，在普通的日常生活中，革命者一方面用坚韧和耐心来改造自我，也用自己的行为慢慢改造这个世界。而革命者成熟的标志，不仅在其行为，更在其意识和思想上形成自己的主体性表述。对于杜晚香而言，“自己的语言”意味着作为革命者的真正成熟；对于丁玲而言，写出杜晚香这个形象就是一个不仅提高自己的“思想”也提高自己的“感情”的过程。 丁玲试图用《杜晚香》来表达的，远不是一种文学实践，莫如说更是对自我的生命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解。这里依旧包含了三重要素：革命实践、实践主体的改造和“自己的语言”。与其说这是对主流话语的复述，莫如说是经历了20年磨难的丁玲对于“革命”的重新理解。或许没有什么比“道成肉身”这个词能更准确地描绘杜晚香/丁玲的革命辩证法了。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自我战斗”的过程。在超越了那些个我的文人式脆弱、矛盾与感伤之后，丁玲肯定了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得出的“正确的结论”：“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或许，这也是丁玲在50年后对“韦护”难题的真正超越。 结合这样的主体视野，才能更准确地理解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最后的那一句——“我的整个生涯是否能安慰你和曾是你的心，在你临就义前还珍重留了一笔的剑虹呢？”在这个历经磨难而未改初衷的“回忆与随想”的时刻，面对着终于拥有重新步入革命行列权利的“新时期”，此时写作的丁玲，是一个相信自己在漫长而艰苦的自我战斗中已然超越了“时代的悲剧”的“欣悦的灵魂”。书写瞿秋白与王剑虹，既是对自己革命生涯的回顾，也是对逝去的革命同伴的深切怀念和告慰：她背负着他们的希望和信仰而活在“这可爱的美好的人世”，并且“代替”、“代表”他们，用自己的整个生命实践着共有的革命理想。 本文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