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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有意味的是，丁玲早期小说虽然总以恋爱作为叙述主题，但从没有写过一次完满的爱情，唯有在《韦护》中才写出了一个性爱和谐的“爱情乌托邦”。这既是因为“革命”的出现赋予了爱情以一种充满希望的新世界视野，同时也可以说，唯有在恋爱中，革命者才体会到真正的乌托邦激情。小说中，当房东说恋爱后的韦护几乎像变了一个人时，韦护如此回答：“我仍然是我，不过我从前只将我的一面，虚伪的一面给人看。现在呢，我是赤裸的，毫无粉饰的了。这因为我早先虽有一个躯壳，然而却没有心……唉，就是说只是一个市侩呢。现在呢，我有了丽嘉，我为我们的爱情的享受而生活，我忘记对人的一切机智了”【63】。只有在恋爱中，韦护才真正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同样在现实生活中，瞿秋白写给王剑虹的信中，留下了这样的段落：“……你偏偏爱我，我偏偏爱你——这是冤家，这是‘幸福’。……恋爱生成是先天的……这是人间何等高尚的感觉！我现在或者可以算是半个‘人’了”。另一封信则这样写：“我们要一个共同生活相亲相爱的社会，不是要一所机器栈房啊。这一点爱苗是人类将来的希望。要爱，我们大家都要爱——是不是？——没有爱便没有生命；谁怕爱，谁躲避爱，他不是自由人，他不是自由花魂”【64】。这和韦护是同样的口声，同样的逻辑。 从这样的逻辑里，革命与恋爱都是为了建构一个“相亲相爱的社会”，而恋爱毋宁正是这样一种理想社会的当下实现。不过矛盾在于，恋爱是个人的，而革命的理想社会却是“人间”普遍的，因此，韦护为了“人间”而放弃了个人的幸福。这是丁玲所说的“菩萨精神”。但值得注意的是，丁玲让韦护舍弃爱情，并非因为安那其主义或爱情是有缺陷的，而是一种借恋爱这一能指而对革命乌托邦的书写方式：如果没有恋爱，革命者所欲创造的理想社会也无从显现；或者倒过来，正是恋爱中的完满人格与人性，显示出革命者之乌托邦激情的情感驱力。在1920年代的安布论战中，无政府主义者如此抨击布尔什维克主义：“如果我们把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为从现存社会到无政府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那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进行两次革命，一次实现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次实现无政府主义。这难道不是巨大的牺牲”【65】，就相当有意味地将两者分别置于“现实”与“理想”、“手段”与“目标”的矛盾关系之中。 丁玲在《韦护》中始终没有否定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理想。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在叙述共产主义者刘希坚与安那其主义者白华的信仰转变时，也有着同样的“革命”加“恋爱”关系模式，但有两点不同：其一是指认出了安那其主义“社会主义”设想的空想性和不切实际。正是在五卅运动的实践考验中，安那其主义者毫无效率和主张，而共产主义者则有效地引导着整个运动的进程，从而决定了两种主义的高下之分。对五卅运动的关注和历史场景的热情呈现，是《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相对于《韦护》的最大突破。茅盾曾指出，《韦护》“那时候（大约是一九二三——二四年罢）的社会情形没有真切的描写也是一个缺点”【66】。韦护与丽嘉的爱情都是在封闭的房间里完成的，这充其量只是两个人之间的性爱小乌托邦，缺少的是真正如同“一九三零年春上海”那样的宏阔历史视野。在个人与社会、爱情与革命之间，丁玲意识到了“辩证法”的存在，但却没有真正到达。尽管如此，她却以《韦护》的写作，走出了“黑暗”时期，并打开了全新的社会与历史视野。 《光明在我们前面》与《韦护》的另一不同，是胡也频小说中安那其主义者的不道德形象。那个“自由人无我”设计的“新村图案”所描画的“恋爱的天堂”，完全是一种性泛滥的猥亵群居生活。这种对于无政府主义者的道德指斥，无疑有着两种主义论战的历史回响。而丁玲更关注的是两种主义的彼此完成：正是在革命者的乌托邦热望中，丁玲才写出了她前所未有的唯一一次完满的爱情乌托邦，从这一意义上说，是革命成就了爱情；而同时，革命者的乌托邦激情，也正是借爱情书写表达了出来，从这一意义上说，是爱情表达了革命。事实上，这样的互相指涉在《光明在我们的前面》里也是同样存在的。如果没有白华的爱情，刘希坚的革命显然缺少相应的乌托邦激情。差别只在于革命的策略和方式有所不同。胡也频的“革命”是布尔什维克的历史革命，一种步入全新时代的乌托邦激情是以“一种伟大的无边际的光明展开在他们的前面”这样的句子来表达的。在这样的“黄金世界”的想象中，个人消失在“无边际的光明”里。而丁玲的“革命”毋宁更瞩目于历史中的“个人”，是以感性个体的生命体验所表达的激情。这也是丁玲在理解自我与历史关系时的基本站位：她不愿意抽空自我体验而直接进入到对理想、未来的抽象体验中。与其说这时丁玲仍旧是无政府主义的，不如说她已经摈弃了莎菲式封闭自我主体，而开始朝向“外面”。但“社会视野”的缺失，表明的是这个新的自我尚未寻找到在“历史”中的真正位置。此后，“一九三零年春上海”这样的写作，正是一个摸索着进入历史的过程。 丁玲的真正转变，与她参与社会现实实践密切相关。一则因为胡也频在山东的经历而意识到组织与群体的重要，回上海不久即加入左联；而她入党，则是胡也频牺牲之后的第二年。在这一生命实践的过程中，丁玲挣脱革命与恋爱二元张力的文学写作标志，是1931年发表的《水》，这也被视为整个左翼文坛“对革命的浪漫蒂克的清算”【67】。但《水》的写作仍旧没有摆脱二元性的张力与矛盾，因为这里主要显示的是一种从写“知识分子”到写“大众”的转移。而“大众”，在此时的丁玲心目中，还带有极大的他者性与陌生感。以群像的方式出现在小说中的“工农大众”，其面孔是模糊的“一团”，其内在的革命意识也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呈现。关键或许在于，她并没有找到能够统合与超越这种分裂性主体体验的文学表达形式。而这一点直到1948年丁玲创作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才真正完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