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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 发展民间交往。上述原则必然导出此一原则，民间交往是两岸当局都认可并承诺发展的活动，因此推动政府在此项目上有所作为是可能的。随着世界新的多“极”格局的逐渐形成，这个过程将更具有现实和积极意义。现在已经可以看到，随着两岸交往的开展(常常借助香港作为中间站)，许多两岸不同的词语已经可以为对方所接受，例如台湾的“互动、共识、关爱、亮丽、光碟、雷射、手机”已经在大陆广泛使用，大陆的“软件、激光、整风、反右、一语堂、戴帽子”也广为台湾所了解，甚至大陆已经不用的“政治挂帅”居然也在现在的台湾通行使用。语词的共存互识并用无疑是整合的第一步。 ⒊ 适时顺水推舟。我们不希望将政府永远排除在语言整合过程之外，因为这不但不可能，而且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或麻烦。我们希望政府在适当时机加入这个过程。在自然调整到达趋势比较明朗的阶段，政府的适时参与，不但对他们是方便的，不至于引起政治上的联想和风波，而且也可以加速整合的过程，建立新的规范。这里的关键就是参与时机的选择。至于参与的具体时间，可以让人们随着过程的推移，把这个问题具体化。 ⒋ 选择大同小异。既然我们把两岸语言问题确定采用“整合”即调整、整理的原则，那么两岸之间语言的大同小异就是必然的。这是一种弹性的做法。因为语言学告诉人们，只要地域有区别，语言之间就一定有差异。大陆南方许多城市，一城之中尚且城东、城西、城北、城南往往还有方言的差别，更何况两岸？企图“全同”那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乌托邦。因此选择大同小异不但是现实的，也是科学的。在需要规范的时候，必须有这样的指导思想。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在现今的时代中早已经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在语文方面也同样需要结合新的条件予以调整或改造。 在具体项目上，我们认为，首先可以从字词读音的调整开始，也即字音的调整和词音(比如轻声、儿化)的调整。接着是词汇。语法或文法上的差别不大，主要是书面的文体语言的调整，个别语法形式的取舍(例如台湾用“有/有没有”作为助动词，用“不会”代替“没有”、“不用”回答问题，用“耶”、“啦”之类的语气词)，大概会随着词汇的调整自然展开的。至于语调差异，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台湾地区一般民众说国语时语调较软较平，尾音也比大陆北方地区普通话略长。但是新闻播音员在这两方面的差别较小。因此这是一个可以相互容忍、并在互动过程中解决的课题。在具体行动上，可以先开展两岸语言异同调查，在此基础上编纂两岸用词用语异同词典，然后推动两岸互相熟悉彼此不同的用词用语，观察两岸人民选择词语的趋向，以作为未来官方和语文指导机构推荐词语时的依据。我们高兴地看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已经接受了类似词典的编纂工作，但希望有进一步的后续项目。 ㈡关于汉字之整合。 汉字问题有类似汉语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对于两岸之间的汉字问题，几乎可以全部照搬上述汉语整合、应对的考虑。从更广阔的层面看：汉字已经是一种“准”国际性文字系统，并可能朝向“真”国际性文字的方向发展。在新世纪中，中华经济文化圈可能成为新的一极，为了应对新“极”的形成，中国两岸和日本之间必然会存在一个文字上的三角互动、互制的关系。韩国的总统曾经建议中日韩就汉字“统一”问题展开磋商和研究。对此，我们欢迎韩国此项建议，并欢迎韩国参与这个过程。然而，鉴于韩国使用汉字有太多、太大的局限性，他们的发言力量不可能很大。现在看来汉字整合问题要大于、复杂于汉语问题，因此，有必要另行探讨。概略而言，汉字整合就是： ⒈ 开展多边协商。相对于语言来说，文字是较容易规范的项目，也是最受到政府干预的事物之一。由于政府的干预，而且是几个政府分别管辖着汉字，因此，汉字的自然调整是比较困难的。这是同语言不同的一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协商就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协商(包含研究)可以有两个方面，学界的协商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协商。这二者都是多边性的协商。学界和政府部门之间是互相依靠的两个方面。没有政府参与，文字的调整很难实现，而没有学界的研究，也不可能产生最佳方案，从而也影响政府的有效推行。中日韩三方是当然的协商参与者，同时也应欢迎韩国参加。至于新、马，希望他们也能参与这个决策过程，以利集思广益并实施最终的调整方案。多元因素的参与当然会导致人多嘴杂、延宕时日、不易取得一致的缺点，但却是防止产生更多遗憾后果的必要条件。 ⒉ 发展民间交往。同时，我们还需要开展民间交往，一方面让人们互相熟悉对方的汉字字形系统，去除隔阂与误解(1997年底笔者参加第五届华语文教学研讨会，亲眼看到台湾同行对简化字“爱”群起而攻之，指责“没有心怎么有爱”，痛感隔阂、误解之深)，便于自然调整，另一方面也让大家更切实地感受一下字形分歧给各方带来的不便和问题，并在实践中找到最佳整合方案。看来，这个过程是更为重要的。没有这个过程，汉字的整合就没有民众的压力，也就没有充分的基础。 ⒊ 面对网络需求。新世纪中光电子通讯是最关键的一项。由于电脑及其网络(网路)的出现，文字功能就显得特别重要。现在已经出现日文和中文兼容的问题，影响了许多人的工作效率，也影响了许多企业的商业利益。尽管这个问题可以用一定的兼容方式解决，但是在电脑内部仍然属于不同的系统，有不同内码，无法统一为一个系统。这样就非常妨碍汉字提升其国际文字地位。符号的基本单一是任何具有扩展/提升价值的国际符号的基本要求。因此，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人们也必须为汉字去考虑其系统的单一性问题。 ⒋ 选择大同小异。同样，由于中日之间国情不同，语言不同，两国的汉字必然不可能完全相同，日本有自己创造的“国字”，中国也有日本不用的汉字。即使在互相重叠、交集的部分，有时也需要容许各自有部分的“自主权”。日本的姓，由于家系不同，同一个汉字(字种)会分成好几个字形，例如，“岛”，其中的“山”既有在下的，又有在左的，甚至还有在上的；“吉”字，日本有的家族是用“士”字头，有的则是“土”字头。各家“祖传”，有神圣性，更动不得。但是通用语词所用的汉字基本上是可以尽量调整、整理并获得一致的。 在具体行动上，我们建议先做好基础工作或当前急需解决的如下工作：调查各自使用汉字现状；编制以传承字为中心包括各种异体在内的全汉字形音义字典/字表；制定全三系(传承系列、大陆简化系列、日本系列)实用汉字计算机统一内码表；制定汉字字形统一检索法方案及其实用检索表。 ㈢伴随课题之配合。 语言文字还有一些重要的伴随项目，比如标点符号以及其他相关符号。无庸置疑，随着前者的整合，后者的整合也是必需和必然的。 结语 说到底，语言文字就是语言文字。它既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虽然它同政治经济都有微妙的关系。所以，既不能用简单的政治办法解决，也无法用无情的经济措施控制。21世纪向华人和汉语汉字提出严酷的挑战，我们如果不能排除小我，牺性部分，以获胜全局，达致世界一等的一“极”，那就必将陷入困守小我，抱残守缺，被动挨打，沦为二等民族、二等国家的境地。进一步说，如果日本在可见的将来还继续使用汉字，又不想游离于东亚和汉字文化一经济圈之外的话，那么汉字的整合无疑对日本也是利益攸关的。因此，作为平民，作为当局，都需要静思再三，都需要、也可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各方如能超脱狭隘，不急不躁，持之以恒，必能收水到渠成，皆大欢喜之果。 注释： 卞成林：1992，《港台与大陆的用语分歧》，《语文建设通讯》38期，香港。 曹逢甫：1995，《台湾的国语教育》，《语文建设通讯》50期，香港。日本歧阜。 潘礼美：1995，《海峡两岸审音比较》，《语文建设通讯》47期，香港。 史有为：1992，《汉语文化语音学虚实谈》，《世界汉语教学》，92年4期，北京。 史有为：1993，《从日本看汉字和汉文》，《华文世界》68期，93.6；台北。 史有为：1993，《汉文建设和汉字建设》，《语文建设通讯》39期，香港。 史有为：1994，《汉语建设试议及其他》，《语文建设通讯》43期，香港。 史有为：1995，《语文对接论纲》上下，《语文建设通讯》48／49期，香港。 姚荣松：1992，《海峡两岸词语之比较》，《台湾师范大学学报》 姚荣松：1996，《海峡两岸缩略词语比较初论》，《华文世界》，96年9月号，台北。 中国标准技术开发公司：1992，《海峡两岸词语对释》，中国标准出版社，北京。 竺家宁：1996，《两岸外来词的翻译问题》，《华文世界》，96年9月号，台北。 原载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55期，1998年4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