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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路是书店的汇集地，是当时上海文明的中心，毋庸讳言，它同时也是一个庞大的“人肉市场”，是“妓女的世界”。（丰子恺：《旧上海》）沿着西藏北路走向四马路一带，在三马路一些弄堂门口，每家楼房门口都在大门墙上挂着一盏长方形的电灯，明亮的玻璃上用红漆写着 “芳玉、艳芳、丽仙”等诱惑人的香艳名字。在大世界游乐场大门周围，更是“野鸡”成群。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陈荒煤逛完书店便漫无目的地跑到南京路上徘徊，忽然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一把抓着他的胳膊，把他带到一个僻静的弄堂口，问道：“我可以陪侬到啥地方去白相白相？”陈荒煤被吓坏了，给了她两角钱的银毫，还说了一声“对不起”。第二天，陈荒煤感到很懊悔，恨自己嘴笨、胆怯、无用，恨自己本可以让她到他家附近来，这样就可以把姨母答应给他的一块银元送给她。陈荒煤后来拿了一块银元，一连三天每晚跑到南京路新新公司大门口附近徘徊，希望再碰到那位姑娘，然而终究没碰上。 第四天晚上，陈荒煤全家便乘着英国怡和公司的一条轮船离开了上海。这座被称为“东方巴黎”，被称为“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的大都市（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它的声光化电在汽笛声声中被抛在脑后，而有关这个城市的痛苦与欢乐、忧郁与迷茫、彷徨与懊悔，在岁月的流逝中慢慢沉淀为一种精神底色，将在若干年后的文学创作中重焕光芒。 从上海剧联到“左联” 1925年夏至1933年冬，陈荒煤主要是在湖北武汉度过的。他离开武汉的原因，在《怀念宋之的同志》一文中有明白的交代：“我1933年在武汉编《时代日报》副刊，发表了上海剧联赵铭彝同志寄来的一篇通讯，详细报道了上海左翼文艺界为了欢迎以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为首的国际保卫武汉大同盟反战调查团的示威游行的活动，处境困难，因而辞职转到上海来工作的。”（陈荒煤：《陈荒煤文集（第2卷）》） 陈荒煤先是参加上海剧联的工作。工作内容很杂，包括和金山等到沪东一个民众教育馆演出，给戏剧业余爱好者上课、排戏，有一段时间还代替赵铭彝参加剧联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参见严平：《燃烧的是灵魂——陈荒煤传》）那时，国民党白色恐怖猖獗，剧联的活动十分危险。有一次，陈荒煤去上海郊区一个民教馆排戏，刚下公共汽车，民教馆的一位同志立即拉着他走上街头，只说了一句：“你马上回去，有人要找你！”还有一次到麦伦中学参加演出，还没有开幕，忽然听到礼堂里一阵骚乱声，立即听到轻轻的呼喊声：“巡捕房来人了，快走！”然后就被人拥往学校后门送走了。有一次，陈荒煤参加大地剧团到南京演出，演出回来，全团在上海火车站被捕，被关到年底才释放。 从监狱里出来，父亲来信说家中有急事，要陈荒煤在指定日期前回家。陈荒煤赶回武汉，才知道父亲为他谋了一个职业，但日期过了，错失了机会。陈荒煤不想待在武汉，回上海又经济困难，正在这时，他收到了好友丽尼寄来的《文学季刊》和稿费。原来陈荒煤1934年第一次尝试写了篇小说——《灾难中的人群》，原只是想随便找个刊物发表就行了，没想到他的朋友丽尼把它寄给了巴金，后来便在《文学季刊》第三期上发表了。这篇小说寄出的时候，用的是他的学名陈光美，不料武汉反帝大同盟遭到破坏，一位领导人被捕，又发现了陈光美的通讯处，为安全起见，只好用了一个笔名——“荒煤”，后来这个笔名就一直伴随着他，取代了学名的地位。 由于有了《灾难中的人群》的稿费，陈荒煤说服了家人，回到上海，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生涯，并相继发表了《刘麻木》《抛包》《本份人》等小说。又因为有了创作的实绩，陈荒煤于1935年春夏之交，顺利地从剧联转入了左联。 在左联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陈荒煤认识了不少文学界的朋友及前辈：巴人、叶紫、周立波、徐懋庸、冯雪峰、宋之的、蒋牧良、魏金枝、叶以群、司马文森等。在左联的生涯中，对陈荒煤触动最大的是卷入了“两个口号”论争，即左翼内部掀起的“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争。 “国防文学”的口号，据茅盾先生所说，是根据第三国际一些刊物（如《国际时事通讯》）上提出的口号照搬过来的。（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1934年10月2日，《大晚报》上发表了署名为企的《“国防文学”》，这是最早谈论“国防文学”的文章。到了1936年2月，对“国防文学”的讨论已十分热闹了。先是附和的文章多，后来徐行的《评“国防文学”》（1936年2月22日《礼拜六》第628号）提出反对意见，胡风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1936年6月1日《文学丛报》第3期）则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似乎要取“国防文学”口号而代之。据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所说，这个口号是他和冯雪峰、茅盾、胡风等商议之后提出来的。接着素与胡风、鲁迅不合的周扬发表了《关于国防文学》一文，提出“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主题的问题是和方法的问题不可分离的，国防文学的创作必须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1936年6月5日《文学界》创刊号）颇有非“国防文学”即“汉奸文学”、“你不赞成‘国防文学’，你就要担负使中国文艺衰亡的责任”的味道。（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接着，鲁迅、茅盾、郭沫若、徐懋庸等也陆续发表文章，展开“两个口号”的激烈论争。陈荒煤当时是周扬的下属，他觉得在民族危机到了生死关头的形势，“国防文学”口号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阵线，便在《文学界》上发表了《国防文学是不是创作口号》一文，提出“国防文学不仅仅是一个号召作家们组织的口号，而且也是一个创作口号”，“希望赞成国防文学的每一个作家把这一运动扩张起来，以作品去打碎那些对于国防文学污蔑的冷嘲的理论！”（陈荒煤：《陈荒煤文集（第4卷）》） 陈荒煤当时不知道胡风提出的口号是经过鲁迅、冯雪峰商议过的，他的文章并没有反对鲁迅的意思，只是坦率地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而已。事实上，陈荒煤对鲁迅是十分崇拜和敬重的。他只见过鲁迅两次，一次是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宴请鲁迅的宴会上，一次是在《作家》创刊后的一次宴会上。鲁迅病逝时，陈荒煤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连夜写了悼文《青年人应该努力》。两天后，他又和左联的人一起为鲁迅送葬，并和丽尼冒着被捕的危险，承担了护送群众行列到达墓地的任务。鲁迅逝世两周年时，陈荒煤又撰文《老头子——纪念鲁迅先生》，提出要学习鲁迅先生那种严肃、刻苦、不断工作的精神，要以实际的行动来纪念这位伟大的死者。 回首左联时光，陈荒煤心怀感激地说：“倘使说，我以后能够从事一点创作和评论，对文学积累了一点点知识，对什么是革命文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对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始终还保持着一种虔诚的信念和信心，那么，我不能不感谢那些最早使我踏入左翼文艺运动征途的同志们。”（陈荒煤：《陈荒煤文集（第2卷）》）正是左联的同仁，把陈荒煤从绝望的生活中拯救了出来，让他看到了无产阶级文学的灯塔，并点燃了他文学创作的激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