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用文字写成的篇章中，文学作品大概是最贴近生命的，它记录人类和个体的思想轨迹、情感律动，它以多样化的文体和形式，再现或表现生命世界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在文学世界中，既有宏大的人类历史与国族命运，也有渺小的个人日常状态和瞬间体会。当然，也有许多贴着“文学”标签的文字，既缺乏思想内涵，肤浅而低俗，也没有真情实感，冷漠而虚伪。正因如此，我喜欢那些直逼人心的作品。凡是连作家自己都无法感动的作品，注定也难以打动读者。作家应该以内在力量唤醒外部世界，他们关注现实、理解现实、介入现实的精神通道，应当是从自己的内心抵达别人的内心，而冷漠只能是和现实的一种隔离。
    作家必须在文字中体验生命的过程，文字才能被激活，才能拥有自己的灵性与活力。巴金在短文《让我再活一次》里说：“为别人花费了它们，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结果，否则我们将憔悴地死去。我仍在思考，仍在探索，仍在追求。我不断地自问：我的生命什么时候开花？那么就让我再活一次吧，再活一次，再活一次！”因为奉献与爱，生命才能开花结果。文字因为有了生命与爱的滋养，它如同种子一样萌发生长，如同雏鸟一样破壳而出。
    文学因为用文字描述生命的历程而变得鲜活可触，但真正能流传下来的作品，往往因为作者用心血浸润。正如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的自我解嘲：“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我一直关注那些沉浸在文学之中或者隐藏在文学背后的人，譬如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编辑等等，他们因文学结缘，文学成为联结他们生命的桥梁和纽带。文学传播和传承，在某种意义上是精神和生命的接力。那些躲在文学幕后的优秀编辑为人作嫁，用自己的生命打磨别人的文字，这种职业精神令人敬佩。巴金无意中发现罗淑的短篇小说《生人妻》，将其发表在《文季月刊》上，不顾敌机连续轰炸危险，为病逝的罗淑整理、抄写一篇篇字迹潦草的原稿，编辑成《生人妻》《鱼儿坳》《地上的一角》和译作集《白甲骑兵》等4本书，这种情怀就像寒夜里的星光，既是对亡魂的告慰，也是对人性的守护。巴金还曾为英年早逝的郑定文编辑出版其遗作集《大姊》，在后记中为这位作者感到痛惜：“我想到这个我素不相识的作者的短短的贫苦的一生，我真愿意我能够大叫一声，我要叫出我心上那些块垒。”
    至于成功的文学教育，身教比言传更为重要，人格的熏陶比知识的传承更有价值。鲁迅对萧军、萧红、许钦文、李霁野等年轻作家的帮助，沈从文在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时对年轻作者的大力扶持，都已经成为文坛佳话。1964年，供职于复旦大学的蒋天枢去广州探望久病的老师陈寅恪，陈寅恪将平生著述“传之其人”，还写了《赠蒋秉南序》一文。蒋天枢晚年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集中精力校订陈寅恪遗稿。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300余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当出版社支付给蒋天枢3000元整理费时，他如数奉还，认为学生给老师整理遗稿不能拿钱。正是因为这种薪火相传的生命赓续，文学才变得不再枯燥，有了内在情怀和动人温度。
    思想是文学的内核和灵魂。如帕斯卡尔所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文学中的思想是有温度的，文学表现的思想过程就像火苗遇到木材之后的爆燃，就像流水拍击岩石之后飞溅的浪花，就像个体或人群遭遇时代转折的奋争与抉择。文学中的思想丰富而驳杂，其中有清晰的矿脉，更为常见的则是混沌的璞玉和闪耀的碎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形态各异的思想结晶无不积淀了元气淋漓的生命信息，就像被反复把玩的玉器上那层润透的包浆，就像古老地层中埋藏的生物化石，就像生命密码一样的树木年轮。
    文学、思想和社会中的个体生命，都经常被贴上种种标签，被划分成各种等级。在生命尊严面前，外在的功名和现实利益就像是泥塑外部的油彩，很快就会褪色、剥落。“有情”的文学，不会仅仅停留于感伤和自怜，而是对外部世界怀有一种介入性关切。只有这样，文学才能成为沟通人心的桥梁，成为打破人与人之间隔阂、弥合彼此裂缝的黏合剂。文学中的人文关怀，既深植于时代和现实之中，又要超越功利性的拘囿。它落实到具体而真实的情境中，以爱和尊重为基础，构筑平等交流的关系网络，它不以单向实现为目标，自我实现与他者追求相互推动、相互促进。作为文学的创作者应该忠实于个人生命体验，将心比心，由人及我，推己及人，与他人命运产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