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卫东，1953年生于北京。现任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曾任《炎黄子孙》杂志社副主编、《人民文学》杂志社副社长、《小说选刊》杂志社主编。至今已发表散文、杂文、诗歌、报告文学、小说、文艺评论和剧作近600万字，结集30余部。
    
    2008年，在“首届《小说选刊》双年奖”上，笔者为获奖作家陈忠实先生（右）颁奖。
    
    
    2012年，笔者在一个作品研讨会上见到了久未联系的汪国真,开玩笑说：“听说你的字已经一字难求了。”小汪略带羞涩地一笑，说：“你如果要，我随时奉上。”当晚就送来了这两幅字画让笔者保存。
    我是编辑我骄傲
    权延赤把一摞书稿放在我的案头，问能不能选用部分章节。
    那是1988年的秋天，我在《炎黄子孙》杂志社任副主编。
    随手翻了几页，我说，选用没问题。不过你这也不叫个书名呀。这本后来风靡坊间的小册子当时叫《卫士长答作家二十问》。老权小眼一翻：“那你说叫什么好？”我浏览了一遍小节的标题，“嗅”出了其中流淌的英雄气、儿女情，脱口而出：《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老权嗯了一声，第二天早晨才打来电话说，《十月》的编辑对这个书名称赞有加。我说那是，就冲这个书名保证多销十万册。事实是，这本书后来遍地盗版，据业内人士保守估计，总印数至少在五百万册以上，当然不仅是因为书名。
    和汪国真的结缘也是因为稿件。
    1987年底，汪国真还只是一个酷爱写作的文学青年。他辗转找到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几页稿纸，希望能在我任副主编的《追求》杂志上选发他的诗。我被他清新隽永的诗风所打动，当即承诺先选用一组，其中就有他的成名作《热爱生命》。后来国真告诉我，这首诗曾被几家刊物退稿，一经《追求》发出，立即被《读者文摘》和《青年文摘》在卷首语的显著位置转发，火遍了半个中国。汪国真周年祭时，中央电视台“夕阳红”节目找到我，让我从伯乐的角度谈一下汪国真和汪国真现象。我当即纠正，汪国真的伯乐是千千万万热爱他的读者，我只是尽了一个编辑的职责而已。外界所以有这样的误解，大约是因为汪国真生前总是感念于兹的缘故吧。他是一个特别知道感恩的人，对每一个曾经帮过他的人都会念念不忘。
    从22岁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做编辑，到60岁从《小说选刊》主编任上退休，有过艰辛与苦涩，也有过不少温暖的记忆。退休时，曾收到若干作家短信，表达了感激留恋之情。其实不过是我在任时签发过他们一两篇小说而已。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刚到《小说选刊》没几天，我从已出版半年的《长城》上读到罗伟章的中篇小说《我们的路》，立即被作家带着体温的叙述打动了，决定在2006年改版第一期以头条位置隆重推出。这部作品发表后，得到数以千计的读者反馈，对小说给予了热情肯定。于光远先生还特意写来了一封近两千字的读后感，并真诚邀请编辑到他家做客。坐在轮椅上的于老对我们说，看了《我们的路》，他很受震撼，已经联系了一些朋友和有关单位，要为广大的农民工做一些实事了。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当下，一部小说可以产生这样的反响确实出人意料。
    没有什么比你的劳动得到了社会的回应和认可更令人欣慰了。
    我是编辑我骄傲。
    真正的大师风范
    偶然在网上读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王维玲先生的文章：《我与伊始》。说他和伊始去广州拜访秦牧时，先生曾谈起过我，说他非常羡慕中国青年出版社能有我这样敬业的青年编辑。
    这几句话实在令我汗颜，作为一名后学，前辈大家的人格魅力其实使我受益匪浅。
    “腹有诗书气自华”在秦牧先生身上体现得堪称完美。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赴广州向先生约稿，到省作协传达室说明来意，看门的师傅说，秦牧先生刚刚离开。我出门去追，在茫茫人流中竟一眼就锁定了目标。我断定，这位气宇轩昂、慈祥的老人就是秦牧。追上去一问，果然。从那以后，我开始了和秦牧先生的友谊。印象中，我的约稿他从未拒绝过，有时交稿比约定的时间晚上几天，也一定会先来一封信说明原因。他到北京开会，总要电话约我去他下榻的宾馆坐坐；有朋友从广东回来，也常常带来先生的问候。我的第一本思想散文集，就是先生写的序。惊闻先生去世，我泪如雨下，当天就写了一篇悼文：《心香一瓣祭秦牧》，刊发于《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头题。文章中，我记述了先生提携后进，以一言一行教我做人为文的件件往事。
    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到王愿坚老师家里约稿，离开时，他竟执意送我走出了整条胡同。几次请他留步，都不肯。一边走，一边轻声细语叮嘱我，当一个好编辑，必须要多读书、勤练笔。虽然时隔三十多年了，但是愿坚老师说话的神态，走路的样子仍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春季的一天，作家华静向王愿坚老师的夫人翁亚尼大姐约稿，回来后告诉我，亚尼大姐居然还记得我的名字，记得那个当年登门约稿的年轻人。夫妇俩待人以诚、提携后进的风范，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当编辑时，我编过一本《咏物哲理散文选》。书编好后觉得应该有一个序，找谁写呢？一下想到了冰心老人。老人没有拒绝一个普通小编辑的请求，当我如约赶到她家时，老人已经坐在房间的椅子上等我。见到我，她露出恬静的微笑，目光是那样慈祥。她接过书稿看了看目录说，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愿意完成你交给的任务。我当时想做些记录，才发现走时匆忙没有带纸笔。老人起身为我找来纸笔，笑呵呵地批评我：编辑怎么能不带纸笔呢？小伙子，以后可要注意啊。
    我到《小说选刊》任主编后，曾于2008年和铁岭市政府合作，举办过一次《小说选刊》双年奖。陈忠实先生的短篇小说《李十三推磨》名列其中。那时候，他早已因为《白鹿原》蜚声文坛，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座高峰，对这样一个刊物的奖项会来领取吗？我心里没谱。没有想到，颁奖会的当天早晨，陈忠实先生千里迢迢转了几次车赶到铁岭，一下车连口气都没喘就直奔了会场。我给他颁奖时说，忠实老师，给您颁奖真是不好意思(见上图)。先生一笑：这是《小说选刊》奖，你是主编，给我颁奖名正言顺嘛！后来想请陈忠实先生即兴讲几句话。我弯腰走到他的座位前，提出了这个不情之请。忠实先生先是拒绝，说也没有准备就不讲了吧！看我态度恳切就答应了。他即兴的讲话幽默、风趣，博得阵阵掌声，成了颁奖会的一个亮点。同时，先生的谦逊、坦荡和睿智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让我见识了什么是真正的大师风范。
    最感动的两本书
    从22岁当编辑到60岁退休，断断续续也写了一些各种题材的作品，前后出了30多本书，摞在一起也有一尺厚了。作为往昔的生活足迹，令人感慨。不过最使我感动的是刚出的《吐火女神》和《有一种悔恨叫永远》。
    出书其实有些偶然。
    2015年底我到贵州参加一个作品研讨会，参观了黎庶昌故居。回来后，以《目光》为题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历史散文。同行的《光明日报》出版社资深编辑谢香看到后，主动向我约稿，并说出过的也行，可以再版。我当时没当回事，推辞说，除了当红的一线作家，有几个人的纸版书还能挣钱呢，别费这个事了。她很执着，说你把出过的书发一份目录给我。盛情难却，只好照办。谢香选定了一部长篇小说和一本散文集，让我发她电子版。我说如果你真要出，长篇我要修改，散文我要重编，至少需要两个月时间。在她的催促下，书稿也在不断进行中。不过，直到最后敲定书的用材和印刷工艺时，我才确信事已成真。
    我很感动。退休四年了，用一句时髦的话说，“政治资源”早就没有了，又不是有市场号召力的大腕儿，谁还上赶着给你出书？可是我确实遇到了这样心地纯净的编辑。在近一年的出书过程中，她和总编高迟连吃一顿饭的机会都不给我，出书和印制上的所有承诺无不一一兑现。这中间，我几次修改书名，她们几次到上级机关重新备案，从无一句怨言。谢香说，《吐火女神》有警示意义，《有一种悔恨叫永远》有人文情怀，都对当下的生活有所观照。
    这两本书的出版，使我看到了甘为别人作嫁衣的职业精神，正在一代又一代出版人的手中传承。它比我出的这两本书更令人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