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朋友通过微信发来一张杏花盛开的照片，背景是一个旧式庭院，有斑驳的大红门和老砖院墙。由于角度问题，它们看起来有些突兀，像是误入镜头的路人，呈现出的是随意、粗糙的一瞬。然而满枝胜雪的花朵依然是澎湃美好的。于是我们就谈论起美来，谈论起这样的照片所展示的美是杏花本自具足的美，提供的信息仅仅是，花开了。
    花开了，这是时令之必然。大自然的一切都行进在即定的秩序中，不同的形态在相应的时间中静静呈现，你见或不见，它都在那里，有心者总能看到。用心者则会作出适当的回应。这当中感受力更强的人，他们的回应是创造性的，会在自然美之上有所发展，展示出更多更具感染力的美。
    艺术的各个门类都存在着一个使万物之间的关系由暗到明予以浮现的任务。萨特说：“人是万物借以显示自己的手段，是我们使这一棵树与这一角天空发生关联的。”这当中的“我们”，指的是写作者。
    在我还没有开始写作时，我在企业从事的工作之一是招兵买马。年前年后，我总会去各大高校进行校园招聘。至今我还记得那些急于寻找出路的学生，他们青涩的脸上闪动着怎样的迷茫。我想给所有孩子机会。我在工作日志中这样写道：“其实我要做的很简单，在他们中间找到合适的人选，完成差使了事。可我总会想太多，想做更多，想做的事更有意义。”
    此“意义”并非事情本身成就了什么，而是一种更大范围的探究，是对事物缘起缘灭，对个体甚至是人类总体命运的穿刺。这当中尤其令我着迷的是一种隐蔽的、没有实体、却往往起决定作用的内容，关乎规律，连锁的美，坍塌的根源等等已然存在，却总待去获得揭示的关系。关系的建立即意义。大约便是这种凡事都要找到“意义”的动力促成了我的写作。
    我的短篇处女作《到歇马河那边去》写封闭空间内情欲的毫无边际，单独来看，空间与欲望似乎毫不相关，是萨特所说的“我们”在找寻这种相关，使其呈现出类似于“一棵树与一角天空”这样的不惟一但独特的关系，它们一旦被建立就必然会声张出独属它们的内在逻辑。
    某天，我读到巴基斯坦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的经历，他童年流落黎巴嫩，重返故土时，他们的比尔瓦村已不复存在，他们向北走，在阿萨德村落脚，以色列人占领了那里，给予他们这些“非法”进入者的身份是“缺席的存在者”，即肉体上是存在的，但没有明确身份。又有一天，我听到一个身边人的故事，海子卧轨自杀后，有人自称海子，到武汉来各种约见，人人都避而远之，因为这着实是一件既惊悚又因为受到欺骗，令人深感嫌恶的事。却偏偏有一位朋友，对来者尽信，每来必见，见则好吃好喝地招待。
    多么荒诞，又如此确凿。
    两个故事都涉及身份，一个是消失的存在，一个是存在的消失。我于是写了一个基于此而进行拆解的小说《倒立的条件》，写了这样一个人，大家都知道他已经死了，有一天他却毫发无损地出现在女主角面前。而女主角正深陷绝境孤立无援，这个对女主角有过深深眷恋的男人是来帮助她的。他的出现令她恐惧却成为她惟一的希望。这是我虚构的幻觉般的遭际，一直到动笔之前，我仍在为事情生发的内在动力寻找依据，绝境是我能够想到的惟一合理的条件，它是消失和存在的翻转场。
    空间与欲望，消失与存在，我不是这些内容的发明者，是使它们发生关系的人。“使……发生”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捕获和揭示的过程。当我认识到这一点，创作就如打开的水龙头，成为自然而然的，人物、事件，他们的所思所想，一个接着一个就出来了。我十分珍爱这些流出，视为上天的恩赐。就像所有人都对树和天空不陌生，却不是人人都有能力使它们产生美的关联一样，流出之物是我的树和天空，它们的关系看起来是结构性的，实际上是感性的，我的能力缘于我是少有的对它们投入了感情的人，始于无意识，训练于有意识，我越重视它们，它们乐于前来的就越多。
    比如我写《六渡桥消失之前》，首先是六渡桥来找我，然后是大陆里，接着是个中人物，许阿满、王汉生，他们的女儿王竹等。武汉这座城市中的旧故里与新事物，老人与年轻人，这些变迁的承担者，我要想认清变迁的来龙去脉和内在规律，就要将他们和它们捧于掌心，我越是这么做，越是愿意在其中停留，隐秘的本质就越容易在所有这些事物的关联中浮现。
    这一切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万物丰厚而生命有限。“然而人们依然觉得生命享之不尽……”笛卡儿带着这样的忧虑不遗余力地追问“我”是什么。作为写作者，作为萨特所说的“我们”之一，我乐于在有限中追问无数个“一棵树与一角天空的关系”，看到制约，也看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