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涉及的文本概述 《国王与抒情诗》:若干年后,人类可以通过植入后脑的“意识晶体”而成为“意识共同体”的一分子,随时随地分享个人视阈、取用社会信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宇文往户自杀,因为他发现他的人生正按照“意识共同体”的奠基者——企鹅帝国“国王”设计好的脚本行进,因此他以死亡实现对人类精神可被预测性的抵抗。在庞大的信息矩阵里,国王刻意使一些抒情的字褪色和消失,只留下交际、指令、描述的功能性语言,以此来逐步接近他信息和意识大同的理想。 《字造》:伏羲神的祭司仓颉,通过象形、指事、形声和假借等造字方法,缔造了人类社会的秩序、美德和渴望,但一些粗疏的次品字,以及诸如魔、龙、凤的强大异几力量随之创生,并且无法逆转。仓颉造字,使得凡人可借此掌握宇宙的秘密,好比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来火种,从此打破一种封闭的状态,让思想和情感在一个相对均质的层面流通。在仓颉看来,王的语词就是国的命运,因此语言应该被理性控制善加利用;若用字不存善念,则成歧舌。 凡人如何不死? 在现实世界中,目前只有海拉细胞能突破海弗里克极限,从而实现人类基因永不停息的分裂和复制。 在科幻小说家杰夫·范德米尔的构想里,不明空间X区能够复制和变异人类的基因,如果我们愿意拥抱生命的多样性,那么就有可能重塑基因秩序,成就新一代亚当夏娃。神奇的是,电影《湮灭》并不是纯粹的技术流,灯塔中那个神奇材料组合成的新人类Lena,在被白磷弹点燃之后抚摸了一下丈夫的尸骨,这个动作也许寓意着人类的旧感情可以与新基因兼容。 朱大可的中篇小说《字造》选择回到初民造字“天雨粟,鬼夜哭”那些惊心动魄的时刻。肉体必然衰朽,因为肉体在精神面前几乎是盲视的,正如沮诵所造的“氓”字,在肉身凡胎的眼睛上插一把刀,就足以让他们孱弱和盲从。只有凝结在字上的精神意识才具有历时性。这是小说家对于人的意识的一种转喻——抓住这些被固定在龟甲、青铜、竹简、丝帛和纸张上的字,就能抓住人的精神和意识。 在李宏伟既有科幻元素又不脱悬疑色彩的长篇小说《国王与抒情诗》里,一个商业帝国的国王想用理性和同一的意识整饬世界,让信息毫无阻碍地自由游弋。我们暂时难以断言,这是一种伴随着去精英化的高速度民主,还是必然带来剥夺的暴政。 国王的大同世界依托的理论是,“一个字一旦被遗忘,它指向的事物也会被遗忘,最终这个事物会随着这个字的消失而消失”。所有多余之物消失,灵魂也便被化约了,那个时候,33和3也就没有了区分,久而久之,也许3和0的区分都会被消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融合而非交互,个体意识不分你我,也就抹煞了每一段携带着感情的历史独特性,并且取消个体肉身对于灾难的恐惧,进而摧毁人要创造孤独自我的自由意志。 这样的结局真的不好吗?不同的立场一定有不同的答案。 能够加以讨论的是,在人工智能时代,为原始招魂的动力在哪里? 原始人类发出的第一声喟叹可能出自于对自然的恐惧,最早有着具体形式的呼喊也许是巫祝的咒语、颂歌或是繇词,这是可怕的宇宙和矇昧精神赋予人类的最初诗意。而造字是在符号里抓取天地精魂,召唤出自然的秘密、人类的自我和世界的动力。正如同“诗”这个字给予我们的启示,它由“言”与“寺”构成,实质上指示着一个神圣的言说,延伸到个人身上,虽然如今的诗歌和语词,多半仅仅只是个人抒情的载体,但在小小的围栏之内,它依旧意义重大,乃至能在幽闭的空间内发出澎湃的回响。因此,虽然诗歌越来越像是一种纸面的视觉之物,而非歌之咏之舞之蹈之的立体仪式,如此的私人化——恰是因为这种私人化,它才愈发令人珍视。乔治·斯坦纳说:“人类拥有了语言……就挣脱了寂静。” 人类运用象征符号把现象和真理重新编织,组合成一种有感染力的语言形式,也就是抒情语言,这个形式和语汇,正是使人类感到自我本质力量的对象。借用这些东西,人们进入精神的永恒形式,然后再去创造出无穷个可能的想象世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字、词、语言、诗,在这里都代表着同一类精神,而不具有特定的语义学概念。) 如果理性在世界和历史里安插了四通八达的血管,那么,人唯一能拿来抵抗的武器,就是重新组合的语言,使它成为匕首,去戳破这些狭仄的管道。就像是电影《湮灭》里角上生花的鹿、有鲨鱼牙齿的鳄鱼,和发出人类呼喊的骷髅熊,它们的变异打破了人尽皆知的常识和序列,也就威胁着人类的认知和自信。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字”和“诗”,对“大同”世界发起了严峻的挑战。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这被无数建构论者所信仰的一句话,已经近乎本质的神话。但我们是不是忘记了另一个神话——巴别塔。 通往天堂的巴别塔建造工程,究竟为什么搁浅。真的是因为人类意识不透明,语言不互通吗?那么,我们“削减文字的感情色彩,放逐文字的歧义,只保留具备基本沟通功能的文字”,最终“让全人类只用一种语言”,这样不就可以重建巴别塔,去实现我们先祖的另一种梦想吗? 巴别塔的寓言,其实无非是以故事的形式演绎了热力学第二定律。从钟表指针的精准步伐,到战争的大规模爆发,都是以地球能量兑换的活动,人类的活动能源来自太阳,而太阳又需要消耗它的氢来进行核反应。在一个封闭的宇宙系统里,“熵”与日俱增。但凡有“动作”,世界就会继续奔向无序。因此,人类社会始终处于一种明暗相悖的矛盾之中,我们只是依靠更大的能量输入,去掩饰肉眼可见的熵的累积。 国王之所以压制抒情词汇,无非就是想要阻断社会表层下涌动的暗流,让每一个字和意识都保持着稳固的姿态,稳固的意识才能构造一个有序、平稳、顺滑的大同世界。从这个角度上看,国王的霸道企图,虽违反如今人们普遍确信的自由精神,竟是一项放眼宇宙命运、平息精神和文化熵增的创举。 我不愿讨论理性和感情、祛魅和复魅之间孰是孰非,因为在多样的生存形态和无穷的宇宙面前,这个问题显得如此渺小。人既不想放弃理智的权力,又想拥有高贵的野性自由,无论是怎样的情境,人总是会制造出不无自我优越感的抵抗,就像宇宙永不停息的熵增。我只能退而求其次,去审视我们对于意识大同的那个“抵抗”会在哪里失效?达摩克利斯之剑究竟何时和怎样落下。 在《字造》中,面对傲慢的仓颉,师襄说,这世界文字可以造物,音乐也可以,因为被神的无限性所规定,所以世界是不可穷尽的。造物的方式多种多样,夺取自由的方式也是多样的。反过来说,看看率领“魔”字军团的沮诵,和廉价地贩卖师傅心血的毛简——将自由随意丢弃、将这个世界拱手相让、将信念大厦决然轰毁,可能远远比当初取得胜利的情形轻快得多。 在朱大可的华夏上古神系里,仓颉恢复了创造力,但这只是一种发生在想象世界里的偶然状况。我们今天回忆的仓颉,“科学”地躺在历史教材里。他已经衰落成了一个符号,代表着我们民族文化和智慧的天际线,远远高高地,悬在头顶而已。 企鹅帝国所忧虑的情境,难道不是多余的吗?因为,抒情的功能一旦被公之于众,人人皆可取用,它的力量也就离溃散不远了。在这一点上,也许我们每个凡人都卓有贡献,并不需要一双看得见的手来亲自扼杀。 机械复制的时代,在多大程度上容忍一个抒情诗人?机械复制的时代说:抒情诗人,我允许你得到一份不兑水的纯粹自由。请开始你的表演,并且自得其乐。 机械规定的抒情就是这样的虚伪,它调用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进行民主参与,却让我们自身对命运赋予的闭锁状态习焉不察。抒情精神被各种“复制-粘贴”消解了,其中就包括对词汇的滥用和借用,这加速了它们向着自身的反面转化。举一个例子,“科学”,这个词在一百年前其实正是最令人心旌荡漾的神话,远远超出了它在今天的机械化、数据化、电子化范畴。暂时的多义、含混、甚至无意义,也有可能很快就被话语包裹与凝固起来。人文科学,如今不得不一次次地钻进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论里,去拆解重构每一个“讲述话语的年代”,警惕“话语讲述的年代”里隐含的遮蔽。 有一些话语,我们把它说出,任由它自己流转、穿梭、交锋,它应该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实现意义,引发更多的情感回应和思想启示,但是,不恰当的反弹,或者仅仅是平庸的重复,迅速推动了抒情的熵逝。曾经被唤醒的一条神经,或者一个被热血捍卫过的真理,又这样死寂下去,无法进入新的转换。最为严重的情况是,“指鹿为马”所具有的讽刺价值遗落了,成为信条的是“指鹿为马”自身。 葬礼上,宇文燃为宇文往户唱了这样的歌: 只要我一想起你的面容,你掠过山冈的呼啸 他们就会从灰烬里把你救醒 让你翻身跨上马背,再在世间奔跑 草原上的歌声、呼号和祈祷汇合成了一个有力的声音,几乎可以划破任何一种企图独尊的理性意识。可是请仔细看这歌词,回忆托举了奔跑,也就是说,自我生命的意义竟滑落到了他人的记忆层面,这和动画片《寻梦幻游记》所倡导和迎合的主流价值观——以他人(尤其是亲人)对自己的记忆赋予生命存续的意义——有多远的距离呢。那么这是否与抒情的个体化和“亲在性”相背离了? 企鹅帝国把记忆存储在意识晶体里,这块水晶可以帮我们重温关于宇文往户的一切,或者人类抒情的美好时刻。既然,肉体含有的抒情可以转换载体,甚至载体永远不会朽坏,那么进一步说,这种承载着他的生命的文字,是否也会变成一种空洞的符号,在另一个时空失信于人。比如“切·格瓦拉”,你根本看不清楚,眼前这四个字,代表着是半个多世纪前的精神,还是改编在T恤上的消费脚本。 当然,如果将一切推导到底,我们多半会陷入精神的虚无之中。鲁迅不希望未来的青年看他的书,未来应该好到不再需要他笔尖的锋芒去刺破什么。如果真的有一天,鲁迅对我们失去了意义,那是因为他们为我们开辟的空间,吞噬了他笔墨中反叛的动力,但这个过程依旧是伟大的。 召唤往往富有魅力。太上老君有一只紫金红葫芦,在葫芦口问,“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来人甚至来不及摆出一个威风凛凛的对抗姿态,只是一个无意识的“嗯”,就会被迅速俘虏到葫芦肚子里。我们可以抵抗这个法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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