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写这个创作谈,我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多么依赖第一人称叙事。“我”存在于我写下的所有小说之中。现在看来,所有文体中的“我”都不太靠谱,没那么令人信服,甚至包括我自己写下的文字。这也可以解释我在翻看几年之前留下的文字时,那种巨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陌生感。彼时与此时的“我”,根本没法在一段旧时空中发生共鸣。归根结底还是与自我意志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那就是我”的新鲜感逐渐消弭,被“那不是我”的“怀疑感”替代。 如上就是为这篇文字选择第三人称的原因,因为我常常在合上电脑之后问自己,郝瀚究竟写下了什么?郝瀚为什么这么写?郝瀚的写作有什么变化?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回顾一个漫长的历程,屈指一算也要七年了。 这要追溯到他高中时偶然得到的《宋词鉴赏大辞典》。那时他一直住在一座滨海小城,觉得只有古体诗词才让他感到叹服,那是最简练、准确(心理层面),优雅又坚韧的母语。 后来他前往西北一个经常被视为“甘肃地界”的西北小城读根红苗正的文学系,那儿有干裂的空气与荒芜的平原。极度的空虚让他开始极大量地阅读各种“先锋文学”,他当时根本没意识到这是“灾难性”的开始。于是他放弃诗词这种当代的“高级玩物”,开始写作中短篇小说,及一个烂尾的长篇,沉溺于各种虚构/叙事技术中无可自拔。 浑浑噩噩过了四年。拿到学位证后才发现汉语言文学后边加了“文秘方向”几个字,想必是提高就业率。他才逐渐理解,在这个资本控制一切的时代,若想靠文字混口饭吃,必然要更为“低俗”。于是他又前往北京一所艺术类高校,去念电影研究生。 至今他都在北京读书,而写作也从一种仪式退为生活的一部分,变成一个失败的电影剧本、一篇狗血八点档电视剧的人物小传、一篇公众号的软文、偶尔会是一个小说。所以郝瀚经常与人打趣道,已经妥协到民以食为天的地步。曾经想做个编剧/作家之类的说法,现在看来远没有读博士做老师来得踏实。 而这篇《浣溪沙》,从2013年至2018年期间数易其稿,最终呈现出“面目全非”的样子。同时作为他小小的写作计划,所谓“词牌三部曲”(《浣溪沙》、《忆江南》、《蝶恋花》)中的一部分。这三个中篇长短不一,它们既无故事上的因果,也无时空上的关联。有迹可循的只有如下几点:一是基本形式上的一致性,除都以词牌命名外,故事里的男女主人公都以“马奇”与“丽川”命名,两人之间的关系贯穿于三篇小说中,但并不构成叙事上的主干。二是精神与情绪上的延续,三篇小说都保留“我(马奇)”作为第一人称的视角,大抵讲述一个失意的平凡人如何游离在纠缠的男人/女人/社会关系之间的故事。三是情节上都依赖追逐/被追逐以及寻找/被寻找的动作过程和空间的变化,如《浣溪沙》中的“兰州—海南”、《忆江南》中的“北京—江南诸城”、《蝶恋花》中的“泉州—南京—北京—台湾—绿岛”,可见空间变化上的复杂程度也在递进。 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郝瀚是一个酷爱四处闲逛的人,而且有着很多情感纠纷,对形式上的美感有着强迫症。好玩之处在于,他从未去过小说中的那个“最南端的岛”,这也是他的矛盾之处。如上所说,他曾沉溺于“技术美学”与“无法阐释”的圈套中,甚至到了为练习一个技术而专门虚构一个“合适”的故事的地步,这个毛病至今犹存。而现在他标榜一种“拍出来好看”的小说,这与他读的影视专业不无相关,这种好看并非完全是故事上的快感,而是“画面”上的美感。 郝瀚不止一次地承认自己写作的瓶颈。他经常把写好的小说发给那些“不太懂”的朋友看,得到的反馈是,不管写到哪儿、去了哪儿,马奇还是那个马奇。当然他是坚决不会承认马奇就是藏在背后的叙述者,马奇也不会承认跟叙述者有关系。自始至终构成他写作内核的就是一种无可解脱的幻灭感,但这种幻灭感又是良性的。因为小半辈子都在象牙塔度过,所以他对一切本被视为“理所应当”的事表现出巨大的震惊。这种观望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马奇的动作。按照郝瀚写作的时间顺序,《浣溪沙》中的马奇对于自我意志、性别等等仍处于探索阶段,蛰居的马奇对些许残酷都表现出巨大不适;而《忆江南》中的马奇已经学会接受与和解;《蝶恋花》中的马奇已“年过三旬”,又离了婚,但是他在情节中一反之前的被动地位,主动探寻逝去的历史或曰父辈的秘辛。换言之,当下的郝瀚永远无法言说故事中的马奇,那是一种理想化的错位,或者说是对于生活保留的那仅有的热爱与好奇。 最后想用一句郝瀚曾经迷恋至深的作家的中篇小说中的题记作结,纵然现在看来,这话更像是那位擅长虚构的作家炮制的“九十年代特色文艺鸡汤”。但他还是喜欢,就像《浣溪沙》中的马奇,无论何时都可以背上双肩包像一个学生,还是那种无忧无虑、独自上路的学生。 “不如总在途中,于是常怀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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