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互文性理论对伪译研究的启迪 以上论述了互文性研究对翻译研究的总体性启迪。这些启迪主要是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文学翻译的本质及其特点。但是，互文性理论在操作层面，到底能为翻译研究提供哪些帮助？它能有助于我们解决哪些具体的翻译研究的难题？学术界现有的研究对此关注得还是不够的。下文将就互文性理论能给予翻译研究中的伪译研究的启迪进行重点分析和论述。 伪译研究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无法绕开却又让研究者们颇感头疼的问题。就国外而言，迄今为止，Emily Apter、Michael Gibbs Hill、Anton Popovi?、Gideon Toury、Douglas Robinson、Susan Bassnett、Ronald Jenn、David Martens and Beatrijs Vanacker 和 Brigitte Rath 等学者做出了富有成效的研究。[20]尤其在近一两年，国外学界给予了伪译现象很高的关注，这以比利时鲁汶大学的一批青年学者为代表。[21]但是总体来说，伪译研究在国外的翻译研究学界仍然处于相当边缘的地位。在国内，有关伪译的研究是非常稀少的。在《中国知网》上以“伪译”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从2003年至今只有23篇论文，以“伪翻译”为关键词搜索，从2003年至今只有16篇论文。[22]这么重要的翻译问题，研究成果却如此之少，不能不说从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出伪译研究的难度。什么是伪译？图里（Gideon Toury）在《描述性翻译研究及其他》一书中将伪译（pseudotranslation）或者虚假的翻译（fictitious translation）定义为：“以翻译的面貌呈现出来的文本，而在其他语言里从未存在过相应的源文本，因此不存在事实上的‘转换操作’及翻译关系。”[23]图里对伪译的定义紧接着带来的问题就是：要发现“原著”有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确认某部“原著”是存在的，这是很容易的，然而要宣布某部“原著”是不存在的却很有难度，因为文学史上有无数不起眼的作品和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他们的身份和笔名早已为人们遗忘。证实容易，证伪却难。因此研究者要宣称某部翻译作品没有对应的原著，这是很难的事情。即使这样一部原著从不曾存在过，是否有类似的作品？“译者”又会不会从多个文学作品中各取一部分，杂糅成一部作品？[24]这些问题令研究伪译的学者们深感困扰。 有学者认为，伪译和真实的翻译具有相同的文化和历史功用，因此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从文化功能上看,伪译/伪著只是后世研究者通过考证得出的结论，而在当时，它们被作者有意充当译作/著作，被读者以译作/著作的角色来接受，因此，它们和真正的译作/著作一样，对该国文化和文学的演进起到了相同的功能。”[25]然而，虽然伪译和真正的翻译在特定历史时期起到了相似的文化和社会功能，它们从根本上来说是迥异的文本生产模式。诚然，伪译的发现往往是很多年后的事情，而伪译与真实的翻译在当时所起到的功用并非完全相同。这是因为伪译往往是充斥着本土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特点，与真实的翻译背后的异国意识形态与诗学特点截然不同，因此，伪译在当时的功用是受到“译者”操纵的。伪译的作者对文本的操纵要比真正的译者对文本的操纵更为直接。[26]所以，简单地将伪译和真正的翻译视为效果相同的文本来研究，并不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那么，我们该怎样探讨伪译呢？笔者认为，互文性理论——尤其是热奈特与哈蒂姆两位学者的互文性理论——为我们认识和分析伪译现象提供了绝佳的理论框架。 虽然热奈特本人对翻译实践的探讨并不多，但是他有关超文性、副文性和统文性的论述都能非常有效地阐释伪译现象。上面提到，热奈特认为在一般的翻译活动中，译文与原文构成了超文性的关系。那么，由此申发，伪译则与真正的翻译构成超文的关系。伪译通过对真正的翻译（即潜文本）进行模仿，而成为它的超文本。那么伪译是如何模仿真正的翻译的呢？这里我们要谈到热奈特提到的五种跨文本性关系之间的交叉重叠。他指出，这五类超文本性关系并非相互独立的，而彼此之间存在着重要而丰富的交叠。比如，历史上，指涉文类归属的统文性往往是通过副文本提供的线索而得以确定。[27]换言之，读者如何知道，摆在自己面前的这部作品是一部翻译？往往，人们是通过“某某译”或者“译者序”这样的副文本才能够得知。伪译恰恰是模仿了真正的翻译的这种统文性特点，在自己身上标记与之相近的副文本内容，才得以将自己伪装成真正的翻译。 热奈特的论述与英国翻译理论家巴兹尔·哈蒂姆有关互文指涉的论述存在内在的契合点。哈蒂姆把互文指涉分为“社会文化实践”和“社会语篇实践”两个层面，前者指的是包括制度惯例、风俗习惯、生存方式等在内的社会文化对象，在发生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意义差别，后者是指文化成员通过“对其自然使用的语篇或对所读语篇进行思考”来定义自己的文化。[28]哈蒂姆又将社会语篇实践分为语篇、体裁和话语三个类别。[29]语篇（text），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本，是指“实现特点修辞目的（如议论、叙事等）的一系列连续的语句”。体裁（genre）是指“以常规方式表达语言的特定语篇行为。这些语篇行为适用于特定的社会场合，满足该场合中参与者的目的（如读者来信、新闻报道等）”。话语（discourse）是指“人们使用语言时的态度表达方式，以及语言如何以常规方式代言社会习俗（如男性至上主义，女权主义等）”。[30] 如果说真正的翻译中最重要的互文指涉是在文本层面上指涉源语言的文本，那么伪译则同时在文本、体裁和话语层面指涉真正的翻译文学。首先，伪译可能会引用或盗用真正的译本中的字词、专有名词、语句甚至段落。在某些特定的时刻，伪译也会对特定的话语进行指涉，即为了借助外国作品所代表的某些话语而将自己包装成翻译作品。但是，伪译对真正的译本最重要的借鉴是在体裁层面的。伪译可以被视为在体裁层面指涉“翻译文学”这种文类，因为伪译作品无时无刻不在以当时流行于世的翻译文学为模仿对象。为了将自己呈现为翻译作品，伪译的封面上往往会出现“某某著”、“某某译”的字样，往往会提供一篇“译者序”或者“译者按”。用热奈特的术语来说，就是提供了指涉“翻译”这种文类的副文本，从而使其自身具有“翻译文学”这种统文性。 为了更好地说明伪译文本对翻译文本在文本、体裁和话语这三个层面的互文指涉，下面我将以民国时期的三部作品为例，分别对这三种互文指涉进行说明。众所周知，在清末民初时期，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了中文，翻译文学的数量甚至一度超过了创作作品。[31]读者对翻译文学的需求也非常高，都渴望从翻译文学中了解外国文学和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伪译作品也应运而生。许多著名作家和翻译家都承认他们曾经创作过伪译作品，比如周瘦鹃曾经坦陈自己喜欢杜撰，写了不少伪译作品： “余为小说，雅好杜撰，年来所作，有述西事而非译自西文者，正复不少。如〈铁血女儿〉、〈鸳鸯血〉、〈铁窗双鸳记〉、〈盲虚无党员〉、〈孝子碧血记〉、〈卖花女郎〉之类是也。盖迻译辄为原文所束缚，殊苦其不自由，自着则又病吾国事情多枯窘乏味，言情之作，直是千篇一律，用是每喜杜撰，随吾意想所至，笔之于书，颇觉醰醰有味。”[32] 显然，伪译的创作过程给周瘦鹃带来了相当大的愉悦感，在后文中我们会看到，包括吴趼人在内的其他一些作家也很享受这一特殊的创作过程。那么，伪译是如何实现自我伪装的呢？笔者认为，通过将伪译对翻译作品的互文指涉分成文本、体裁和话语这三个层面进行分析、论述，我们能够更为深入地探讨伪译文本的本质和特性。 1文本层面的互文指涉 以写作《二十年之怪现状》（1903）闻名于世的吴趼人曾经写过一篇名为《预备立宪》的小说。在这篇小说的序言中，他写道： “恒见译本小说，以吾国文字，务吻合西国文字，其词句之触于眼目者，觉别具一种姿态，而翻译之痕迹，即于此等处见之。此等词句，亦颇有令人可喜者。偶戏为此篇，欲令读者疑我为译本也。”[33] 从序言可以看出，吴趼人试图使读者误认为这篇小说是翻译之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预备立宪》可以被视为伪译。吴趼人对翻译小说的“词句”进行了模仿，或者说是一种戏仿，使之故意彰显出“翻译之痕迹”。具体而言，在当时，许多从日文翻译或者转译的小说都会用中文的“之”字来直接取代日文的所属代词“の”，这即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日文习气”。[34]不仅在翻译日文小说时如此，当时的人们在翻译西方文学时，也时常大量使用“之”字，因为英文、法文等西欧语言都常用多个修饰语来修饰一个名词。吴趼人在这篇小说中大量使用了“之”字用法，以至于比一般的真正的翻译作品中使用频率还要高。在此，《预备立宪》对真正的翻译小说进行了文本层面的互文。吴趼人显然对当时流行的翻译文学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反思，尤其洞察了其句法和词法方面的特点，由此才能实现对翻译文学的有效的模仿，将伪译作品以翻译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 如果说吴趼人对翻译作品的互文指涉主要集中于对句法和词法的模仿，那么另一些作家则通过引用（quotation）和暗指（allusion）的方式对翻译作品进行互文指涉。这些作家无疑在创作伪译作品之前已经阅读过为数不少的翻译作品，所以会通过引用或谈及与之相关的内容来加强其伪装效果。周瘦鹃的《绿衣女》（1913）是一篇短篇小说。在该小说发表两年之后，周瘦鹃亲口承认这是一部伪译之作。[35]小说讲述了在莫斯科附近的小村庄里，一个侠女神秘现身，劫富济贫，为父报仇的故事。在这篇小说中，人们能够发现许多对当时流行的翻译文学的引用和暗指。其中，最为明显的指涉对象就是林纾翻译的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当描绘绿衣女的外貌时，周瘦鹃写道，她总是在头发上插着一朵红茶花。在她桌上的花瓶里，也总是插着一些茶花。[36]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在1899年出版以来风靡一时，周瘦鹃对林译小说的痴迷是人们有目共睹的，[37]并且无疑读过这部小说，所以通过对茶花的指涉，周瘦鹃对《巴黎茶花女遗事》进行了文本层面的互文指涉。 除此之外，《绿衣女》还对清末民初以来大量译介过来的虚无党小说进行了互文指涉。自从十九世纪晚期以来，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受到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吸引，他们的活动也经常出现在当时中国的报纸上。因此，西方许多有关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说被译成了中文，这些革命者的勇敢无畏、视死如归和神秘莫测的特点受到当时不少人的推崇。[38]根据学界的研究，周瘦鹃也受到虚无党小说的吸引，常常阅读译介的虚无党小说。[39]在《绿衣女》中，女主人公绿衣女正是一位虚无党人。在她居住的小屋里挂着俄国著名女虚无党人苏菲亚·彼罗夫斯卡亚（Sophia Perovskaya, 1853-1881）。而在整个故事中，绿衣女不断地被村人与苏菲亚相提并论。有关苏菲亚等虚无党人士的作品在清末民初被大量地译介，普遍读者对他们都有所耳闻。因此在作品中提及苏菲亚，很容易就让读者联想到当时译介的作品，尤其是有关“虚无美人”——即视死如归、貌美如花的女虚无党人——的故事。[40]此外，绿衣女有几本最珍爱的著作，到哪里都随身携带，这个书目和梁启超在当时提出的重要的虚无党小说的书目非常接近。[41] 由此可见，同吴趼人一样，周瘦鹃对当时流行的翻译小说的特点非常熟稔，对其进行了文本层面的互文指涉。《绿衣女》中随处可见的对《巴黎茶花女遗事》和虚无党小说的暗指和引用，都使得这部小说在外表上接近翻译小说，容易蒙混过关。 2体裁层面的互文指涉 伪译对真正翻译作品的最重要的互文指涉是在体裁层面。翻译文本具有自身的特征和风格，借用热奈特的话说，这是一种统文性，往往借助副文本得以显现。为了将自身呈现为翻译文本，伪译文本的作者们势必要模仿翻译文本的体裁特征，因此，可以说，体裁层面的互文指涉是伪译文本最本质的属性。 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家艾米丽·阿普特尔（Emily Apter）在探讨伪译时提出了一个经典的比喻。她认为伪译就好比文本克隆（textual cloning），通过基因编码（比如DNA）将文本制造出来。她提出，应该用“文本克隆”一词完全取代过去惯用的“伪译”这个术语，因为人们在谈及“伪译”时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鉴别真伪上，而“文本克隆”一词则让人们看到伪译文本生产的过程，有助于我们对翻译的本质拥有全新的理解。[42]事实上，阿普特尔的“文本克隆”正是指伪译对翻译作品在体裁层面的互文，都是在探讨伪译如何从其同时代的翻译作品的细胞里“自我再生”出来。[43] 不难发现，伪译作品会模仿翻译作品，在封面、扉页等处将自己标榜为“翻译”，并提供原作的作者名、书名。这些有时会以原文的形式呈现。伪译作品有时还会提供“译者序”或者“原作者来信”等副文本材料，来包装自己。比如，上面提到的周瘦鹃的《绿衣女》就用简短的译后记中提供了原作的英文名称“The Maid in Green Gown”，还提供了原作者名字的音译名“亨梯尔”。周瘦鹃在译后记中谈到自己一直喜欢绿林好汉的故事，以及自己在旧书摊上偶然找到这本书的经过。他甚至还请求读者原谅自己翻译水平有限，以至于丧失了原著的生动色彩。[44]这些谦虚的话语恰恰符合当时翻译界流行的做法，林纾、包天笑等人都常常在译者序中自谦。周瘦鹃通过模仿这些翻译文学特有的做法，将《绿衣女》包装成了一部翻译作品。 3话语层面的互文指涉 出版于1903年的小说《自由结婚》据说是由一位叫自由花的译者翻译的。[45]然而，后来的研究者们发现，这篇小说是张肇桐（1881？-1938）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时候所作。这部伪译作品无疑没有对应的源语言文本，是张肇桐的创作。[46]这部典型的伪译作品无时无刻不在指涉当时流行的翻译文学。 首先，在体裁层面，张肇桐和周瘦鹃等人一样，对翻译文学的体裁进行了模仿。他不仅提供了“原著”的英文题目，还提供了作者的英文原名。他声称原著的英文名称叫Free Marriage，原作者是一位叫做Vancouver的犹太老人。[47]他甚至还提供了一封英文写的“原作者”的来信。这些内容都属于热奈特所定义的副文本，由此呈现了伪译文本的统文本属性，或者说哈蒂姆所论述的体裁归属。《自由结婚》通过由此将自己伪装成翻译文学。 其次，在话语层面，由于清末民初中国上上下下弥漫着救亡图存的氛围，许多来自于东欧等弱小国家的文学作品被译为中文，其内容大多数与民族存亡的经历相关联。《自由结婚》在内容上指涉这些翻译文本，从而让读者不容易怀疑其真实出处。《自由结婚》的爱国主题可谓呼之欲出。主人公给自己起名“黄祸”，从而激励自己为了救国图强而奋斗。女主人公投身革命事业，甚至加入了一支救国女子军。作者将作品伪装成出自一位犹太作家之手，这样一来，犹太人亡国的历史就会为小说增加震撼人心的力量，因此更能起到警醒同胞的作用。由此，可以认为，《自由结婚》除了在体裁层面对当时通行的翻译文学进行互文指涉，还在话语层面对清末民初的救亡图存话语进行指涉。自从梁启超提出用小说来救国，并从日本文学中选取爱国进步的政治小说进行翻译，许多政治小说被译为中文。这些翻译政治小说构成了有关“救国”、“爱国”、“图强”、“进步”等一系列话语，而《自由结婚》通过对这一系列话语进行指涉而实现了自己的写作意图。 以上从本体论的角度探讨了伪译的互文本质，即伪译通过对翻译文学的文本、体裁和话语进行指涉来构成自身。下面我将从读者的角度来探讨伪译得以蒙混过关的原理。互文性理论对读者在文本意义生成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互文性理论认为，读者在阅读文本之前，脑海里都对自己即将阅读的文本有着既定的预期。当他们阅读文本时，会将文本归类为“与之相似的其他文本”（other texts of this kind），说到底，也就是通过与此前阅读过的其他文本建立互文联系，来进行理解和阐释。[48]读者之所以能辨识出不同文本的类别，正是因为他们对文本有着“模式化的预期”(patterned expectations)。他们凭借这种预期才能辨别科技论文和报刊文章，才能区分宣传文章和新闻报道。[49]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部作品以译作的面貌问世，在读者开始阅读之前，他们会以为自己将阅读一部翻译作品，于是带着阅读翻译作品的预期进行阅读。伪译由于对翻译作品进行了体裁和话语层面的互文指涉，会恰好符合读者的预期，因此达到伪装的效果。这便是为什么诸如《自由结婚》一类的作品能够在当时成功地蒙混过关，许多年后才被研究者们用考证的方式、或者由作家自己承认，而揭示其真实身份。 那么，伪译对于一国文学有什么意义呢？也许有人会认为，伪译并非真实的翻译，因此价值不高。但是事实上，虽然伪译作品的大部分可能都是作者自己的创作，但与此同时，作者可能从一个或多个西方文学文本中借用了只言片语，在文本层面进行了互文指涉，并且在体裁和话语层面进行了互文指涉。伪译作者对外国文本元素的取舍受到他对外国的想象的制约，取决于他所阅读过的外国作品或者翻译作品。[50]与此同时，伪译的作者必然受到本土的文学传统的潜在影响，对本土文学文本、体裁和话语进行互文指涉。这些多层面、多方向的互文指涉在伪译文本中构成了新的文本特征，并造就出新的混合性的文本风格，使之不再能轻易地被本土文化所涵盖。所以，伪译同翻译一样，能够为一国文化的更新做出贡献。 如果说，翻译作为一种“次级文本生产模式”（a secondary mode of text-generation）[51]，在引进新事物时更不容易受到译入语文化的抵抗和非难，那么伪译作为翻译面具保护之下的创作，则同样能够获得译入语文化读者的包容。[52]这在图里看来正是伪译存在的原因之一。伪译作者有时会为了引入新事物、新思想、新情感而将自己的创作伪装成翻译。而这一点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坛显得尤为明显。在二十世纪初期，西方文学的翻译成为一时间最受欢迎的阅读材料，因为人们渴望从中学习新的社会制度，来改良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借用伪造的“翻译”身份，托名于外国作家和作品，来表达激进的、有违传统道德伦理的新观念和新价值观，无疑是更为安全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