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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书研究属于辞书理论范畴，辞书编写属于辞书实践范畴。辞书编写离不开辞书研究的指导，辞书研究最终要应用于辞书编写，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如果分得再细一点儿，在理论与实践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层次，那就是经验。经验同理论一样，也来自于实践，也是对实践的归纳和总结，但是还未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是理论的初级阶段。有些经验，可能已经或者正在上升为理论，一般会引起人们的重视；有些经验，可能一时甚至长期不能上升为理论，但同样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短短的一句话，蕴涵着深刻的哲理。 记录于下面的一些有关辞书编写的话，是我三十几年来在编写、修订《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的过程中陆陆续续听到的，看到的，说到的，印象极为深刻。其中主要是前辈老师对我的点拨，也有自己的感悟。这些话可能不过是 “老生常谈”，却句句都是经验之谈，有些话说得不失精彩，权且统称之为经典语言。 一、辞书编辑的素质 1.好人不愿干，坏人干不了 刚到词典室工作不久，就听几位老师说，编词典是“好人不愿干，坏人干不了”。这多少有点儿自嘲的意味，但也是实情。此处所说的“好人”，是指业务水平高的人；所说的“坏人”，是指业务水平低的人，也包括业务水平不低，但过于自我，缺乏团队精神，甚至自私的人。李荣（1）先生讲：“编词典这玩意儿，水平高的人不愿干，水平低的人又干不了。”表达就准确了。许逸民（2）先生在写给林仲湘（3）先生的信中说：“（辞书）高才者不屑为，低能者不能为。”意思是一样的。 高永伟（4）先生在谈到辞书编辑的基本素质时，总结了以下五个方面： dictionary-mindedness（词典头脑）； single-mindedness（专注）； like-mindedness（契思）； hard-working（吃苦耐劳）； sitzfleish（铁屁股）.（5） 需要稍加说明的是，这里的 “契思”指相契合的思想，是彼此之间的共识和默契； “铁屁股”说得很形象，即坐得住，板凳要坐十年冷嘛！坐不住的，那叫“猴屁股”，或者说“屁股长了尖儿”。 2. 十项全能运动员 辞书编辑有些类似十项全能运动员，就某一方面的水平，全能运动员不如专项运动员，但全能运动员各项都要求比较好，不能有明显的 “短板”。做学问的可以 “扬长避短”，做辞书编辑的却 “矛盾不可回避”。 写文章的强调观点鲜明尖锐，编辞书的强调注释圆浑周到。在某种意义上，辞书编辑工作带有很强的公益性质，要经过知识先摊平、再加厚的过程，要经过先学会整理资料，再培养主编意识的过程。长期从事这项工作，而且全身心地投入，通常会影响到自己专长或爱好的发展。 辞书编辑的知识结构很特殊，周明鉴（6）先生介绍了这样一种说法： “Acres wide, one inch deep.” （几英亩大，一英寸深）（7） 意思是说：对于辞书编辑，要求有很宽的知识面（窄了肯定不够用），而掌握的知识只要具备一定深度就可以了（当然越深越好）。 有的专家看不起辞书编辑，我们似乎不必介意，也无须妄自菲薄。在某些方面不如他熟悉，而在其他方面又比他熟悉一些，这多少是由工作性质所决定的。同样的一杯水，倒进试管里会显得很高，倒进茶盘里会显得很浅，这得看怎么个比法。做了辞书编辑，就要甘于平淡，勇于奉献，但是绝不能因此而忽视学术研究。纵观历史，在某一方面或几方面有建树的语言学家后来成为辞书学家的比较多，而一开始就从事辞书编写的人后来很少能够成为语言学家。所以，多能固然好，一专很重要。年轻的辞书编辑千万不可轻易放弃所学的专业，要善于在编辑辞书中发挥自己的学术专长。 3.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辞书编写没有理论指导不成，但是光说不练也不成。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能够应用于编写实践。说得好当然好，还要干得好才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有些专家误以为辞书编写没什么了不起，好像有了专业背景，有了高学历，会写文章了就肯定能够编词典。可是一旦上了手，才发现真要编好并不是那么简单，没有经过长期编写的锻炼，是很难真正领悟其中的奥妙和真谛的。辞书的基本单位是义项，一部辞书里义项成千上万，甚至几万几十万，要把它们一一地排列得当，注释准确，既讲求理据，又晓得变通，宏观上以简驭繁，微观上不惮琐细，真得有“文武昆乱不挡”的功夫才行。结果很不容易出成绩，倒很容易出纰漏，常常是费力不讨好。站在这个角度，编辑辞书可以说是最难的一项编辑工作，辞书编辑 “出师”也许最慢，从上手到熟练，用心的少说也得三五年，意志不坚定的往往就半途转行，拜拜了。辞书编辑“成活率”低的现象在科技编辑里更为突出，因为科技涉猎太广，发展太快，拼的就是知识积累，不懂就是不懂，语感一点儿都帮不上忙。马静（8）先生称“好的科技编辑属于稀缺动物”，我是赞成的。 4.三个不懂英语的还是不懂英语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固然不错，但三个不懂英语的还是不懂英语。”这是吕叔湘（9）先生的原话 ，我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语言所的一次大会上听到的。吕先生当时讲的是关于科研人员的学术修养，他认为，搞科研的人，主要指一个集体，仅凭刻苦努力、团结奋进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合理的人才结构和知识结构，否则的话难以成大器、成大事。 推而广之，这个意见对辞书编写队伍的组成同样适用。我们知道，辞书编写是一个系统工程，编写队伍里需要各种类型和各种层次的人才，但不少单位却偏偏忽视了这一点。有的单位一律聘用硕士、博士，而没有配备专职的编务、资料人员（一般学历较低），这样硕士、博士也要担负繁杂的编务、资料工作，人力上浪费不说，还不一定比专职的编务、资料人员做得好。有的单位一律录用中文系的毕业生，而且尽量是学语言学专业的，可即便是语文辞书，也涉及许多哲社、科技方面的知识，这就不是他们的所长了。假如照猫画虎地抄抄改改，那难免会捉襟见肘，贻笑大方。从历届辞书质量检查的结果看，语文辞书的科技条目是错误的高发区，原因即在于此。语言所组建词典室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编写《现汉》始终保持着语文组、哲社组、科技组的建制，这在组织建设上使得辞书质量得到了切实的保证。 近日读到李瑞环（10）同志的文章 ，发现里面的一段文字与吕先生所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特摘录在此： “一个领导班子……必须有熟悉和擅长各方面的人才。如同一个好的乐队，有会吹的、有会打的、有会弹的、有会拉的，还得有会指挥的，否则就不可能演奏出好的乐章。一个好的班子必须是你擅长这方面，他精通那方面，各有长短，组合在一起就成了面面都行的好班子。”（11） 附注： ＊ 本文曾在第七届全国语文辞书学术研讨会（2009年10月）上宣读，林仲湘、徐祖友等先生提出了宝贵意见，后有修改补充。谨此致谢。 （1）李荣，著名语言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现代汉语词典》主要审稿人之一。 （2）许逸民，中华书局编审。 （3）林仲湘，广西大学教授。 （4）高永伟，复旦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副主任，副教授，《新英汉词典》修订主编。 （5）见高永伟“全国辞书编辑人员资格培训班”授课讲义。 （6）周明鉴，科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编审。 （7）见周明鉴的编辑授课讲义《专科词典编纂问题》。 （8）马静，轻工业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中国茶叶大词典》责任编辑。 （9）吕叔湘，著名语言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现代汉语词典》主编之一。 （10）李瑞环，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第八届、第九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 （11）见李瑞环《选人主要看政绩》（《务实求理》（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