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故事在民间的土台子上”
    “童年时，我常常去公社放牛，和成年人在一起，听他们讲故事。经过无意的收集积累，这些故事和经验都成了我小说的灵感和素材。”在莫言看来，民间生活包罗万象：日常生活、底层人物，故乡独特的人文、地理、气候、风貌。这些素材立体、丰富、活色生香，又是创作者最熟悉的，能够信手拈来。
    高密剪纸、木板年画、茂腔、泥塑……这些源自故乡山东高密的民间艺术，是莫言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其中，《檀香刑》让山东地方戏之一——茂腔为人所知。他认为，人在越贫困痛苦孤独寂寞的时候，越需要放声歌唱，释放内心的情感。而曲调悲怆的茂腔，是过去生活苦难深重的体现。“如果我的故乡有声音，一定是茂腔的旋律。”他说。
    茂腔与高密人的生活密不可分。即使在特殊年代，人们也将样板戏移植成茂腔。“我还不怎么懂事的时候，就跟着上台演戏，演些小土匪、小国民党兵。那时我就想，将来一定要写一部致敬茂腔的小说。”如今，《檀香刑》被改编成歌剧，在山东各地巡演。“用西洋的唱法，唱地道的中国故事，别具特色。”他认为。
    “小说故事都在说书人的嘴巴里，在民间的土台子上。”莫言认为，民族的艺术创作应该到民间寻根，民间生活是所有艺术创作的原料库。他认为，一味模仿西方的文学创作是没有出息的，必须写出具有民族特色、作者特色的作品，才能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
    “精彩小说的关键，是强烈的戏剧性”
    除了脚踏实地的民间生活、民间艺术，莫言作品充满想象力的笔法同样让人印象深刻。莫言提出，现实和想象的关系是辩证的：若作品中只有想象，就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让人摸不着头脑；反之，只有对生活照相式的临摹，也没有意义。“现实取材加上想象力，就能成为艺术作品。它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莫言提出，想象力时常来源于生活丰富的馈赠。以他的新书《等待摩西》为例。该书写于2012年，灵感来源于故乡当地一位民营企业家失踪的故事。小说记述了企业家的妻子靠捡破烂照顾老人、抚养孩子，数十年如一日地等待，并四处寻夫。
    “小说写完后放了五年，我发现，小说本身拥有了生命，开始生长。”五年后，莫言通过人物原型的弟弟得知，失踪的企业家回来了，并自称一直在深山老林的山洞生活，与世隔绝，不用手机，不问世间事。于是，莫言的小说由7000字延伸至15000字，并拥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生活的变化和发展往往比小说更让人意外。”
    这类有着强烈戏剧冲突的故事正是莫言所偏好的。“我的第一部作品是话剧，但小说更容易发表，于是改写了小说。我对戏剧的爱好始终没变。”他认为，精彩小说的关键，是带有强烈的戏剧性。通过剧作家的观察方式，能挖掘更多生活中具有冲突性、戏剧感的场面、人物、语言，这为他的小说创作积累了大量优质素材。
    “把人当做人来写。”是莫言创作思路的核心。他指出，在一段时期中，中国的文学创作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人物呈现脸谱化：好人好得完美无缺，坏人坏得十恶不赦。“以现实主义去写人，不能美化或丑化，都要当做一个人来写，不能抹杀英雄的弱点、坏人的闪光。”这是莫言长期坚持的核心创作理念。
    “当我提笔写作时，我会忘掉自己的年龄”
    尽管充满遥远的故乡书写、浓重的悲凉底色，但在新时代，莫言的作品仍然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莫言认为，这源于作品中蕴含的“狂欢精神”。他的童年物质匮乏，孩子们虽然饥肠辘辘，但仍然在台上载歌载舞；尽管贫困艰苦，却仍有欢乐。“悲凉和狂欢就像硬币的两面。狂欢弥补了悲凉给心灵带来的伤害，就像时不时给冰冷的机器加热，让生命力爆发出来，让生活能够持续循环下去。”
    “我们这个时代也不缺乏狂欢。”在莫言看来，“双十一”购物节正制造着一幕幕狂欢的图景：无数飞机起飞、集装箱启航，将世界各地的货物向国内输送；城里乡间小路上，无数摩托车、小货车四处奔忙，分发货物。“当年那些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都成为了现实。我们的生活以一种狂欢的状态快速发展、向前。”他认为，这种狂欢能够让读者对作品产生共鸣。
    对时代高速发展和技术的日新月异，莫言感受深刻。谈到写作机器人时，他提出，文学创作是一项比围棋更复杂的劳动。围棋是数学运算，数学方法可以解决地球上几乎所有的问题，但解决不了作家写小说和诗人写诗的问题。“所以，小说家不要太发愁机器人会把你的饭碗抢走。”
    他指出，文学虽然不能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治愈绝症，但它是每个人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依然需要文学的滋养。“科学与文学都是人类智慧的宝贵财富，是不可偏废的。”他建议，深圳在发展科技创新的同时，也应并肩发展文化文学艺术，“两个轮子并驾齐驱。”
    “我的心理年龄可能有一百多岁了。”他时常感觉到自己的衰老：变得害怕新事物，不愿学习使用新手机、新电脑；并十分留恋旧事物，留恋茂腔、说书人、老母亲擀的面条的味道。“但每当我提笔写作时，我会忘掉自己的年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