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再回首
    ——我的记者生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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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荷兰阿姆斯特丹
    如果岁月是一条河，那么这些年流过的都是记忆的风景。
     
    20世纪80年代初，由西安到北京坐绿皮火车需要20多个小时。记得由西安火车站到北京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已是第二天下午。让全副武装的警卫验过报到证，我走进这座神秘的高墙大院，接待我的是一位和蔼可亲、高大魁伟的主任。他温和地问我想不想当记者，但口气不容置疑。沿着主任指示的路线，在下班前我赶到了复兴路61号院。至此，我的命运就与复兴路万寿路、与媒体这个神圣的职业结下了此生不尽的缘分。
     
    记者生涯的第一份工作
     
    刚到报社我感到有些失望，觉得中央直属单位不应该这样简陋，尤其是由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管的中央级媒体《中国农民报》。复兴路61号院是原国家农委的办公地和分管农村工作的原副总理邓子恢等领导驻地，大院的对面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现已改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后勤保障部），后门外是著名的育英学校。而今，大院内外居民楼楼房林立，小六层一排挨着一排。报社就临时借住在这片普通的红色六层砖楼群的一号楼2门。一层传达室值班的是说着一口陕北话的麻脸精瘦老头，驼背、脾气大，说话底气足。他不苟言笑，叼着烟袋，一边捅着蜂窝煤炉子，一边询问我的来历。有人悄悄对我说，这家伙是一位老延安，就是没文化，否则按他的资历早搬到隔壁去了。隔壁是一路之隔的万寿路甲15号院。我后来知道，那是当时的中央高干住宅。初来乍到，第一天晚上我被临时安排在三层总编办公室套房的外间住下。那天是7月15日，北京的晚上，天气比陕西更热，好像点着火的大锅炉，我又是刚下火车，又累又困，华灯初上，我躺在行军床上，开足风扇昏昏睡去。第二天起来，仍然昏昏沉沉，摸摸前额滚烫滚烫的，用水龙头冲冲，强打精神收好行军床。一个中年人进来了，这就是我的领导，是我工作后见过的第一位媒体总编，他叫张广友。他原是新华社跑农村新闻的记者，曾经长期跟着万里同志负责原铁道部和安徽农村改革报道，是一位有着丰富新闻经验和敬业精神的资深记者。他给我们这批刚来的年轻记者讲课，语言风趣幽默。我记得他开玩笑说：“好女不嫁记者郎，一年四季守空房。有朝一日回家转，带回一堆脏衣裳。”后来他写了《万里传》等著作。他身材矮胖，稳稳当当，说话不急不慢，做事自信。他透过眼镜笑眯眯地问我从哪里来、哪里毕业、学啥专业、有啥爱好等等。然后，指着他办公室门口一张桌子上堆积的报纸说：“你刚来，先看看这些报纸，好好熟悉咱们工作吧。”
     
    我拖着疲惫的身子硬撑着，不想让人知道刚来就病了。我虽然坐在办公室看报，但一个字都没有读进去，只觉得头昏脑涨，四肢无力，浑身发飘。好不容易熬到中午，负责后勤服务的同志通知我，我们这批分来的大学生及各省推荐的记者站记者安排在当时的万寿路中央警卫局招待所。同时，我被告知，小伙子不错，分配到经济新闻部工作，但是先要到东三环外的人民日报社内实习，先干一年报纸校对。就是说要从报社最基拙的工作干起，这是我到报社的第一份工作。
     
    实事求是说，校对这活行文顺句，对字对句，标点符号，枯燥无趣，我开始也不以为然，尤其是看到早我们一年到报社的刘震云、吴思他们，到校对室拿走他们编出的版面大样去付印，来去匆匆，一副骄傲样子，心里更不大舒服。虽然不舒服，但工作态度还是很好。每天早上六点出发，坐地铁换公交，要用一个多小时才能按时上班，况且，初来乍到，还要打扫卫生、打开水、抹桌子等。干了一阵子，发现校对工作别有天地，简单又不简单，部门小，天地大。我们这个校对组十几个人，年岁最大的有七十多岁，小的是才二十多岁的姑娘。年岁大的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新民晚报》《大公报》等，年纪小的则来自部委大院。我们饭后茶余，聊八卦，侃大山，说历史，都很有趣。更神的是，来自《新民晚报》的那位老王，儿女都去了国外，自己一人吃住都在校对组，晚上食堂打饭回来，总要不急不慢喝上几口老酒，就着花生或者小菜，有时给我们侃旧中国上海滩的新闻故事和报界风云，偶尔还哼上几句京剧。老王握笔战战兢兢，但字写得大气，用语极简，字里行间透着江湖沧桑。其实，校对工作就是深度阅读，一篇篇原稿字、词、句、文，你必须弄通弄懂，需要修改的字、词、语都有专业的标准符号。每天精读四块版面就是精读一本书，而且这不是一般的书，是当时农村的真实写照，有中央政策的最新发布和相关解读。何况，还要吹毛求疵，查找这本书的各方面不足。校对工作牵一发而动全身，大到导向、政策，小到标点、符号，一点不能出错。比如人大会，因为漏墨，第二天报纸印出来就成为“人犬会”；或者，因为多了一个字没看出来，总理成为“总经理”；等等。
     

    采访中的几个第一次
     
    
    1998年秋，在《农民日报》经济部办公室
    一年校对期满，我回到了原单位经济新闻部做记者，这是当时报社最强的采访部门。当时的新闻单位与其他部委事业单位一样，大都处于初创或者恢复阶段。报社由四部分人组成，上层干部大都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工人日报》等。比如当时的社长李千峰就来自《人民日报》，他还兼着报社上级主管部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员；总编张广友来自新华社。中层干部绝大部分原先就有过新闻经历。比如先后担任经济新闻部主任的徐孔、张广顺、洪卓民等。第三部分是喜欢舞文弄墨的插队知青返京者，他们通过考试或者各种关系安排进来。第四部分是我们这些恢复高考后的毕业生。当时北京的新闻媒体也分几个层次，处在第一阵营的是《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处在第二阵营的是《中国妇女报》《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农民日报》《法制日报》等九家。第三阵营则是部委机关报和市场类报纸。这一排位几乎延续到今天。
     
    经济新闻部简单说就是报道和反映当时农村社会发展中相关经济新闻、经济消息、经济现象和动态，从基层来信中发现经济问题和分析走向等。彼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改革如火如茶，农村商品生产刚刚起步，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同时，当时农村的矛盾问题也很多，可谓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报社每天收到的来信来函可以达到上万件（我后来曾经做过一年多的群工部主任，负责收集处理来稿来访、编发内参等，每天收到的农村来信足足装好几麻袋，通过这个渠道了解社情民意，反映农民呼声，上送基层情况）。
     
    经济新闻部十多人除了处理日常来稿编发组织采访外，每个记者都有自己相对固定联系的行业和相关部委。比如我负责财政税务、商业供销、工商管理、物价和农村金融等。当然你要是有精力，也可以开发更多的资源和领域。当时我先后联系的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社、国家工商局、原国家物价局、中国农业银行、全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我采写的第一篇稿子三百多字，来自于全国供销合作社改革会议。初次采访，辅导我的是当时的部门副主任张志清和稍早到报社的老傅。他俩采访，带着我，同时也修改我的稿子。这篇稿子是老傅改的，标题是“供销社改革目标要恢复三性”。
     
    我采写的第一篇通讯是随同当时的商业部农资局去包头市开会，大冬天内蒙古的雪很厚，气温在零下三十多度。当时，我年轻气盛，毫无寒冷之感，会议结束后，一个人跑到河套平原巴彦淖尔市西部的杭锦后旗，采访旗委书记，了解牧民生活生产情况等。这是我记者生涯第一次单独出马，第一次吃肉喝酒，围炕而坐。这一夜在旗委书记家的土炕桌上闹到很晚。回来用心写了一篇赞扬旗委书记的通讯，洋洋洒洒三千多字，分三小段，自己很得意，可惜被副主任没说一句话就毙了。我一直反思，那篇通讯咋就胎死腹中。思来想去，只有一个结论，就是那篇处女作学生腔、太花哨，不够刊出要求，因为这个主任为人和善，业务能力强，文风朴实无华。后来他与我关系越来越近，以至于周末我去他家蹭饭，也更了解到了他的宽厚人品。他曾是《解放军报》的记者，在山西农村教了二十多年书，之后结婚生子，历经坎坷，一直低调做人。他出差也经常带着我，从他身上我学到了不少优秀品质，比如洁身自好、勤勤恳恳，对待同志和声细语，不吵不闹，工作严谨不苟，仔细认真。我在历经三五年的各种采访磨合之后，羽毛慢慢丰满起来，辛勤耕耘有了收获，渐渐成为部门的主力记者，发稿量大，稿件质量不错，年年都有获奖作品，被同事们称为“赵头条”。在单位，干活不怕累，也是小有名气，以至于偶尔偷懒不上班，主任们说，小赵去部委采访了。
     
    初入记者行列，如何更快的进入角色呢？我想，一是热爱，勤奋敬业。嘴勤多问，手勤多写，脑勤多思，尽快把握记者的核心定位和读者需求，注意发现生活中不一般的故事。跑部委或者行业，注意从部委行业的总结中抽出鲜活新闻，通过枯燥的数字揭示行业的变化。二是执着，吃苦耐劳。有好新闻线索绝不放过，听到有采访任务，放下饭碗直奔车站，上车补票。那些年，以记者名义难为了不少位列车长。一次采访回京，火车晚点到夜里三点多，那时大家收入低，舍不得打出租，几个人就在火车站候车室坐着，等头班地铁启动才回家。那年冬天，从飘着雪花的湘西采访返回，十多个小时的路程到长沙已是半夜，招待所只有一间房，年龄大点的同事上床休息，我们几个年轻记者就和衣躺在地上。但当时也就是累，没有觉得苦。与王磊等人在长江三峡库区采访三峡移民，爬过巫峡，一天只吃了一顿饭。与张德修等人在山东莱阳市采访农业产业化，整理采访记录，加班赶稿子几天几夜不睡觉。在甘肃陇南市礼县农村采访，因为下雨山路泥泞，回不了县城，就住在乡政府。煤油灯下听乡间艺人说书，当然也成就了又一篇报道—本书里收录的“郭献瑞板话”。三是人脉，广交朋友，吃亏是福。大家评价我为人大气、坦荡，与人交往真诚热心。那些年单位活动多，经常发福利，分东西时，我总是先让着别人，自己最后一个拿。这样做，不少人愿意与我交朋友，也交了不少各行各业的挚友，有的成为一辈子相互帮助的亲人。他们对我的支持和影响都很大，仅新闻文化界和社会界的朋友，现在还常来常往的有翟惠生、徐大愚、辛雨、刘林宗、倪生栋、杨涯人、李小清、王安民、乔军、杨兆年、吴长生、高以诺、何加正、皮树义、江夏、王秋和、潘岗、李忠春、张文祥、王长亮、黄小菊、赵强、王金泽、魏小兵、徐辉、郭英、肖立伟等。有些甚至成为我一生中同甘共苦、生死与共、不离不弃的挚友。我采写的农村房屋建设稿子被《人民日报》转发，责编是当时《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记者江夏，我拟的标题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她改为“盖得广厦千万间”。“安”改为“盖”，一字之改，她见我便开玩笑：“我是你的一字之师啊。”
    记者职业，与人打交道多。与人沟通的底气来自于对采访内容的把握和了解，这就要求采访前做好功课，知己知彼，否则就难以与人对话。熟悉采访对象需求，研究采访行业特征，就会有自己的见解，与部委和地方领导对话就容易了。记得某年春节前，我们随时任商业部部长胡平冒雪去京郊给基层供销合作社拜年，一起讨论供销合作社改革，与马永伟、赵秋喜、史继良、何林祥、杨明生这几任中国农业银行总行领导、与财政税务口的金鑫、项怀诚等老领导直接对话，讨论财政金融问题。与当时的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戴相龙一起去甘肃、去天津、去内蒙古。在兰州，讨论农村金融改革。晚饭后散步，我们沿着黄河听他聊他中财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南下煤矿的日子。后来他上任中国交通银行领导时，还专门约我们小聚。与当时的中国农业银行总行监事长车迎新认识也很有戏剧性。三十多年前，他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河南三门峡支行行长，为人稳健，仪表堂堂，思路开阔，做事做人大气磅礴。工作上开拓创新，当地民办信用社在他的支持下办得很有活力。我去采访，他们看我年纪轻轻，以为是实习生，估计写不出啥重头稿，有些失望。后来我写的长篇报道刊出，直面农村信用社改革主题，引起广泛关注。他们感慨：没想到小记者能量大。从此，我们常来常往，成为好朋友。
    那些年，通过下基层和参加各种会议，我采访了不少普通农民和相关行业的不同人，也采访了一些部委、省市领导。那时采访，比较简单，不像现在这样麻烦，不需要一道道走程序。要是赶上在北京召开全国性会议，饭前饭后，更是采访的最佳时机，这些领导同志大都亲切随和。当年在新疆我们采访王乐泉书记，他热情豪放，穿着拖鞋，到办公楼门口接我们，在办公室他娓娓道来，介绍天山南北，畅谈未来发展，并讨论采访主题和安排路线。记得他谈到新疆奶业发展，十分遗憾。他说新疆应该做奶业龙头，资源环境和生活习惯都应该发展奶业，做强奶业。比如伊犁这地方是新疆的，但伊利奶业却是内蒙古推出的品牌。在甘肃，我们采访宋照肃书记，饭桌上他侃侃而谈，从陇东的天水麦积山文化到河西走廊的酒泉、张掖、嘉峪关敦煌文化，如数家珍，让我们大开眼界。在北京京西宾馆采访陕西省委老书记，需要为他拍照片，书记已经午休，我很不好意思，还是敲开了房门，他很配合，下床穿好上衣，坐在沙发上就照了人头照。
     
    尤其记忆深刻的是在福建采访习近平同志，习近平同志平易近人、朴实真诚的作风让我至今难忘。那年，参加完在福州召开的全国“菜篮子”会议后，我去拜访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采访他并送上我刚出版的书，里面有我对他以前的专访报道。按过去采访时相互留下的电话，我约好了第二天拜访他。那天下午，秘书小陈到省委大门外等着我，小陈带我到习近平同志办公室。习近平同志办公室是两间普通房，窗明几净，简单白墙，墙上挂着中国和世界地图，红色的竹沙发已经磨出了光泽。习近平同志厚重温和，他语气和缓地对我说，农村记者要多关注福建，福建是农业大省，省委确定的任务是念好山海经。他走到墙上的地图前给我讲福建的地域优势和绿色发展。八闽大地，山川秀丽，江海绵长。对着无限江山，他胸有成竹。最后，他认真翻看着我送给他的书，诚恳地感谢报社对福建的宣传，鼓励我们做好报道，做好发行，扩大影响，并勉励我要做专家型记者，善于研究问题，发现问题。临走，我们合影留念。他执意送我到办公楼外，我一再表示感谢。
     
    
    1985年冬，由《中国农民报》等新闻单位组织的全国万元户
    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作者联络的一个小组在天安门前合影
    我从事的第一个新闻活动是刚到经济新闻部不久，部门组织召开的全国万元户大会。经济新闻部顺应当时全国鼓励争创先进户、万元户，联合《人民日报》经济部等首都新闻单位，举办了全国万元户大会。后来，我所在的新闻单位办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办得也不错，但是我对这个活动印象最深。它第一次让挣钱的农民当先进、做模范，第一次让发家致富的农民代表到北京，风风光光在北京接受表彰。那次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四五百人，涉及农村各个行业，驻地在北京回龙观宾馆。内容与形式和现在的会议差不多，座谈、研讨、参观、照相等。其中一天活动是到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参观和接受团中央领导接见。会议分十几个小组，我负责联络一个组，组里几乎所有的代表都比我年龄大，参观天安门，大家都很高兴，你拍我照，特别兴奋。当天晚上，一个四川来的万元户带了一篮柚子般大的酥梨，让我们转交邓小平同志品尝。浙江来的一位养鸭户把自己带来的咸鸭蛋拜托我们送到中南海。2015年春，我由西安飞上海虹桥机场，刚刚登机，就看见一个年过半百的中年人一直看我，目光对视，我看到他打开随身行李箱，拿出一张黑白照片走到我面前，有些惊喜地问我：“你是赵记者吧？”他感叹，变化好大啊。这位中年人，就是当年参加万元户大会的浙江省养鸭户，他在我联系的那个组，之后他换过不少职业，不再养鸭。现在他已是腰缠万贯的企业家了，在杭州有企业、有别墅。但那张合影，他一直珍藏着，他说这张照片对他是无价之宝，一直激励着他。他与我都在这张合影上，大家穿的都是蓝灰色的中山装，中间是时任团中央的领导胡锦涛和刘延东同志。
     
    我编的第一篇稿子很短，短得不到百字。大家知道，20世纪80年代是农村商品生产初期，农民对市场信息的需求十分强烈，报社顺应读者这一诉求，开办了《市场睁望》《供与求》等栏目，为农民解决买难卖难问题提供平台。比如某省某县某村某人需要多少小鸡或者砖瓦机，附上联系人和电话地址，这一小栏目，虽然小，但很实用，深受读者欢迎。当然，时间长了，问题也来了。为此，经济新闻部还给报社惹出一场官司，我和同事唐园结代表社长法人打赢了这场官司，这也是我第一次走进法庭、第一次当被告。
     
    事情是这样的。记得那是西部的一个家庭小作坊，刊登了一条销售信息，据他们说，信息发出后反馈不错，但是发货后，他们收不到款。于是，一纸诉状把报社告到了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当时咱们报社社长是副部级老干部，工作异常繁忙，不可能为此上法庭，于是委托我俩代理。当时，上法庭是丢人的事，即使为单位出庭也不是好事，我俩深感压力。但是，冷静思考，我们是服务农民才刊出的供求信息，本质是真心为供求双方服务。再说我们只提供信息，没有承担延伸的交易业务。初生牛犊不怕虎，接到这个活儿，我们很认真，恶补了法律方面的知识，又与搞法制报道的记者请教讨论。后来，我们坐在了被告席上，几次开庭，我们据理力争，唇枪舌剑，最后官司赢了。当然，我们赢得并不轻松，毕竟对方有损失，我们答应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他们催款。这场官司，给我的启示和教训不少。一是让我更加感到经济领域纷繁复杂，经济新闻必须事实准确扎实，来不得半点虚假。二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干任何事情都要有风险把控、底线意识。三是相关资料文件要存档记录，以防万一。有了这个第一次，后来报社的几件官司，领导坚持让我直接办理或者参与，都取得比较满意的结果。
    以上内容摘自《行进中的中国乡村》。
    责编：豆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