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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价值 布伊尔不仅注重环境批评对伦理的“重塑”，也关注对政治的“介入”，他借用福柯的“生态政治”概念，反思传统的“生态批评”，认为传统的生态研究仅仅关注“自然环境”，却常常忽视了“社会环境”，而社会生态环境既关涉性别、族裔，又关涉城乡、域别、国际。“过去十年中，一些生态女性主义者在一个更广泛行动中走在前列——使环境批评对环境福利与公正等问题更加投入，更急切地关注社会中的贫穷者和边缘者，关注都市化景观、种族主义、贫困、中毒以及环境不公带来的受害者与见证者的声音。”[6]112“环境正义”理论就是从种族、阶级、性别角度分析环境问题。 布伊尔在环境批评中的政治反思不仅指向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失误，还批判政府机制运行中的痼疾，其环境批评体现出一种自觉的政治批判意识。布伊尔列举了不同族裔作家的环境文学作品来阐述环境正义的重要性。孟加拉国作家马哈斯伟塔·戴韦的短篇小说《浦特罗达克塔尔、普兰萨哈和皮尔萨》中，非法谋利者施用化肥和农药污染了井水，皮尔萨村在邪恶的外来者和自身文化痼疾的合围下变动更加边缘化。加拿大作家芭芭拉·高迪的小说《白骨》讲述了皮尔塔村因森林砍伐加剧而导致沙土流失和河水蒸发，而土壤质量的恶化最终危害农业，形成恶性的循环。布伊尔以澳大利亚原住民诗人凯文·吉尔伯特与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区域主义”作家西娅·阿斯特利的小说《创造天气》来表达对环境正义的强烈的政治诉求。上述两位作者都把白人定居后澳大利亚的“开发”的故事编码为一个关于贪欲、消耗和退化以及原住民受困的故事。“两个文本也都表明环境正义责任感如何与生态中心信念共存，尽管其表达方式不同。”[6]124布伊尔认为，美国印第安作家琳达·霍根的作品描述印第安人以大地为根基的日常生活，展现印第安人万物有灵的朴素自然观的万物一体的生态整体观以及在现代社会变迁中不得不面临的生态困境和身份危机，体现出鲜明的生态意识与环境正义理想。 环境问题亦是国家地缘政治学的产物。国家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改变着物质的生态环境。“只要国家政体在改变国家景观的形态，国家规模的环境批评就继续有意义。”[6]82布伊尔指出，美国和墨西哥在工业规则和福利分配方面的差异就影响到了两国边界处的地形差异。只要“祖国神话”的设想建基于“国家主义”的观念，以疆界为基础的“祖国神话”就必然会存在以种族或国家为“中心”的文化立场。民族解放运动、妇女权利运动相互促动，布伊尔对“环境正义”的强调亦与美国乃至全球的女性解放、种族平等、绿色生态等现代社会运动是相呼相应的。 (三)审美价值 “要真正有效地从根源上解决生态问题，还须从美学以及美学生存的社会空间中去寻找，探寻自然在人类文化中的生存状态。”[5]228布伊尔认为环境批评应当考虑其审美价值，这一点不仅体现于他在环境批评中提倡“放弃的美学”“流域美学”等美学观念，还体现于他对环境美学与环境批评之间密切联系的关注。“在支持或反对环境改变上，美学能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7]3布伊尔的环境修辞建基于道德和审美之上。在进行伦理审视与政治评判的同时，布伊尔也在对各类文本进行审美的阅读。布伊尔环境批评的审美取向是在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是作为环境美学的思想观念，二是作为“呈现环境立场的文本”的语言的审美特征。“语言绝不会复制文本外的景观，但是语言可以偏爱景观或背离景观。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其基本的审美判断中发现，如是叙述者否突出本地地名、方言与本土物种的俗称等。”[6]33布伊尔通过强调语言的形象性、蕴情性、隐喻性，进而突出“环境文本”的审美价值。 布伊尔从审美的角度阅读《沙乡年鉴》，受到了利奥波德“和谐、美丽、完美”的“大地美学”观念的影响，认为文本是探索性而非劝诫性，也是叙事者与环境之间的“具象对话”的一个关系性领域。布伊尔在《为濒危的世界写作》“导言”中指出，所有人类生态学才的努力主要是与态度、情感、意象、叙事等“精神状态”有关。从情感表现来说，只有“自然”被带进人们的日常意象和故事叙述，自然的美丽和苦难才会被看见与发现。在对环境文本中分析中，布伊尔不仅注重“环境性”，还注重审美想象、故事结构、人物情感、语言特点、个性风格等“文学性”。布伊尔环境批评中的美学观并非是“超功利”的，而是有其“功利”目的，其环境批评实践旨在扭转人们的环境价值观念，塑形人们的环境感知模式，激发人们的环境审美情感，促进人们的绿色环保实践。 从爱默生等人的超验主义思想到“美国小说之梦”，从梭罗等人的自然写作传统到美国文化形成，布伊尔的环境批评观念的背后既有对传统生态批评观念的反思，还有欧美田园主义思想的梳理。“布依尔希望从美国的历史背景中考察文学中的环境的想象。”[9]布伊尔对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关系探究的背后其实是以美国的“国家形象”建构作为底蕴的。“环境想象”一定程度上成为“新大陆梦想”“田园理想”“民族文化”等美国人“国家想象”的“晴雨表”。面对全球生态环境在现代社会进程中的巨大变化，文学批评家对环境与文学关系的思考仍在继续。布伊尔自身也经历着全球生态批评从“第一浪潮”到“第二浪潮”的嬗变，也清醒地认识到环境批评在学科合法性、研究范式、批评意义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然而，布伊尔对环境批评的未来依然充满了信心。“环境批评将被看作是21世纪之初产生大量有挑战性著述的运动，它推动了文学及其他人文领域对环境的持续关注，并通过一些教育活动加强了人们对地球命运与人类责任及环境正义的认识，环境想象在改变思想、生活、政策及创作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6]133布伊尔想象环境的范型中隐含着我们恰当处理环境危机的思想途径，也是当代生态批评话语最为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