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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劳伦斯·布伊尔是美国生态批评领域的一位重要批评家。布伊尔的环境批评以现代环境伦理思想为基础，探讨了文学想象与环境表现之间的关系，阐述了环境想象在解决环境危机中的积极作用。布伊尔环境想象的基本范式是修辞话语、展演和重造，具有伦理、政治、审美的多重价值维度。 关 键 词：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想象范式/价值维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比较文学视域下的生态散文研究”(14XZW011)。 作者简介：郭茂全，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郭茂全(1973- )，男，甘肃武山人，兰州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学批评研究。 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是美国生态批评领域一位重要的批评家。《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写作和美国文化的形成》(1995)、《为一个濒危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地区的文学、文化和环境》(2001)、《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2005)被称为布伊尔生态批评的“三部曲”，其他著作有《文学超验主义》(1973)、《新英格兰文学文化》(1986)、《爱默生》(2003)、《伟大的美国小说之梦》(2014)等。 “环境批评”(environmental criticism)一直是布伊尔生态批评的关键词。布伊尔以环境伦理为指导原则，以“环境想象”为核心，以“为濒危的世界写作”为批评目的，通过“环境的想象”(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地方想象”(place imagination)、“地方依附”(place attachment)、“有毒的话语”(toxic discourse)、“生态无意识”(ecological unconsciousness)、“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重新入住城市”(reinhabiting the city)、“流域美学”(watershed aestherics)、“海洋想象”(ocean imagination)等范畴建构了自己环境批评理论体系。“‘环境的想象’不仅是布尔探寻生态危机根源的出发点和视角，还是他的文本分析和批评理论的基础。”[1]限于篇幅，本文将重点探讨布伊尔环境批评中的想象范式与价值维度，其他范畴另撰文评述。 一、“环境想象”中的“环境”与“想象” 不同理论家对“环境”的解释各不相同。一般来说，“环境”指人类的生存环境，既包括大气、水、土壤、植物、动物等自然因素，又包括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观念制度等社会因素。生态批评中的“环境”既涉及自然环境，又涉及人文环境。基于对人类“永远不会再遇到一个原始状态的自然环境”的认识，布伊尔认为环境批评中的“环境”并非仅指“自然环境”，而指自然与人文相统一的“物理环境”。“我用‘环境(的)’指的是可感知世界的‘自然的’和‘人造的’两个维度。”[2]3“荒野”“田园”“海洋”“流域”“城市”“住宅”等都属于布伊尔“环境”的范围。“物理环境(自然的和人造的)在某种程度上塑形着文化，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塑造着物理环境，两者相互建构。”[2]6人类与环境互为主体，文化环境与自然环境相互塑造，共同构成人类的“环境”。 想象是人们在头脑里对已储存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并形成新形象的心理过程。“环境想象”就是人们对环境及人类与环境关系问题的想象。环境规划、环境设计、作家或艺术家对环境的审美创造、批评者对环境的评判以及对环境文本的解读等在广义上都可称为“想象”。环境想象的范式就是布伊尔的批评话语范式。布伊尔认为，人们要理解环境，必然就需要想象，想象贯通在人们理解事物的不同阶段。“环境连通性要求想象行为不要停在于一个阶段，而要贯通于结合、讲述、理解三个阶段。”[2]17布伊尔不断思考着语词世界与环境世界沟通的通道，思考着人类倾听和理解环境的方式，认为“环境”是“被创造”与“被发现”的，“想象”就是一种发现能力与创造能力。“环境危机包含了想象的危机，我们必须找到人类想象自然和想象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好方式。”[3]394布伊尔希望读者既能认识到想象性作品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力，又能感受他对想象性作品的感悟，并在重审经典中真正地理解“环境”。“原则上，我相信任何一种艺术想象形式都可以是通向环境的窗口。”[4]可以说，“想象”是主体间性关系生成的一个桥梁，也是连通物质世界与语言文本的一个中介。人类与万物成为诗意盎然的“想象共同体”，也成为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自然环境”通过“文学想象”与“批评实践”成为人们重建绿色生态的能量源泉。 二、环境问题与文学想象 (一)环境问题与文学想象的关联性 文学文本与物质世界之间的指涉关系是布伊尔环境批评理论中首先思考的“元问题”。“环境再现要求语言是指涉性的语言，反对语言与世界的分离，反对导致人与自然分离的倾向，要人走近自然、亲近自然。”[5]227布伊尔认为大多批评家都把文本作为自然环境及其与人类社会之间互动的折射，都在努力打破创作、批评、田野考察、环境行动等之间的“形式壁垒”。[6]30“实际上，一个文本从生成到接受的每一阶段都必须被考虑到环境内容的嵌入。”[6]44无论偏于“再现”的写实性作品，还是偏于“象征”或“幻想”的虚拟性作品，皆属于“环境文本”。“环境无意识”比政治无意识更为深刻地“嵌入”文本之中，“环境指涉性”因此成为文本整体特性的一部分。布伊尔关注着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文学作品都具有召唤想象世界的功能，文本对环境进行编码和表达，同时自身具有“环境性”(environmentality)。“环境文本的潜能不仅在于读者与文本间的交流，还在于鼓励和导引读者与自然间的交流。”[7]97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探路者》、苏珊·费尼莫尔·库柏《乡村时光》、梭罗《瓦尔登湖》、乔治·普尔金·马什《人与自然》、薇拉·凯瑟《啊，拓荒者》、威廉·福克纳《去吧，摩西》等都是具有“环境性”和“环境取向”的代表性作品。 “想象”创造了“第二自然”。“想象”可以将读者与作家到过的地方连接起来，可以将读者的思想引向不同寻常的未来，可以影响读者对物理世界的关心，也可以使读者阅读一个珍贵的或者濒危的地方。“洞见、价值、文化和想象等问题是解决今天环境危机的关键，至少同科学研究、技术手段和法律规定具有同伴的基础作用。”[6]5人们对环境问题或环境危机的文学想象会改变其阅读的思想观念，进而引领其践行绿色的生活方式。布伊尔强调：“虽然文学艺术领域可能看起来并不像经济学、法律或者应用科学那样，在处理生态问题上是一条实用的途径，然而它却是至关重要的。”[8]布伊尔通过对文学想象中的景观类型与生态话语的反思来阐明自己的环境批评观念，并坚信“文学想象”的“精神治疗”作用与“环境保护”功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