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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造世界的模式 “重造世界的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创造浪漫的“乌托邦”或离奇的“异托邦”世界的模式，这种模式被布伊尔认为是“环境诗学的极限延伸”。“在叙事中，至高无上的环境诗学所展现的东西将是对整个世界的重造。”[6]56布伊尔的“重造”模式主要表现在科幻作品之中，“乌托邦叙事”就是一种“重造世界”的方式。 融入了人工智能、人机混合、遗传工程等尖端技术的科幻小说关注着生态危机、环境伦理以及人类与非自然界的关系，作品中暗含着地球可能被技术危险物摧毁的生态焦虑与理论假设，这种假设进一步推动了更加精妙的环境想象。布伊尔结合创作实际来看阐述环境想象中“重造世界的模式”。美国科幻小说家艾米·汤普森的《远处的颜色》讲述一位因银河系任务半途而废被困的生态学家如何发展像外星人一样的保护性身体、可视性皮肤语言、树上栖居等文化障碍，最终适应一个属于青蛙模样智慧生物绿色丛林星球的故事。美国日裔作家山下凯伦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穿过雨林之拱》写一个在国外漂泊的额前旋转的球体可以追踪金属的日本半机械人的经历，作品将拯救雨林、信鸽通讯与疯狂消费、网络化的现代通讯等内容压缩在一起，传达着“我们必须挽救世界”的生态良知。 就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整体话语体系来看，他所提的“有毒的话语”“决定论的话语”等是以话语类型来划分，而“住宅想象”“流域美学”“海洋想象”等又以所关注的对象归类。布伊尔环境在想象模式的分类中既参照话语特点与诗歌、戏剧、科幻小说等文学体裁，又关注到文本与世界之间的“摹仿”或“创造”的差异。布伊尔修辞话语、表演、重造的模式分类之间有差异，又有融通互补。从历时性的发展来看，布伊尔的“环境想象”经历了从“生态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念到“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念的递嬗。 四、环境想象的价值取向 布伊尔的环境批评有其“为濒危的世界写作”的生态理念，有其对“环境正义”的社会理想，还有其对天地和谐境界的审美追求。 (一)伦理价值 布伊尔非常重视批评的伦理责任感，倡导一种“非人类生命中心的伦理观”。“人类对环境的责任是文本的伦理倾向的组成部分。”[7]7“名副其实的环境批评产生于比职业水准更高的担当意识。即使它受到学术规程的限制，也会因人们的环境关切而赋予其能量。”[6]97布伊尔非常赞同作家在环境想象中的伦理诉求。他认为福克纳是一位“生态历史学家”，福克纳的小说《八月之光》中就将森林历史与社会历史交织在一起；《去吧，摩西》中的熊既见证了原始森林的消失，又预示了大自然的死亡。“通过想象休闲的场景，福克纳和利奥波德重新构想了自然在文化的空间中的地位，并在这一过程中为把自己想象成肇事者或受害者的观众确定了‘所有权’和‘占有’的伦理。”[2]171在评价乔里·格拉海姆与朱迪丝·莱特等人的诗作时，布伊尔认为两者的诗作都表现了精妙的环境感知和深切的环境良知。 布伊尔深受“土地伦理”(land ethics)的倡导者奥尔多·利奥波德。“为了激活很多读者的‘生态良知’，也是利奥波德试图培养的，有些像福克纳的虚构的想象是有必要的。”[2]195生态伦理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人伦”，而且也是人与动物之间的“物伦”。“生物区域主义者更加偏爱的，不仅是关于环境认识能力的伦理，也是关于‘可持续性’的伦理——更加审慎、自足地利用自然；在生物区域内外，都对人类之间、人类与非自然之间关系有更好的考虑，以便环境和人类质量得到保证。”[6]84布伊尔是在反思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基础上阐述自己的环境伦理思想的，从其环境批评中引述的论者及其观点来看，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与“生命共同体”的观念、阿伦·奈斯“深层生态学”的观念、马丁·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的思想都深深地影响了布伊尔的环境伦理思想的形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