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东
    
    《人民日报》刊登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拥护中共“五一口号”的通电和给毛泽东的复电
    
    王兴东在美国采访张治中将军的女儿张素久（中）
    
    文学作品《建国大业》
    编者按：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为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实现建立新中国的光荣使命，发布了《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五一口号”的发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对于新中国的建立意义重大。为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本期纪事版专访了《建国大业》编剧，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编剧王兴东，请他讲述学习党的统战历史和该电影创作中的故事。
    一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一转眼，创作《建国大业》已是10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回想起来，往事历历在目。
    说起《建国大业》的剧本创作，让我至今久久不能忘怀的，就是写这部史诗般电影的初衷了。
    1998年，我成为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很多有关统战政协的知识引起了我的好奇和学习的兴趣。比如，人民政协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是如何完成“建国大业”的？政协第一届会议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又是怎么来的……这些伟大的历史功绩让人激动，也引发了我的思考。我想，作为一名电影编剧，我能不能把它写成电影呈现给观众，让广大老百姓对这段历史都有所了解呢？于是，我早早就有一个愿望，开始在心中构想一部电影的蓝图。
    因缘际会，2006年在一次参加由北京市政协策划的电视剧本《政协委员》的编剧讨论会上，我提出能否写一部讲述政协历史渊源的电影作品，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届政协的故事。当时在座的领导都表示支持，但是剧本写作的难度很大，怎么写，还需要请示，前期也需要做深入的研究和准备。当时我已经是连任的全国政协委员，对政协的感情日益深厚，更感到有责任通过自己专业方面的努力为政协事业做出一点贡献。特别是有一次，在讨论全国政协文史馆建设的时候，时任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王蒙就谈起了第一届政协会议召开的一些情况，我眼前仿佛呈现出了一部建国大业的恢弘画面，那个时刻，我就想，不能再犹豫了，要真正开始绘制我曾经构想的《建国大业》这部电影。
    早在1998年，我为新中国成立50周年创作的献礼片《共和国之旗》时，就专门采访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图案的设计者曾联松先生。当时，为了采访全面、深入，我还到中央档案馆查看了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的资料，看到了用胶片拍制的纪录片，片中记录了1949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的概况，以及人民政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担负的伟大历史使命。那么，这使命是什么呢？我在阅读资料的时候，从档案中感到会议上每个人的发言中，显示出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兴奋和团结一致的爱国情绪，以及各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紧紧围绕在党的周围积极建言献策的场景，令人动容。比如徐悲鸿先生提出使用《义勇军进行曲》的场面；田汉先生提出使用当时被淘汰的复字32号五星红旗图案作为国旗的场面，当时支持使用五星红旗的还有妇女届的代表，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从这些资料中，我能想象出一幅幅生动感人的民主、团结、协商的影视画面，更强烈地感受到，这个使命就是要建立新中国。于是，片名就酝酿出来了———《建国大业》。
    二
    片名确定以后，就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阶段了。我在这个阶段，不仅重温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党的统战历史，还真正在思想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让我对艺术创作有了更深的感悟。
    要想写好《建国大业》，光有中央档案馆的资料储备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进行实地考察、采访，真正深入地接触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从而获得客观、丰富、完备的素材。
    记得开始构思剧本的时候，我最为关注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48年4月30日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这对于组建一届政协、完成建国大业的历史使命具有着重要意义，是我学习和研究的重点，也成为我写作剧本重要的切入点和电影贯穿始终的线索。
    和“五一口号”紧密相连的那片革命圣地——晋冀察军区，就坐落在河北省阜平县一个叫城南庄的地方，这个地方和西柏坡一样，有着同样重要的历史意义，“五一口号”就是从这个地方发出的。它像磁铁一般吸引着我，是让我在决定写作后第一时间就奔赴的地方。我来到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看到馆内建设得很好，讲解员也很有耐心，她们为我一一讲解馆内陈列及其故事。走到1948年5月1日的《晋察冀日报》的展品前，我们驻足很久，在它的旁边，还有一张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讲解员便跟我简单地讲了一下其中的故事：当时邓拓接到通知，说有重要文章要发表，就匆匆去见毛主席。当他接过“五一口号”，看到第五条是主席亲笔写在原稿上的，非常激动。为慎重起见，他把打出的清样再拿给主席审改，次日便发表在《晋察冀日报》的头版头条。在这张《晋察冀日报》前，我仔细阅读“五一口号”，特别是对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认真研读，感受那种超越时空、振奋人心的激越情怀。由此，我也了解到，在“五一口号”发出之后，当时的国民党派出飞机轰炸城南庄，好在聂荣臻元帅发现得及时，把吃过安眠药刚刚睡着的毛主席叫醒，进行了安全转移，才避开了危险。这些故事现在听起来依然惊心动魄，也是我当时收集资料的重点。
    可以这样说，“五一口号”是吹响蒋家王朝走向覆灭的冲锋号，也是中国各民主党派、各阶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奏响民族复兴的集结号，更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唱响建立新中国的进军号。梳理清晰这层重要的意义后，我就明确了“五一口号”的发布，应该是《建国大业》这部电影的开端。
    三
    电影是以人物为核心的叙事呈现，剧作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筹建人民政协的历史过程，那么就要着重描写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他们号召、团结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的生动故事。
    当把这层艺术与历史关系明晰后，我就将宋庆龄、张澜、李济深三位爱国人士和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作为电影中主要故事的支线和重点描写对象，将冯玉祥、张治中等爱国人士作为支线中所重点刻画的对象。为此，我对这几位民主人士的故居、纪念馆及其后人进行了考察和探访。
    记忆深刻的是，我采访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亲历者雷洁琼副委员长，她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还是著名的学者。我清晰地记得拜会她的场景。当时雷老已90多岁高龄，精神依然矍铄，交谈中，她思路清晰、记忆力超凡，谈起当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感受时，心情依然有些激动，她对中国共产党那种深厚的感情溢于言表，令我十分感动。我想，那次采访是我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和一个编剧的幸运，也是我人生中幸福的时刻。
    还有一件让我兴奋的事情，就是之前提到的采访国旗的设计者曾联松先生。如今，当我们唱起国歌看到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时，我们心中会不会在想，如此庄严简洁、颜色鲜艳的国旗是谁设计出来的呢？曾先生是怎么想到使用一个大星和四个小星的图案的呢？这个设计者就是当时在上海工作的一名小职员曾联松，那年他只有32岁，是偶然见到报端刊登新政协筹备会公开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的启事，于是便大胆设计了五星红旗的图案，交给第一届全国政协筹备会。他的设计最后在收到的2000多个国旗图案中，脱颖而出，只是进行了简单的修改，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曾先生告诉我，根本没想到自己一个籍籍无名的小职员设计的图案竟然会被选中，这不正体现了党领导下的团结和民主吗？不正说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吗？在他的讲述下，我好像也看到了国旗上的五颗红星闪闪发亮，照耀在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每一寸土地上。
    一直都记得，当时我曾到美国洛杉矶采访张治中将军的女儿张素久女士的情景。张治中被称为“和平将军”，在国民党任职期间，他坚持国共两党和平相处。他曾三到延安，是共产党的好朋友，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就住在他家里。张素久跟我讲述，1949年，张治中将军率代表团到北京谈判，后来毛主席挽留他，他原本是担心家人的安危，想回到重庆复命的，没想到周恩来总理为保证其家人的安全，把他的一家都接到了北京。但有一段时间，他还是闷闷不乐，特别是听到国民党的广播和散发出去的有关自己的消息时，他很痛苦。张素久女士讲到，然而有一天，有一位带着口罩、带了一个警卫员并带着一个暖瓶的同志来到了她的家，当父亲得知，是毛主席亲自来看他时，特别感动。毛主席送他一把手枪，经过交谈，他终于放下心中忧虑，愿意长留北京。在随后的和平解放新疆的工作中，张治中将军做出了重大贡献。张素久女士告诉我，她的父亲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是一心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是能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理想的引领者。
    四
    《建国大业》从1998年设想开始，到2008年完成最后的写作，历时10年。在这看似漫长的10年中，实际上我却开启了一段重温历史、感化心灵之旅。
    我一直觉得，每一个政协委员都有一段故事，都可以成就一部优秀作品；每一届政协会议都让我们更加团结奋进，都让我们在发光发热中不断成长。
    作为电影编剧，每一段故事、每一篇资料、每一个场景画面都可以成为创作的素材。在浩如烟海、丰富多彩的素材中，如何才能将其提炼、加工，成为表现创作者思想和精神的东西，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在我的写作过程中，这种想法时时萦绕在我脑海。
    在创作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写邓颖超三顾茅庐赴沪请宋庆龄一章的时候，开始我一直没有拿捏到她们两人所谓的“共同点”，一直在想邓颖超如何说服宋庆龄到北平参加政协会议才能让观众看起来真实、可信。一直想，反复想，读宋庆龄的文章，读邓颖超的资料，甚至把毛主席给宋庆龄的信都熟到能背了下来，但还是没找到“感觉”。正在纠结之际，友人邀请我去海边游泳放松一下，我想反正也写不出来了，干脆就去吧，就在海边，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道具———“钢琴”，宋庆龄一直与钢琴为伴，音乐是可以传情达意的，于是我就安排了在宋庆龄弹琴之际，邓颖超跟她聊二人的相似之处———一生没有孩子，宋庆龄一边弹琴，邓颖超一边背诵宋庆龄写的《广州脱险》中关于痛失孩子的篇章，二人相拥而泣。于是，宋庆龄答应了邓颖超随她北上参加会议。这三场戏，是层层递进的，从邓颖超第一次拜访宋庆龄劝她北上，将毛主席写的信给了宋庆龄，宋庆龄看完信，说不想去；第二次，宋庆龄邀请邓颖超等人去视察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小先生”夏令营，她知道宋庆龄喜欢孩子，就托人为参加夏令营的孩子们准备了午餐，宋庆龄既开心又感动；第三次就是她们一起弹钢琴、背诵《广州脱险》，表达彼此为了革命事业一生无子的遗憾和怅惋，情到最深处，宋庆龄接受了邀请。在写作这段时，我也被感动了，这种感动不仅来自于她们之间的情谊，更来自于自己将其情意表达了出来。2009年《建国大业》筹拍，作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影片呈现出来，受到各界的好评。但现在看来，有很多镜头和场面还没有得到最好的体现，希望今后有机会弥补。
    今年正值“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这对于党领导的人民政协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们的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借此机会，重温《建国大业》的创作，作为一名老委员和艺术工作者，我的内心依然充满着一种感动与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