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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识20世纪的中国新诗，必须正确认识20世纪中国的历史，以及新诗运动与这段历史的关系。 要认识20世纪的中国新诗，必须正确认识20世纪中国的历史，以及新诗运动与这段历史的关系。在中华民族历史上，20世纪是人民革命、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艰难探索并取得重大成就的世纪。与人民革命、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复兴这一历史主潮相关联的新诗，生成于这个时代不同阶级、阶层，不同的人群，受到时代的影响，又受到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个时期多种思想文化及文艺的影响，形成了以左翼诗歌—革命诗歌—社会主义诗歌为主导、为主流的，多种思潮、多种流派交相激荡的多声部合唱。 20世纪新诗史上的优秀诗人如郭沫若、艾青、贺敬之，都生成于这个主导性的主流诗潮当中。他们在“今天和明天之交”生成，无不挺立于大时代的潮头，搏击于历史的风涛，是诗人，又是战士，感应中华民族、劳动者大众的历史要求和喜怒哀乐，没有书斋里的局促，避免了与时代、与劳动者大众的隔膜，无不弃绝私我的抚摸，不玩味于雕虫小技，不作斗室之内的苦吟。他们与积香木以自焚的凤凰、吞吐日月的天狗、行呤泽畔的屈原，与暗夜里飞舞的火把、落在中国土地上的雪、分割东西柏林的墙，与千年杨格庄的北风雪花和扑不灭的火、东海上挥舞云霞的太阳、不可阻遏的钱塘潮信……情理交通，相融相洽，创造着、生成着时代的新美，大美。 其中，郭沫若是中国“现代第一诗人”（闻一多语），他站立世纪之初放号，呼唤民族新生，创中国诗歌划时代之新声。他以《女神》横空出世，随后又续之以《星空》《瓶》《前茅》《恢复》《屈原》（历史剧也是一部“大诗”）等，巍然成就了新诗早期辉煌。他是自由体新诗第一人，彻底地打破了旧体诗词格律的镣铐，以生命的律动、自由的形式直抒性灵。在他看来，抒情的文字惟最自然者为最深邃，说自己“对于诗的直感，总觉得以‘自然流露’为上乘”。以“情绪的自然消涨”求取诗歌的内在韵律。他又是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新诗第一人，有着古典诗歌传统和屈原、李白的遗绪，喜欢惠特曼、泰戈尔、拜伦、雪莱、歌德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把西方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19世纪中后期以降的现代主义诗潮中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都拿来为自己所用，以“唯灵”式直抒胸臆和象征性意象的自然流动，唱出了中国现代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先声。“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20世纪的时代精神。”“不断地毁坏，不断地创造，不断地努力”。他张扬自我，但又打破了狭窄自我的户牖。他高歌个性解放，要吞吐日、月、星球和全宇宙，这个“自我”是诗人自己，又是那个时代追求光明的人们的共名，是动的和反抗的精神的人格神，一个“开辟洪荒的大我”。“自我”的战叫就是那凤与凰的和鸣：“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我便是你。/你便是我”。 到三四十年代之交，艾青崛起。五四、左翼传统和民族危亡的现实造就了艾青的品格。他以《大堰河——我的保姆》《向太阳》《吹号者》《火把》等一系列名篇刷新诗坛的耳目，以进取的姿态，与田间、臧克家等革命诗人相并立，相呼应，成为诗坛一道耀眼的风景线，承继并光大了30年代主流新诗。他40年代进入延安，历经温煦与严峻的大熔炉的锻造，真正领悟到了“诗人的笔必须为人民精神的坚固与一致而努力”。后来虽然遭受磨难，到80年代依然以坚定的人民诗学原则引领诗坛，引导青年，并用诗集《归来的歌》等提供典例，再造辉煌。他从欧罗巴取回象征主义，但是民族精神和革命理想，使他没有成为现代主义者，而是越出个人的小天地，在劳苦大众那里，在苦难中国的大地上，呼应历史主潮，讴歌民族解放，造就了开放的革命的现实主义新诗。他追求真善美和洽融合，借得象征，却是“用可感触的意象去消泯暗晦的隐喻”，以“对于今日世界的批判的严正与锐利”和“对于明日世界的瞩望的勇敢与明澈”，拓新和深化了民族新诗的表现力。他以成功的实践，使自郭沫若以降的自由体新诗走向成熟，标志着自由体新诗的一个新时代。在他看来，“自由诗体更是新世界的产物，比各种格律诗体更解放，容易为人所掌握，更符合革命的需要，因而也受到更多人的欢迎与运用”。他的自由体看重抒情主体诗情的起伏变化所造成的“内在律”， 却也不排斥“外在律”的适度调控，他坚信有感情才有格律，是诗产生格律而不是格律产生诗，他因此谱写了真善美相统一的诗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