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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美国小说家霍桑以人物心理分析见长。他早期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大多数取材于他在塞勒姆闭门苦读的档案典籍，而后期作品则更多取材于他的日常生活经验。比如小说《拉帕其尼的女儿》所描摹的拉帕其尼医生醉心于科学研究，尝试从植物中萃取毒素，结果亲手将女儿毒杀——这一故事的原型是爱默生的第二任妻子莉迪安。由于爱默生长期外出演讲访问，他的妻子孤独郁闷，只能靠调制毒酒自我麻醉。小说《玉石雕像》则以霍桑全家侨居意大利的经历为背景，书中温婉可人的女主人公希尔达无疑便是他夫人索菲娅·皮博迪的化身。此外，小说《福谷传奇》中高谈乌托邦社会改造思想的男主人公暗指霍桑在康科德的邻人、哲学家奥尔科特；而书中才貌双全又多愁善感的女主人公齐诺比亚的原型，一般说法是当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十九世纪妇女》的作者玛格丽特·富勒——尽管批评家言之凿凿，作家本人对此却矢口否认。100多年来，美国的霍桑学者及文学爱好者经过多方搜求考证，终于揭示霍桑后期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确实另有其人——此人便是19世纪中期的美国女作家、莎士比亚学者迪莉娅·培根。 1856年7月28日，身为美国驻利物浦总领事的霍桑赴伦敦造访迪莉亚·培根。后者时年45岁，已在伦敦旅居3年，撰写关于莎剧作者考证的专著。霍桑此行乃是受到妻姐伊丽莎白·皮博迪的再三敦促：自1849年由纽黑文迁居波士顿坎布里奇之后，培根小姐已成当地文学界的名人。 培根小姐出身于纽黑文牧师之家，14岁辍学，完全靠自学成才，15岁起在女子学校担任历史教师。1831年，即她20岁那年，匿名出版《清教徒的故事》，由此初登文坛。1832年，击败爱伦·坡，获费城《星期六邮报》短篇小说奖。1839年，她的第一部剧作《爱德华要塞的新娘》出版，剧终前主人公呼喊出“自由万岁”的口号，相当提振人心，可惜该剧商演并不成功。1845年，培根小姐退隐乡间，潜心阅读和写作；她在阅读史料过程中获悉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擅长用密码写作，这一发现为她日后的考证提供了灵感。 培根小姐热情活泼，智力超群，不乏迷人魅力，原本可以在当地社交界大显身手，可惜成名不久便身陷丑闻：1847年，她的哥哥、身为公理教牧师的莱昂纳德指控另一名牧师亚历山大·麦克沃特“品行不端”——在短暂的订婚之后，他对培根小姐始乱终弃——教会听证会裁决的结果：麦克沃特的行径固然应受谴责，但培根小姐行为不检招致物议，亦可谓咎由自取。 在纽黑文（耶鲁）颜面扫地的培根小姐到了波士顿却广受赞誉：她的不幸遭遇引发了坎布里奇（哈佛）自由派文人尤其是妇女界的广泛同情。像她的同时代妇女先驱玛格丽特·富勒一样，培根小姐以谈话课堂的形式谋生——话题多为历史类讨论，对象则多为波士顿上流阶层妇女。1848年，跟富勒一样，她由波士顿迁居纽约，谈话课堂在纽约仍大获成功——听众规模多达百余人，其中不乏将军、法官、教授夫人和小姐——著名女权主义者、社会活动家比彻夫人称之为“美国女性所受的最高礼遇”；另一位著名作家达尔夫人则推崇她为“阿波罗的女祭司”。 培根小姐断言莎士比亚戏剧的作者并非“目不识丁的屠夫之子”的威廉·莎士比亚，而是集体创作。她认为莎士比亚戏剧事实上是培根未完成的巨著《伟大的复兴》缺失的第四部分——该部分也并非培根独立完成，而是由以文学家弗朗西斯·培根、伊丽莎白女王宠臣罗利爵士、大诗人埃德蒙·斯宾塞、以及牛津伯爵等人构成的小团体合力完成——“他们是一班失意的政客，由于反对女王和政府被逐出政坛……被驱逐出一个领域，他们在另一个领域展示才能；被公开驱逐，他们在暗中反抗”。他们之所以不愿签署真名，并非如人们想象的由于廷臣创作戏剧有失身份，乃是由于该社团在剧作文本中暗植了反女王专制主义的共和思想（培根小姐本人师从莫尔斯，堪称密码专家）。而她的使命便是排除险阻，向世人揭示这一真相。作为一名曾经的历史教师，培根小姐坚信文学（尤其是历史剧）的功能不仅在于娱乐民众，更在于教化民众——她本人曾以莎士比亚体创作有关美国独立革命的历史剧，以社会精英的口吻向普通民众传布爱国主义思想。 以廷臣为主体的共和主义者通过戏剧向伊丽莎白时代的人民灌输反君主专制的思想，这一大胆立论在19世纪中期的新英格兰可谓惊世骇俗。正统派人士普遍相信美国共和传统植根于殖民地的加尔文清教主义，而培根小姐居然宣称共和跟民主自由以及三权分立一样都是欧洲大陆的舶来品，可谓是对学院派津津乐道的“美国例外论”的致命一击。 “康科德圣人”爱默生一开始是培根小姐的热情支持者和捍卫者——“近十年来，”他不无骄傲地宣称，他在美国发现了“两位具有原创力的天才”——另一位是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然而当培根小姐始终无法提供证据回应公众质疑，并且观点日益走向激进时，爱默生开始动摇和退却。他对培根小姐呈送的手稿态度冷漠（并在“无意”中弄丢三份手稿），甚至暗自怀疑她发了疯——1856年1月，培根小姐在《普纳姆》杂志发表公开抨击莎士比亚的长篇大论——爱默生大惊失色。受到读者的强烈反对，该杂志被迫将计划刊登的培根小姐系列论文全部撤除。 由于在美国学界遭到打压，受纽约银行家巴特勒资助，培根小姐愤而出走英国——为搜集证据，也为进一步完善她的假说——通过对三部莎剧《李尔王》《裘利斯·凯撒》和《科瑞奥兰纳斯》的细读，她对剧作中的政治隐喻和密码逐一进行破解，并自认为即使缺乏实物佐证，这一论断也确凿无疑。然而，令她悲伤绝望的是，在莎士比亚的故乡，跟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一样，人们对于天才的崇拜之情压倒一切。根本没有哪家出版社愿意（胆敢）出版她的研究“发现”。 1856年，当以作品《红字》蜚声大洋两岸的作家霍桑与培根小姐晤面时，后者贫病交加，已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霍桑兴趣盎然地阅读了手稿，他的妻子索菲亚也认为作为著作“非常精彩”，于是霍桑决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出面代作者四处奔走洽谈，并允诺为本书撰写出版序言。次年，厚达700余页的著作以《隐秘的莎剧哲学》为名在伦敦和波士顿两地同时出版。该书融宗教、科学、政治于一炉（培根对《李尔王》等剧作的解读采用了新批评和新历史主义方法，认为三部剧中皆有“恶君”形象），并大胆揭示专制是退步，共和才是历史进步的真理，在学术界产生相当影响。 书籍出版后，培根小姐倍受鼓舞，决定只身前往斯特拉福德，试图在莎士比亚墓地有所斩获，发现秘密社团埋藏的证物。她的这一次历险，在霍桑随笔“追忆一位天才女性”（论文发表在《大西洋月刊》，后收入随笔集《我们的老屋》）中被栩栩如生地记录下来：培根小姐坚持认为伊丽莎白时代哲学家的秘密档案就埋藏在莎士比亚墓穴之中。她成功地说服管理员同意她闭馆后继续留在墓室。她手持灯笼下到墓穴深处，而后待在那里一动不动，整整三个小时……培根小姐后来的解释是她当时面临激烈的思想斗争：一方面想不顾一切地开挖墓地，让真相大白于天下；另一方面又不忍违背自己的誓言（她向管理员发誓保证墓室完好无损）——最后她一无所获，只好黯然离开。 墓穴冒险无功而返，培根小姐极度沮丧：史上先贤哲人的英名被一位粗俗之人冒用，真相被掩埋在历史遗迹之中，她本人却无力揭穿。她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病；一位亲戚将她送往美国一所精神病院，两年后培根小姐去世。 霍桑与培根小姐的交谊，一开始或许是受爱默生的刺激（在提携文学后进方面，二人长期存在某种相互竞争），但后来小说家确乎从她身上（及其作品中）发现了某种特质：即对于新英格兰正统加尔文教的反叛——莎士比亚是大西洋两岸文学界的偶像，正如加尔文教（清教）在新英格兰的赫赫权威，而任何敢于挑战权威的角色（何况还是女性）无疑都会引发作家的激赏——将培根小姐这一形象融入小说家笔下的人物，使之名垂青史，也就成了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挖掘出这一段史实之后，批评家普遍相信，在霍桑后期小说如《福谷传奇》《玉石雕像》以及随笔《英国笔记》等作品中，总不难在希尔达、齐诺比亚以及普莉希拉等人物身上发现培根小姐的身影。迪莉亚·培根堪称“霍桑最后的女主人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