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困长春》出版后，有朋友问我，全书54万字，直接叙述围困长春战役约占篇幅三分之一，为何用这个书名？我回答，围困长春既是一个战役的局部概念，更是一个东北全局的大概念。
    一方面，上世纪40年代末的长春，实际上是东北的政治中心。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垮台后，进军东北的苏联红军总部、国民党东北行营、共产党的东北局都曾设在长春。此外，松花江北的国民党黑龙江、兴安等五省流亡政府和省党部，均客居长春。换言之，长春是东北的代称，围困长春即是围困东北。
    另一方面，“围困长春”不是孤立的战役，是东北解放战争的大战略，与整个东北解放战争密切相连。究竟南下打锦州还是打长春？毛泽东与林彪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讨论与争论。国共双方领袖们的战略与策略考证、将帅们的战术研究，是本书第一重要任务。
    长春围困战是国共双方在一座城市争夺时间最长、最惨烈的一场战役。70余年来，围绕围困长春战役有若干似是而非的说法，成为中国革命战争与军事史上一桩重大历史事件，还原历史真相是本书写作另一重要任务。抓住了长春之争夺，等于抓住了研究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的钥匙。
    把战争置于大历史观中进行考量，我们发现，作为人类暴力行为的极致，战争一直客观存在着，一点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用正义战争消灭非正义战争是“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这是书写《围困长春》一条重要的指导原则。作为战争的参与者，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打倒了国民党，结束了多年军阀混战、人民流离失所、社会动荡的局面，为中国人民赢得了70年的和平。
    大历史观告诉我们，战争从来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主要的不是军事，而是经济、政治、社会、精神实力的综合反映与比拼。《围困长春》主要不是战争场景的专著，而是用相当篇幅叙述剖析了国共两方不同的方针、政策、制度等对战争走向的深刻影响。从而发现貌似强大的国民党短短三年迅速垮台的深层次缘由，以及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
    客观评价“变化”了的历史人物，是写作中不可回避的难题之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摒弃历史虚无主义与实用主义。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运动的、发展的。不能因为历史人物后来出了问题而文过饰非，要怀着虔诚态度尊重历史。要坚持秉笔直书，有勇气直言不讳，不受任何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有功即写功，有过即写过，既要写胜利与成功，又要写失败与教训。在这方面，我们惟一的有力武器是实事求是，靠证据支撑观点，靠原始档案资料说话。
    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肯下“笨功夫”、吃大苦头。面对2000多万字的资料、典籍、档案，要有嚼烂吃透的决心，一遍不行看两遍、三遍、更多遍。还要到若干战场的城市、乡村、山沟去查看与体验。几年来，为本书整理的笔记、索引比书稿多了许多。切肤的体会是，创作报告文学与其说是脑力劳动，不如说是艰苦异常的体力劳动更准确。
    只有着力在探究历史人物的思想脉络与性格上下功夫，才能写出有深度的作品。诡异的历史事件与扣人心弦的战争场面会使人眼花缭乱，但仅仅写清历史人物决策过程，弄清楚历史真相，这只是完成了纪实作品的第一步。大历史观要求，不仅要报告第一步，更要剖析为什么有这第一步？历史人物的心理、性格对决策行为有什么影响与作用？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则要剖析历史人物为什么形成那样的心理与性格，他出生及生长的环境对其心理与性格有何影响等等。
    总之，面对五彩缤纷的军事及战争题材佳作的笼罩与包围，报告文学突围的惟一途径，便是向别人未曾深入的战争场景背后的区域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