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桑比克作家米亚·科托是当代葡语文坛中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也是非洲葡语文学的杰出代表。然而对于国内读者来说，这仍是个陌生的名字。米亚·科托于1955年出生在莫桑比克的一个葡萄牙移民家庭中，原名安东尼奥·埃米利奥·雷特·科托，自1983年出版首部诗集《露水之根》以来，米亚·科托始终活跃在文坛之上，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题材丰富的优秀葡语作品，包括诗歌、故事、长篇小说和杂文。上世纪90年代起，科托集中精力创作长篇小说，在1992年发表了小说处女作《梦游之地》，以独特的语言及精妙的叙事重现莫桑比克内战历史，小说一经问世便引起极大反响，被评为“20世纪非洲文学最重要的十二部作品之一”。米亚·科托也凭借此书获得了享有“美国的诺贝尔奖”之称的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非洲葡语作家。2013年，科托因其新颖的叙事风格及作品中所展现的深厚人文精神荣获葡语文学界最具分量的卡蒙斯奖。时至今日，科托创作的长篇小说共计16部，作品在22个国家发行，成为被翻译最多的莫桑比克作家。
    作为一个出生在非洲的葡萄牙移民后代、一个在莫桑比克成长的白人，特殊的身份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米亚·科托通过写作向世界介绍莫桑比克，虽然小说具有虚构性，却都基于莫桑比克真实的历史与社会现实。莫桑比克作为葡萄牙曾经的殖民地，其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葡萄牙文学传统，但同时又具有其特殊性。在殖民地时期，反对殖民主义、探寻国家独立文化身份是莫桑比克文学的重要主题。在经历了旷日持久的解放战争、成功获得独立后，莫桑比克文学的主题回归到“斗争与革命”，通过书写战争回忆来还原历史。青年时期的米亚·科托与反抗殖民统治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有着紧密联系。解放战争后期，正在上大学的科托放弃医学专业，成为一名记者。独立后的莫桑比克遭遇内战，科托作为新闻社的通讯员多次到各地走访，感受到国家内部语言、民族与宗教文化的复杂多样性，意识到莫桑比克的国家身份并不是单一的，它包含着多种声音。在此期间，科托发表了带有反殖民主义色彩的首部诗集《露水之根》。其中诸如《身份》《大地的口音》等诗作思考对殖民活动造成的“混血文化”，试图为“莫桑比克国家身份”这一命题找寻新的意义。1985年，米亚·科托放弃了记者职业，重返校园学习生物专业，主攻生态学。在以环境生物学家身份到莫桑比克各地进行考察时，科托收集了大量关于战争的故事以及民间风俗、神话传说，为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素材。在每一部作品中，米亚·科托都尽力描述战争给莫桑比克人民带来的伤痛，展现古老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的误解与冲突。
    米亚·科托以葡语书写，将非洲土语及莫桑比克方言与葡萄牙语相融合，创造出一种新的表达，形成鲜明的“非洲性”叙事。科托坦言他的文学创作受到了巴西作家吉马良斯·罗萨的影响。罗萨在描写巴西内陆腹地时，应用内陆方言俗语创造新词汇，令语言恰如其分地服务于主题。在阅读了罗萨的小说《河的第三岸》后，科托感受到了“地震般的触动”，意识到以莫桑比克农村地区口语化、多元化的表达来还原当地风貌正是构建莫桑比克独立文化身份的立足点。
    《母狮的自白》正体现了科托一贯的语言风格与创作意图。小说发表于2012年，是米亚·科托基于自己在莫桑比克北部的真实经历写就，这点在小说开篇有所解释。小说延续了科托的叙事风格，由库鲁马尼女孩马里阿玛和猎人阿尔坎如分别以第一人称进行双线叙述，讲述发生在库鲁马尼的狮子袭击事件及对狮子的猎捕。在经历了狮子袭击人的事件后，科托在进行调查时逐渐明白其背后的社会原因，了解到莫桑比克北部地区女性在传统约束下的生活状况。狮子以女性为袭击目标是因为她们每日独自在乡间劳作，在惨剧接连发生的时期，女人们依旧在丈夫或父亲的命令下只身在野外抬水、拾柴、看管菜地。狮子吃女人在科托笔下演化为一个比喻，用来揭示父权制社会中针对女性的暴力现象——女性被社会、被生活本身所“吞食”。
    《母狮的自白》中存在两种压迫，一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压迫，一是父权制下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女性成为双重压迫的受害者。在殖民地时期，莫桑比克人民被动接受殖民文化，经历战争的伤痛，无法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而在摆脱了殖民地身份后，女性继续处于被统治的地位，没有任何权利，受到来自男性的“第二次殖民”。作为科托继《耶稣撒冷》以来最受人瞩目的小说，《母狮的自白》中有非洲古老传统的延续，有殖民文化对莫桑比克农村的渗透，有战争在人身上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但最重要的是，这是科托首次将非洲女性的生存境况作为第一主题进行创作。作家通过书写非洲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所受到的束缚与压迫，打破了西方文学中关于非洲的浪漫神秘形象，揭示“人性的恶之光”。
    在米亚·科托的小说中，女性形象通常具有二元性。她们一方面是社会和家庭的基础、是掌握宇宙真理的人，一方面是父权制社会中的受害者。科托对于女性的关注在其作品中早有展现，在2003年发表的故事《那马罗伊传说》中，作家就借叙述者之口说出与《创世纪》相反的世界起源：“起初，世上只有我们女人，后来才出现了男人。”《创世纪》作为父权思想的产物，在历史上成为许多文化中男权至上的依据。科托打破传统，强调女性的重要性。在小说《二十与锌》中，科托一语道出非洲女性的现实地位：“她们两人坐在地上，那才是女人该坐的地方。”在科托所讲述的非洲古老文明中，女性是神一般的存在，正如《母狮的自白》开篇的第一句话所说到的：“上帝曾是女人。”她们织造天空，懂得如何聆听大地内部的声音，掌握着有关于生命的至实真理。女性可以通过梦境与信仰去理解现实，男人们对此感到恐惧，于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男性逐渐将女性贬低为只能依附于他们的凡人。在父权制占主导地位的殖民地社会中，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变为阿尔坎如母亲口中的失势的月亮。在后殖民地社会中，女性的地位更加边缘化，最终沦为被夜幕吞噬的星星。
    在《母狮的自白》中，“马里阿玛的记述”这一条主线讲述了马里阿玛一家人在后殖民时期的生活，穿插着对解放战争时期的回忆。在马里阿玛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一个以热尼托·贝伯为“一家之主”的库鲁马尼家庭。无论是在传统环境中还是在接受了殖民者的同化教育后，女人始终受到剥削与压迫。在只有传统、没有法制的库鲁马尼，男性的统治地位最直接的表现便是针对女性的暴力。男性在“父权传统”的名义下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并不会受到制裁。阿妮法·阿苏拉、西林西娅和马里阿玛都受到热尼托·贝伯的暴力对待，却一直服从于他，这便是库鲁马尼女人们身处从属地位的绝对表现。区长家的女佣丹迪遭到多人轮奸，对于施暴者来说，他们并没有犯下任何罪行，丹迪则被认为是因“违背传统”而“罪有应得”，甚至连卫生站的男性护士都因担心冒犯传统而不愿接收她。米亚·科托想要揭示父权社会中人们视而不见的罪恶，“长久以来，在我们的社会里存在着各种形式的针对女性的暴力，这种暴力是无声的，我更愿意说它是被禁声的，被泛化的大男子主义之风所禁声”。
    西林西娅、阿妮法和马里阿玛分别代表着莫桑比克父权制社会中的三种女性形象。西林西娅虽然在开篇就已经死去，但她活在马里阿玛的文字中。西林西娅是无声的受害者，无法向他人说出自己遭受的暴力，她的名字Silência指向葡语中的“沉默”（Silêncio）一词。马里阿玛记忆中的西林西娅没有太多语言，她未曾说出自己的遭遇，但是告诫马里阿玛：“别希望它们（胸部）长大，妹妹，别希望成为女人。”对于西林西娅如何命丧狮口，书中并没有直接描写，但却暗示她故意在夜间出门，让自己成为狮子的目标。通过这一举动，西林西娅终于第一次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阿妮法·阿苏拉是无助的母亲，虽然能意识到女性所受的压迫，但已彻底接受了父权制意识形态，并将它施加到女儿身上。即便忍受着丈夫的暴力对待，在得知丈夫对女儿所作出的暴行后，她的第一反应仍是责怪女儿。阿妮法没有能力去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在经受了长久的暴力后，她已经习惯不把自己看作是活人——“我已经很久没活过了。现在，我不再是人了。”然而，在猎人到来后，阿妮法还是做出了尝试，企图借猎人之手杀死热尼托。在小说开头，阿妮法不希望猎人带走她仅剩的一个女儿，但在结尾，她请求猎人带马里阿玛离开库鲁马尼，她希望马里阿玛能够去过真正的生活，开启新的篇章，而她将继续守护着早已渗透进血脉的传统。马里阿玛代表着希望、自由以及强烈的反叛精神。虽然她生活在压迫中，处于从属地位，但作为一个识字的人，她通过书写来抵抗绝对统治，从文字中获得对自身的掌控。她记录西林西娅与母亲的遭遇，并在书写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发生在库鲁马尼女人身上的悲剧。库鲁马尼的女人都不能算活人，马里阿玛也是“生而即死”。对于父亲的暴行，马里阿玛的身体比意识先做出反应，她的瘫痪及饥饿的怪病都来源于此，在得知真相后，马里阿玛更是异化为兽，发誓杀光世界上所有的女人，以此作为对男权的报复。不再有女人，不再有孩子，这意味着人类的灭绝，同时也意味着世界秩序的重置。最终，马里阿玛并没有履行她的誓言，而是要去城市开始新的生活，以另一种方式抛弃旧世界。通过塑造这些在屈从中灭亡或反叛的女性形象，科托批判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不公，也表达了他对于改变父权传统的看法：男性应该借鉴女性的经验，毕竟“女人打磨男人的灵魂，如同流水磨石”。
    在由猎人叙述的主线中，猎捕狮子这件事看似是重点，实则却居于第二位，它是把阿尔坎如引到库鲁马尼的原因，但当猎捕行动发生时，他甚至不在场。真正伤害女人的狮子是父权制，这在马里阿玛的叙述中已有充分体现，所以阿尔坎如的叙述更多是站在一个外来者的角度观察库鲁马尼，感受古老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冲突。阿尔坎如始终难以摆脱童年时父母相继离世的影响。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在他母亲身上也有所体现。由于童年的经历，阿尔坎如有着“存在”层面上的焦虑，他尝试通过睡眠来从自身抽离，却总保有动物般的警醒。他想要“不存在”，但发现即便死亡也无法抹去一个人的存在，死者依旧能对生者产生影响。对于阿尔坎如来说，狩猎是让他从自身抽离的一种方式，在狩猎的某一个瞬间，猎人转化为动物。在小说开头，猎人和作家古斯塔夫就狩猎进行讨论，彼此无法理解对方的观点，但随着故事的推进，猎人与作家逐渐转换了角色，书写成为阿尔坎如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古斯塔夫则拿起枪。这种转变也包含着科托关于人性与动物性的思考。在这条主线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战争给库鲁马尼人留下的伤痛。在古斯塔夫采访村民时，作者借阿尔坎如之口说出他对战争的看法：“不存在用语言可以讲述的战争。有血的地方，就不会有话语。”这与马里阿玛主线中所回忆的战争片段相呼应，在马里阿玛的讲述中，她作为一个无法走路的女性，被家人视为累赘，在别人都为躲避战乱进入树林时，她和一堆不值钱的器物一同被丢在家里，等待着阿公阿德吉如的拯救。无论是战时还是和平时期，库鲁马尼的女性始终“不存在”，与寻求从自身存在中抽离的阿尔坎如形成强烈对比。
    米亚·科托曾在采访中表示他是白人也是非洲人，是欧洲人的后代也是莫桑比克人，是活在高度宗教化国度中的科学家，是在高度口语化的社会中写字的人。个人身份的种种矛盾令他对莫桑比克文化身份的多样性有着深刻理解，对书写国家历史与社会现实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从《母狮的自白》开始，科托开始关注处在社会边缘的女性。在莫桑比克农村地区，女性正是“他者”之“他者”，饱尝多种压迫。以《母狮的自白》，科托融入了莫桑比克人数虽少但成果斐然的“女性写作”，为女性发声，为女性的地位改变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