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仙图（彩墨写生，23岁作）
    
    净心（隶书，52岁作）
    
    古榕（钢笔写生，23岁作）
    
    朝颜（彩墨，20岁作）
    小时候，最令我快乐的事是画画。我4岁左右开始画画写字，无师自通。从小到大，所作字画无数，自己存下的却有数。
    最早我用粉笔或滑石在地上涂鸦，引得大人们称奇说：画什么像什么。稍后用毛笔描摹《三国演义》《岳飞传》之类小人书上的古装人物，不到七八岁就积攒了上百幅。后来在先祖父劫后仅存的藏书中发现了一册胡佩衡著《山水入门》和几本字帖，于是开始照着书帖自学书画。书法专攻汉隶《曹全碑》。后来又设法购买或借阅各种讲绘画技法的书，先后得到《怎样画速写》《水彩画技法研究》《花鸟画技法》《怎样画蔬果草虫》等。凡此种种，都认认真真照本研习过一番。
    小学五年级起，正式师从西安美术学院退休教授陈瑶生学国画。先师教学，遵循传统方法，即每隔一段时间，当场示范，画一两幅课徒稿，让我带回家去临摹。开始画梅花，后来专习墨竹。据先师言，花鸟画基本功梅兰竹菊“四君子”中，以画竹为最难，他老人家曾专研5年。据时人评论，先生晚年的墨竹炉火纯青，有“神品”之誉。我虽年少气躁，不满足于单调重复的临摹，但也暗下决心，要把先师的绝技学到手。然而不幸的是，我学了不到5年，先师即于1979年弃我而去了。从此，我又回到了以自修为主的状态，除坚持研习所学外，还一度尝试过指头书画和篆刻，我书画上的用印都是自己刻的。
    刚上初中不久，学校举办全校书法展览，作品都贴在办公楼外墙上，我写的一幅隶书当天就不翼而飞，留下完整揭取后的空白。1980年，我画的一幅鸳鸯戏水图被选送日本奈良和京都，参加在那里举办的西安市中小学生书画展。不过，事后那幅上过电视的画再也没回到我手中。后来，我更多作品被选送赴日本展出，都是有去无回。很久以后，听一位老同学说，他在中学美术老师家里看到过不少他保存的我的画。
    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后不久，我就加入了刚成立的学生美术社。美术社不定期请在京画家来做指导，并在三角地宣传栏里展出社员作品。往往展出一结束，展品就被同学或老师索去了。后来，我送展的画干脆不翼而飞了。
    本科最后一年，我应邀参加了日本神户举办的世界大学生绘画展。参展作品是指头画竹石图，题为《风中成长》。数月后画展结束，神户市政府把托裱得平平展展、用双层木板夹护着的拙作连同画展广告及全部参展作品图录各两份通过航空托运寄还给了我。在来自37个国家的550幅作品中，只有7幅来自中国，而拙作是其中惟一的中国画。这也是我送展作品中少有的归赵完璧之一。
    读研究生期间，我较多参加书法社的活动，但偶尔仍画画。有一次办展览，我提交了一幅作品：画面右上角用淡墨简笔画法写一夏装女孩一手拢披散的长发、一手端洗脸盆的逆光背影，身影斜曳，其下是大段留白，左下角是与人物大小相当的隶书画题《黄昏》及款印。这幅作品画的是当时北大校园内晚饭后澡堂附近常见的一道风景，故而见者无不会心叹赏，以至于多年后仍津津乐道。可惜这幅在题材和技法上都不乏创意的得意之作，后来因托人装裱而遗失了。
    1990年博士毕业留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后，我就很少动笔了。有人屡次找我征集作品参加职工书画展，我都以久不动笔、没有新作而又对旧作不满为由婉拒了。200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院里举办职工书画摄影展，我不得已送交了临时急就的一幅小篆斗方和一幅墨梅。然而展览结束后，墨梅图竟不知去向，主办者也声称不知何故。
    除了参展丢失的书画，还有更多应酬之作流散于他人之手，或早已湮灭无存了。总之，我于书画，始终是个纯粹的业余爱好者，迄今无所成就。作品丢失不可惜，技艺丢失才可惜。也许退休之后，闲极无聊之余，我会再拾画笔，重温荒疏已久的书道画艺，在世上多留一些无论美丑的造作痕迹吧。